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我在黄月华那里听过的老人被骗的故事，大概能拼个“都市传奇”小集子。

    黄月华是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一个名叫“银发盾牌”的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专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018年12月我坐进她办公室，这回她眉飞色舞地讲了几个“剧情反转”的案子，可以说是非常解气了。

    “我保留了证据，不要打草惊蛇”

    先是有个80多岁的老人，跟他弟弟借钱，说是拿去投资，每月给弟弟分红。哥哥打个借条，约定多久还钱，到了时间却还不上，还说再借一点儿。弟弟也是80出头的人，看当月分红到账，信了哥哥，又拿出一笔。好，上张欠条作废，更新额度，再来一张。这样一轮滚一轮，等弟弟找到银发盾牌时，已经滚到100多万。几个做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志愿者一看，根本是胡乱写写忽悠人的白条嘛。

    弟弟悠悠地掏出前面七八张作废的欠条，“我保留了证据”。他说，他跟志愿者接触是瞒着哥哥的，“不能打草惊蛇”。志愿者不禁在心里击节叫好，指导他，你继续跟哥哥玩下去，下次注意，让他把借据写规范，该有的要件补上。老先生如此这般照做，耐心集齐证据，转头把哥哥告上法庭，要回了所有的钱。

    那年弟弟初次上门的时候，其实刚被医院“判了死刑”，癌症，余寿一年。两年多过去，他越战越勇，精神状态反倒比过去还好。他在这桩亲情官司里走了一遭，整个人都充满了“法律卫士”气概，天天找机会在社区做普法宣传，成了“银发盾牌”的活招牌和编外志愿者。

    “我们社区的老头老太厉害，知法懂法，会用法律保护自己，”黄月华掐指一数，这两年的“反转故事”不少，“我能给你讲三天三夜”。

    算不出效用但又很重要的事

    老年人从哪学了这么多“防身术”，其实黄月华也说不清。的确，普法宣传的成效很难精准量化，社区志愿者更多是凭感受估量自己的服务价值，他们相信，“广撒网”式的社区服务，总会在某些角落有所收获。

    这让我想起今年上海养老领域的一些热门词汇，其中涉及不少“暂时算不出效用”但又很重要的事，比如认知症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非正式照料支持系统研究——大多数人听到这种名词，根本没法在脑海中调出对应的形象或画面——它们是所谓的“系统”，并且往往针对一些过去忽视的老龄社会问题。

    认知症社会支持体系，关心的是所有认知症或者说失智症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国家卫生部门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群的认知症发病率高达5.56%。认知症病程在5年到20年左右，只要有一人不幸患病，那个家庭就得承受极其沉重的负担。绝大多数认知症无法治愈，最理想的状态不过是通过各种手段减缓病程进展，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前期宣导、早期筛查、专业诊断，诊断后的家庭支持、非药物干预、照护机构入住等等。认知症社会支持体系想要培育一种整体环境，或者说“生态”，确保认知症防治的每个环节都有服务资源，确保认知症家庭能便捷地获取任一环节的资源，并且能随病程变更在不同环节之间顺畅过渡。

    市民政局今年在全市建设了1000张认知症床位；长宁区今年率先尝试开展认知症社区筛查；有些街镇提出建设“认知症友好社区”，比如普陀区长寿街道、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长宁区虹桥街道，他们都想在街道辖区先探索出认知症服务的“小闭环”，以便能为工程浩大的整体社会体系贡献经验。

    重新认识那个“天然养老系统”

    “非正式照料支持体系”比认知症社会支持体系更抽象，养老服务从业者目前还没法给“非正式照料”一个明确的定义。用比较通俗但不精准的描述，我们熟悉的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等养老服务，是通过专业有序的组织提供的“正式服务”，它们有严密的实施规范和操作标准，“非正式照料”则是指家庭、邻里、志愿者等等提供的为老服务，它们随时、随机发生，像呼吸一样自然，也没有统一的操作手册。

    有位关注这个问题的民政干部告诉我，上海养老发展到今天，正式照料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希望社会回过头去关注非正式照料——传统社会的养老基本都属于非正式照料，比如子女照料父母，老年夫妻彼此照料等。在今天，非正式照料的体量远远大于正式照料，它是不可替代的，但比起过去的熟人社会，非正式照料的功能正在弱化，要想办法让那些提供非正式照料的个体、群体和机构更有动力、更有能力。

    其实，现有的不少养老服务品牌都可纳入“非正式照料”范畴，比如低龄老人、高龄老人结对互助的“老伙伴计划”，帮助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者提升技术的“护老者培训”，让老年人的家庭护理者短暂休息的“喘息式服务”等等。但非正式照料支持体系想要建构的是更大的生态圈，这同样是一项战线悠长、投入巨大又无法在短期内算出效用的工作。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叶辰亮 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