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
前一阵，罗岗教授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樽本照雄的 《林纾冤案事件簿》。一方面是罗教授固然刷圈频率高，但信用在，另一方面也相信日本学者在资料考据方面的功夫，于是立刻去找了来看，还真是有了不少收获。
林纾在中国做翻译史的学者眼中，是文学翻译的开端，自然不能略过。但因为某种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的原因，他不像其他的开端人物那样，可以安然被所有后来者膜拜。例如我们这一代，除了少数专攻林纾翻译研究的学者，对于林纾的态度基本继承了钱锺书的判断，虽然承认“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但的确“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关键在于林纾不通任何一门外文。或者，这个判断也可以倒过来——钱锺书对林纾的“论”，也的确是倒过来说更为准确一些——即尽管从现在对于“翻译”的狭义判断而言，林译已经不再能够作为翻译的范式，但在翻译所起的“诱”的作用方面，林纾仍然不失其价值。
更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翻译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道路，早已进了“直译”时代，译界之外的文学读者对于译者的强烈指责之一是“中文不够好”，这时林纾反倒成了翻译 “忠”与 “美”的矛盾中，后者更为重要的人证。
所以，若从翻译史的角度来说，林纾的身上并不背负 “冤案”。最多也只是在指责他“化”得太多，竟至成了“讹”的同时，忘记了对于底本的考察，原文译文对照之下的指责有失客观而已。而况钱锺书先生从《说文解字》讲到南唐对于“小学”的释义，强调“‘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联、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在评论林译时，并没有过于苛责林纾。
但是《林纾冤案事件簿》着重讲述的却是另一起并不为人所知的“冤案”。对于这桩“冤案”，大多数做翻译的人大约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却并不以为其中真的包含一个多么大的事件，大约是这个事件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缘故。据 《事件簿》追溯，林纾代表的是“古”的一方，站在其对面的“今”方的代表，一线的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稍微温和一点、但也同样卷入的还有胡适、周作人、鲁迅，甚至是郑振铎，以一封虚构的读者来信，在《新青年》上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展开了论争，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在当时未能引起太多重视的文学主张。因为林纾的名声，也因为他对古文的温和的维护，他被选成了目标。
这个事件，最终当然还是要关乎翻译的，因为刘半农们对林纾的指责，不能单纯地从新语言、新文学的“立”入手，而是要指出作为靶心人物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不当，从而彻底摧毁其主张。所以，这个事件带出了另一桩真正的，作为翻译人的林纾的 “冤案”，亦即惯常对林译的批评。批评之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林纾竟然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译成小说，彻底改头换面。这一冤案涉及翻译史研究，的确，樽本照雄举出的学术研究著作，都沿用了刘半农、胡适，甚至是郑振铎早先的定论，认为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小说，是对原文大大的不尊重。不过樽本照雄轻易推翻了这一说法，指出无论是《吟边燕语》与莎士比亚之间，还是《梅孽》与易卜生的《群鬼》之间，都隔着一个他人的改写本。简单地说，就是林译的底本不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底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林纾作为个体译者的问题，更是那个时代的译者共有的问题。一则时间紧迫，考究起版本来，实在等不起；另则世界文学之间的沟通，在那个时代，通过中介版本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事件簿》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却也只能到此为止。其他对于林译的指责——与其说是指责，毋宁说是定性——比如增删，比如文言体，比如在底本的选择方面并非出于熟通西方文学史的专业选择等等，是很难“洗白”的。林纾不通外文，与他人合作的翻译方法，固然在翻译的早期有其价值，但早已不再是今天的翻译环境能够认可的方式。可能樽本照雄不知道的是，今天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者更是将林纾当作一个特例来看待。对于其价值的认定，并不依据今日之翻译伦理来一一考量。反过来，想要依据今日之翻译伦理，为林纾的翻译一一“洗冤”，恐怕也是行不通的。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并没有走得太远，基本只到底本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底本的忽略毫无疑问是林译评论者的短板。
不过说到底，“洗冤录”之类的东西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真相”的好奇心。樽本照雄翻出一百年前的文学“冤案”，照到了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的角落。只是历史并不在乎细节的真相，这恐怕就是历史的宽容，或者说历史的幽默吧。我想起十年前自己译过的《多米尼克·奥利传》，传主是个法国的翻译家和小说家，1950年代匿名写过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情色小说，之所以能在严肃的文学研究者笔下成为传主，是因为她身后是法国二战后整个儿的文学世界，充满了暧昧、阴谋和斗智斗勇。我译得也是激情澎湃，逢人必说。可有一天，法国的一位当代文学的教授听完我的描述之后，一脸茫然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在乎吗？
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在乎吗？这是我合上《事件簿》之后，唯一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温和地维护着古文，主张“孔孟不可废”，以至于被安排在旧文学象征地位上的林纾，却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所译的外国小说，掀开了新文学的一页。我倒是相信，林纾以译者的身份走到历史前台，既是他的“冤”，或许也是他的幸运。
（作者为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