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廷虎
2018年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著名语文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倪海曙先生诞生100周年、逝世30周年。一提起倪先生，40年前的一个镜头立即浮现眼前。那是1977年陈望道先生逝世后数月，我们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全体成员编定了《陈望道语文论集》，请倪先生从北京来沪审稿，并帮助我们筹划、编辑《陈望道文集》三卷本，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师兄，1938年即听望道先生的课，与望道先生交往密切，又是语言研究室早期成员。记得那天他一进门即快步赶到望道先生灵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就久久、久久地站立着。我当时正好站在他高大身躯的后侧，偷眼望去，只见他背部不断抽搐，虽然强制着长时间未曾出声，但悲痛之情已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画面已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挥之不去。数年后我又收到他写的《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以下简称《春风》），
这虽是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却满载着他40年对陈望道先生（以下遵照书中习惯，简称“先生”）深厚的尊师、爱师、谢师之情。我一直将其放置案头，时常翻阅。最近又反复读了几遍，感动之余写出以下文字。
对“先生”德行的彰显力透纸背
唐代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春风》是通过对“先生”教学、科研的深入叙述，来充分彰显“先生”的道德文章的。“先生教课非常认真。”“晚上有课，白天就不再做别的事情。”“先生讲课，不但概括性强，而且条理清楚……简练朴实的语言中，含蓄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发人深省。听他一次课，总可以思索几天，很有味道。先生是方法论专家，精通因明学、逻辑学和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运用得熟练极了。先生讲《中国语文概论》，开头也先讲方法。”“他总是用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
《春风》还专节描绘“请先生看稿、改文章和听他讲文章。”他改毕文章，“一般都要讲一讲原稿的优缺点和修改的理由……听先生‘讲文章’，也等于上活的文法修辞课，而且所得不限于写作。”“先生讲给我修改的文章，也讲给别人修改的文章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他讲自己的文章，目的在说明他的观点；讲别人的文章，目的在帮助我领会别人的观点。有时也讲文字的用法、技巧。”“对于他的修改，我的印象深极了，得益也大极了。先生给我改了文章，有一次还亲自送还给我，那天我不在家，里弄里有个地方在修阴沟，他一不小心，踩进沟里，摔了一跤。事后家里告诉我，我非常不安，也极为感动。”“他极能发现别人的长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的各家文章，先生几乎每一篇都给我讲解过，包括他自己的。”
通过倪先生的生动描述，一位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德艺双馨的良师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先生”与众不同之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讲课时已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讲课自然而然地传授给学生。例如强调所有语文问题的探讨都要结合语文改革的实践，同时主张要有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等等。“先生”早在“五四”前便心系祖国命运而东渡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又翻译出版了全国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后坚持终身学习，所以在教学时能自然而然地熟练运用。这不但在建国前少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放在现在，也完全符合党中央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先生”在几十年前已自觉地以此为己任了，这是多么可贵！
《春风》还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先生”一生对文法研究的痴迷。多年以来，“先生”一有机会就对倪先生谈他的文法研究。例如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沦陷，“先生”不得不撤退到后方，“他从后方来的几封信，没有一封不谈文法革新。”信中分别讲述了他遇到王力、吕叔湘、李方桂、叶圣陶先生时，他们“对文法革新讨论的意见。”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回上海，见面时“谈的也依旧是中国文法革新。”
最风趣的是倪先生对他婚宴时的记载：“我结婚吃饭，也吃得十分特别，从头到底先生都谈文法，大家也跟着谈，不像吃什么喜酒，倒像开座谈会。我正襟危坐，默默听着，与其说在做新郎，不如说在上课。这顿饭可以称作‘文法午餐会’，很别致。我的小姨也在座，她是个纱厂职工，后来常常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这说明最讲究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先生”，因为与倪先生特殊的、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竟然忘情地打破常规。这反倒成为“先生”与倪先生有着与一般学生“不一样”关系最好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对学术研究是何等的入迷和执着！
参观过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人都知道，“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法律，拿的是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为什么转而搞语文？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爆发，文言文已远远跟不上时代要求，白话文刚刚起步，学生一般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种句式，迫切需要有人对白话文运动作有力的推动。《春风》引用“先生”的话深刻地指出：“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先生”还特别揭示了语文运动与文化史的关系，指出：“语文运动是我们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有鉴于此，他刚回国，就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参加提倡白话文、改革语文教育等活动。后来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从事了一辈子语文学术研究，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改革运动。”他研究语文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
以上只是列举了《春风》突显“先生”德行的一部分。未能列出的还有很多，再举一例：“1939年下半年，敌伪势力开始渗入租界”，“在魔影笼罩下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用‘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负责举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展出时间十天。”对此事例，陈光磊、陈振新的《陈望道画传》恰巧也有记载：“十天时间的展期中，社会关注，观众踊跃……充分显示了上海各界人士团结、爱国的精神和力量。在这样的时候举行这样的展览，就是对大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大家即使沦陷于日寇，也绝不能忘记祖国的语言文字！”这都是对“先生”卓越胆识和良苦用心的恰当评论。
多年来，我看过许多纪念“先生”的论著，但鲜见如《春风》这样能对“先生”的德行作如此全面、系统的彰显的。尽管作者与“先生”交往的时间长，如果没有过人的识见，也不可能做到。作者挑选成语“春风夏雨”作为书名，已经透露了其中信息。这一成语说的是：春风和煦，夏雨滋润，足以养育万物，常用以比喻给人教益和帮助。它典出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春风》突显“先生”高尚道德的目的，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其实了解倪先生为人者均知，倪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语文改革事业。他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文改万岁！”吕叔湘先生在《倪海曙语文论集》“序”里就深情地评价说：“他，倪海曙，是以殉道者的精神做他的工作的。”由此可见，《春风》对“先生”德行的彰显能力透纸背，乃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991年“先生”100周年诞辰时，文化界多位权威人士题辞给予高度评价。如胡乔木同志称他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夏征农同志称他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叶籁士先生称赞他是“我国各项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吕叔湘先生赞扬他“德高学富，功业长存”。早在1982年，倪先生在《春风》中已称“先生”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可见倪先生的观点与上述权威人士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三新”、“三勤”的启示
《春风》深刻概括了“先生”“做研究工作时的特点”，这就是“三新”和“三勤”。“三新”指的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新’；“三勤”指的是“收集材料、做笔记、思考的‘勤’”。
先看“三新”：这里的“立场”，更多指的是学术上的“立场”，如学术流派的立场。例如《春风》举到“先生”抗战中流亡到后方时的一封来信说到：语言学家“李方桂……的立场几与我完全一致，也是属于功能派”。我们知道，“先生”一辈子都是文法学中的“功能派”。至于“观点”，书中经常说：“先生总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例如对于拉丁化新文字，他总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汉字的一种发展形态”。用他的话来说，“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是中国语文进步的结果”，“是汉文汉字生来的一个小孩子”。又如“先生”主张用认识论的观点来做研究，指出：“认识的发展，常常是‘驼子下棺材’（这是他常用的一句歇后语），一头着实了，一头翘起来了。”指的是认识要循序渐进，反复斟酌。至于“方法”，如前所说，“先生”一辈子善于应用辩证法。
再看“三勤”。“收集材料勤”：《春风》列举“先生”常到回收废纸的废品店里去翻阅旧资料。为了研究拉丁化新文字，有一次从废品店的烂纸堆里找到光绪年间湖北官书店原版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非常高兴。这仅为一例。“做笔记勤”，如“先生的书有的比原书厚一倍多，多出的部分就是他的笔记。他把原书拆开了，把笔记插入各章、各节、各页，再装订切齐。”“思考勤”指的是“先生”善于多思考，思考后再干，“常有新的资料，新的观点发现。”
“三新”、“三勤”是倪先生经过多年观察，对“先生”治学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如能认真学习，终生受用无穷。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已成为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准绳。后来我对博士生讲课时，把“三新”发展为“四新”，即观点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新。至于“三勤”，我体会是“三新”的保证，它与“三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勤搜语料的基础上，我也养成了天亮时思考学术问题的习惯。有时新观点、新思路也会瞬间到来，这显然是多思的结果。我对倪先生的高度概括一直心存感激，铭记心间。
刻骨铭心谢师恩
《春风》记载了倪先生为谢师恩所做的三件事。一是建国初他即组织力量为“先生”编了一部30多万字的《陈望道语文论集》，事先未与先生商量。交出后，“看他那么忙，不好多催”，想不到“一直压到他去世”，“语言研究室的同志才从遗物中找了出来”。二是“先生”逝世后他专程赶到上海，审读语言研究室人员（均为“先生”的学生）编的《陈望道语文论集》。住在招待所两个多月，足不出户，“不时还做些笔记，等于重新听先生讲课，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中，真有‘不知肉味’之感”。他“边审读，边回忆，边思索。有时仰天大笑，有时热泪盈眶，有时掷笔沉思”。字里行间，充满着尊师、爱师、谢师的深厚感情。三是“先生”逝世五周年时，他赶写了这本由32小节组成的回忆录，集中彰显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生高尚的人品、光辉的业绩。这是倪先生用心血含泪写成的一部生动的尊师、爱师、谢师的教科书！几十年来，我常常被“竭力忍住眼泪”、“热泪盈眶”、“抹干纵横的泪痕”等所深深感动！男儿有泪不轻弹！书中为感师恩而流了热泪的不同句式竟高达六次！漫漫40年，说不尽刻骨铭心的师恩尽收笔底！每有懈怠，翻阅此书，就能从中汲取到强大的力量，督促我思考：我也是“先生”的学生，听过“先生”讲文法、修辞多年，应该怎样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陈望道学术思想，为“先生”多做一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