■本报记者 李婷

    位于今新疆拜城、库车一带的龟兹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我国四大石窟。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西端最重要的石窟群，龟兹石窟具有无可代替的重大价值。然而，由于上百年来战乱与文物盗窃等多次劫掠，许多壁画惨遭割取，所有可移动文物荡然无存，给石窟的整体研究工作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近年来，沪上出版单位主动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对接，收集散落世界各地的相关文献、艺术品资料，让石窟艺术真迹回归国人视野。

    重现丝绸之路中国段重要石窟群昔日风采

    季羡林曾说，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处唯有中国的敦煌与新疆地区。错落分布于新疆天山南麓的龟兹石窟，见证了西域历史文化的多元融汇。其洞窟总计600余个，规模堪与阿富汗巴米扬媲美，是世界级大型石窟群之一，也是我国地理位置最西、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大型石窟群。

    作为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对中国佛教石窟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目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佛教故事，还有大量表现世俗生活、民间习俗的画面。比如，第38号窟被称为“音乐窟”，窟内左右壁的《天宫伎乐图》是集龟兹乐舞艺术之大成的一幅代表性壁画。伎乐图每组两人，一男一女，肤色一棕一白，或左舞璎珞，右击掌；或左弹阮咸，右吹排箫;或左托花盘，右弹箜篌；或左击答腊鼓，右吹横笛。据学者统计，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乐器达18种，包括了印度、波斯、中原和龟兹本地系统的乐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掀起了深入西域的探险热潮，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探险队先后到克孜尔石窟进行探险。所到者或多或少都从这里劫掠了壁画、彩塑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的壁画最多，揭取面积近500平方米，其次是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散藏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内以及私人手中。

    经过20年艰苦努力，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收集到海外八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470余幅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并对这些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与洞窟内揭取痕迹进行反复核对与测量，将揭取壁画的洞窟和壁面进行三维立体扫描，使大部分壁画找到了其所出洞窟及被切割的位置。

    上海书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影像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及研究方式，以图片形式系统呈现了这一重大成果，较为完整地还原了洞窟及壁画原貌。书中，每一幅壁画都配有相应的故事和学术信息。以一幅说法图为例，上面详细标注出它的尺寸和所绘内容，并注明原本的位置为第14窟主室右侧壁，现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第一次全面公布俄藏龟兹艺术品

    除了壁画外，龟兹石窟的可移动文物，如小型雕塑、木板画、工艺品、钱币、印章等也有大量流失海外。仅以俄罗斯为例，1906年至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探险队在库车地区，即原龟兹地域，考察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等石窟，揭取壁画，收集梵文写本，并对壁画进行摹写和摄影。1909年至1910年，奥登堡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探险队也调查了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不多，更缺乏系统的考古整理报告。

    上海古籍出版社日前出版的《俄藏龟兹艺术品》，是这批原始材料的第一次全面公布。该书收录文物图版262件，主要内容为1905年俄罗斯别列佐夫斯基考察队、1909年奥登堡考察队在新疆库车探险考察所获壁画、雕塑、工艺品等等。该书不仅详细标注了文物的尺寸等信息，还对其内容和年代进行了考定，并与相关海内外文物加以对比研究。书中公布的考察队的笔记、考察临摹图和探险队照片等资料，对于丝绸之路和新疆的考古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据透露，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开始，便与俄罗斯相关机构开展了全面合作，除出版总约40册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外，还完成了《俄藏敦煌艺术品》（1-6册）、《俄藏黑水城艺术品》（1—2册）、《俄藏锡克沁艺术品》的合作，此次的《俄藏龟兹艺术品》是收官之作。业界专家指出，这些资料的出版不仅能够推动国内乃至世界对龟兹文化艺术的研究，对于了解和传播我国丝路历史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