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扬

    无论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文学史，还是象征民间狂欢的网络，似乎都对青春文学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定义。所能寥寥概括的就是，青春文学往往是以身处现场的姿态，用有别于传统话语体系的青年叙事，展现与常人、常理、常态、常情的断裂。虽然我们深知，青春文学的大多数作者，都是“为市场而创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被大而化之贴上“流行性”标签的青春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分野在了“严肃文学”之外。

    如果对青春文学和青春文学作者的认识可以更加宽泛一些，并且路内本人也不再吐槽“青春小说是个侮辱性的用词”，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纳入这个范畴，进行一番讨论。相比较为路内赢来巨大声誉的纯文学小说《慈悲》，《十七岁的轻骑兵》肯定不算是改头换面、另行一道；除了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交集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路内一以贯之的沉潜内敛和与众不同，拓宽了青春文学的表现疆域。

    青春期的迷惘惆怅，应该算得上是青春文学最具代表意义的情感特征。在绝大多数青春小说里，这种迷惘惆怅发端于特定年龄阶段，毫无由头地潜藏在内心深处且无法排释，最终只能像郭敬明的《夏至未至》那样，用类似于“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爱”这样的话，来试图为无厘头的情绪生发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落脚点。而在以“路小路”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特别是在这本可以被看作是“追随三部曲”前传的《十七岁的轻骑兵》里，路内为这种“最青春”的情绪溯到了一个更为扎实稳固的源头，那就是戴城的工业衰败和特定时期的社会转型，直接刺激了路小路和他的伙伴们的情绪变更。就好比《为那污秽凄苦的时光》中的大飞和明明，他们的爱情失利，表面上是所谓的志不同不与之为谋，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光鲜和物质对年轻人的思维启蒙，以及由此引发的彼此不相适应的认知观念和金钱供需；而在《赏金猎手之爱》中，路内写花裤子向傻彪和丹丹求情，不要出去领赏金时，“眼睛既没有看着丹丹也没有看着傻彪”，而是“望着废弃仓库的顶棚，那里正落下雨来”，路内的寥寥一笔，所要渲染的当然不只是花裤子抬头45°角时的忧伤气质，更是为了于不经意处勾勒出戴城的另外一番图景：城市的天空已经被烟囱和厂棚遮蔽了，当目光所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工业遗迹时，日夜游走于其下的青春期少年，又怎会不深受其浸润和导引。戴城的原型，被普遍认为就是路内的故乡苏州。在文学史上，苏州的“出镜率”一直相对高频，陆文夫、苏童、范小青、戴来等知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用作品展现出苏州独一无二的江南文化气质和市井世俗气息。而路内则破天荒地把苯酚等刺激性气味引入到“苏州”名下，展现出苏州突破习惯认知之外的另一面，“逃离戴城”也成为继苏童“逃离枫杨树乡村”之后，建构在苏州版图上的对“逃离”的又一新的诠释。

    青春小说有青春小说的叙事惯性，比如，情节背景一般都会被安置在或是光鲜亮丽的聚光灯下，或是昏暗幽闭的小黑屋中，前者是外在生活优渥的折射，后者是内心情感孤僻的烛照。而路内的《十七岁的轻骑兵》则完全走了一套相反的“正能量”路数，路小路、大飞、花裤子等一群小伙伴，生活在乌烟瘴气、正处于旧工业快速发展时期的戴城底层，整日和歌舞厅、麻将桌、群殴骂战的嘈杂声为伍，但内在里，这帮玩世不恭、“招摇过市”的少年，却也有着最为澄澈明亮的内心。这种澄澈明亮，既体现在他们对待青涩爱情的态度上，更体现在扎根于内心的悲悯、同情等情感上。比如，在《驮一个女孩去莫镇》中，当所有人都认为半夜骑车27公里，送一个住在“埋葬死人的小镇”的女孩回家“不吉利”的时候，路小路却站了出来，只因为女孩的妈妈生病了，她今夜必须回家；又比如在《十七岁送姐姐出门》这部可以堪称短篇版的《少年巴比伦》中，奚志常冒死拦下去沪上送货的卡车，只为了帮助所爱的女孩早日实现梦想，顺利逃离戴城前往美国，哪怕以后她再也不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路内表示，《十七岁的轻骑兵》很可能就是“路小路系列”的收官之作。除了上一部作品《慈悲》，过去十多年，路内的创作精力基本上都集中在路小路和他的工厂青春上，当工厂遗迹已经被铲平，小镇青年也都已经长大，路内用《十七岁的轻骑兵》这部“写了八年”的短篇小说集，为“路小路系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我们和路小路挥手作别，虽然不愿承认但也无可回避，我们也正在向一段一去不返的青春记忆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