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笛安（青年作家）  采访 许旸（文汇报记者）

    她是125万微博粉丝口中的“美笛”“美老师”，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是国内青春文学的亮眼之作；前不久她摘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凭新作《景恒街》成为最年轻得主。

    80后作家笛安，依然着迷于写爱情，写欲望，写不甘心，只是这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却又分外幽微的都市人心，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融入办公室政治与爱情的情节，对一夜成名的综艺偶像、粉丝经济、App开发推广等“热搜词汇”信手拈来，勾勒了大城市打拼浮沉一族的群像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黄平曾说：“今天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史。笛安由青春文学出发，现在正走在城市文学的路上。”耐人寻味的是，《景恒街》的故事剧情并不新鲜，普遍人性自古及今并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是环境裂变。笛安的挑战或许在于，对一个新兴都市、新兴行业、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生态环境的描摹，毕竟身处欲望经济的时代，创业图景已迥异于梁生宝时代，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资本与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虚拟经济，人们直接面对符号与数字。

    从虚构的“龙城”，步入真实世界CBD附近的景恒街，青年作家如何精准书写“城市乡愁”？紧贴着当下现实的创作，风光与风险何在？文汇报记者专访了作家笛安。

    文汇报：《景恒街》以大都市国贸CBD一条小道命名，最初名字是《金镶欲》，改定的书名倒透着股中立的疏离感，是怎么考虑的？

    笛安：后来实在想不出其他名字，编辑帮我敲定了。《景恒街》发生在北京，关于两个不完美的人的爱情故事。在大都市里，“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你究竟是芸芸众生，还是“被选中的那个人”？读者或许能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辨出自己的影子。

    文汇报：《景恒街》自带话题体质，前不久一次青年批评家论坛上，这部小说是现场提及频率最高的，并引发两极评价，差点吵起来。有声音认为《景恒街》的突破在于提供了新的都市书写，但有人不满意小说里偏“狗血”的剧情。

    笛安：我能理解不同出发点的阅读感受，我在北京待了八年，每一天都能切肤感觉到这座城市某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太多渴望改变人生的年轻人在这里，带着体温的渴望聚集成型，让城市沾染上某种喧闹和激情；可夜深时，人群散去时，整座城市很多角落弥漫深藏着的寂静。没有人计较一个怀抱热切盼望的年轻人来自何处，正因如此，大家都不在乎来历，反而达成了一种默契。这个城市或许不属于任何人，只是无数人的努力塑造了这座城市。

    文汇报：看小说的目录章节——天使、A轮、B轮、ending；风投公司、粉丝产业、上门美甲、游戏设计等当下新颖的热门产业，连缀起书中城市新人类的活动轨迹。贴着当下写，很不容易，甚至是“冒风险”的，很大可能面临来自读者“这写得不像”的指责。

    笛安：小说创作过程中，我把文字稿发给了信赖的两个朋友，请他们帮我把关，不要出现逻辑或事实上的谬误。读者对小说接近真实的要求是对的。虚构的迷人之处在于，小说家要把不懂的事写得看起来我很懂，有能力让一些不太可信的事变得真实可感，这是常年业务能力的训练范畴。

    五年前写《南方有令秧》，是历史题材，当时我觉得很难。但现在想想，比起写历史，现实主义题材的难度大得多。文学离不开新鲜事物的刺激，它依靠敏锐鲜活的感知能力，依赖一种贴紧时代，但又是模模糊糊的艺术感觉，我希望能把大多数人对时代的认知活泼表达出来。可能我做得还不够好，有一点遗憾。

    文汇报：《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景恒街》充满了无数属于当代都市更属于人的元素，这部小说显然不是那种以笨拙显厚重，对都市之光的乐于采撷使文本处处散发着表达的亲近感，你怎么看对城市题材的捕捉书写？

    笛安：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等艺术载体，能够提供给受众这种独属于“都市”情怀的优质表达，实在是少得可怜。在我看来，一些作品有个通病——公司生活、商战环境云里雾里，清晰度不够，城市更多只是“壳子”，其中伦理仍停留在非常传统乃至保守的阶段，接近农耕时代。哪怕这些白领套着看似精致精英的光环，骨子里还是讲那些“婆婆媳妇小姑”的事。

    《景恒街》无法移植在其他地方，这部小说是独属于当下中国大城市的，里面的男女主角在其他小地方是看不到的，他们远离家乡小镇，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带着强烈的都市感。

    文汇报：你理解的都市精神特质或气场是什么样的？

    笛安：至少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自由度，有更多可能性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但同时又要承担选择的代价和反噬的力量。这种孤独是大都市文明才能催生出的，但那种所谓快节奏与人际冷漠是千篇一律的托词，这孤独真正植根于每个人在现代文明中急于成为“自我”的愿望。每个人能体会某种类似漂浮在海面上的幽静与暖意，又能在这样的孤独中深刻抚慰自己。城市不是纸醉金迷，繁华热闹只是表象的一种，你尽管去拿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城市对人也有磨损和幻灭的部分。

    “城市”已经成为太多人生里无法绕过去的所在。至少在我内心深处，我永远是属于一个工业城市的。都市书写是向一种归属感致敬——人们共享着异乡人这个角色，其实是怀揣着隐喻的一片拼图，久而久之，身上带着其它拼图碎片的人都还在这儿，所以我也舍不得离开。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文汇报：这次写成年人的爱情，你觉得和以往的爱情有何不同？

    笛安：灵境说  “这是坏人的逻辑”，关景恒答“但这个坏人爱你”，这是一段写起来我特别心酸的画面。或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当一个人跨入成年人的世界，固然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景色，但也意味着更多诱惑与责任，与硬核的生活正面相遇，做出选择。只能承受、坚持，然后熬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景恒街》写的是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当成功和爱情上升为类似图腾的高度时，执念可能就来了，我们就会被这个念头束缚，以它为中心去生活。

    文汇报：写作十几年来，如今的心理诉求和最初有什么不同？

    笛安：我现在自己都看不了“龙城三部曲”那种特别外露的情绪，一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越过一个坎儿，就是你不能只写你自己，必须要学会写别人，这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表达自己，而应该要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被肯定、被承认，有掌声当然好，很庆幸现在的我已经跨过让别人承认的执念。

    《西决》后，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写小说对我来说不再是百分百愉悦的事。我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审美在进步、能力在停滞的时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管怎样，写活一个人物比表达观念更加深刻。文学创作一定有一种比传达价值观更强大的力量在，最好能构筑出一个无限阐释的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阐释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