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做客“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二期，主讲《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8）收听。
本版摄影 周文强
嘉宾主讲
全世界都关注这次G20“习特会”，原因在于这次会晤的重头戏是谈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各方专家之前的预测不外乎三种：A是好的结果，双方谈判取得突破。B是坏的结果，会谈失败，摩擦升级。C是不好不坏的结果，就是摩擦暂缓，双方坐下来再继续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C。尽管中美双方说法有所不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事态发展的前景，还是ABC三种可能。我倾向于C的可能，就是说很难回到以往的状态，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或脱钩，而是在竞争合作摩擦中曲折发展。这是因为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建立在极大的互补性基础上，以合作为主导的相对纯粹的经贸关系，战略竞争的维度已成为中美双方经营经贸关系的重要考虑。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整个中美关系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关系格局。
历史性转变中，中美进入新关系格局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格局演变向度来考察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大脉络。
“关系格局”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空）下，中美两国之间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构成和基本战略态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结构相近，增加了关系形态的作用。
中美关系格局，包括三方面的含义：权力结构、关系形态和各自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它又是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的合成。基辛格最近讲话提到新范式问题，但没有说其具体含义。无论怎样，新的关系格局已经显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发展。
一个“大”字了得，中国地位的历史回归
中美关系是“大关系”。超过一般叫大，包括体积、数量、力量、规模、程度等；超过很多我们叫超大。就国家而言，如占据的地理空间，比如说领土大，资源多，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GDP大。当然中国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放在大里面，还可以作软硬实力的区分。上述的这些大，就会产生超过一般的力量或能量，也就是英语所用的power。能量大，你的包容力就会大，这就关系到民族心态；还有就是它的潜力，它的承受力，它的地缘战略回旋空间。承受力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国在很穷很弱的时候还有很强的承受力，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就是一例。所以GDP总量大的重要性与人均GDP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国家之间真正要进入较量之时，更重要的是你的总量。
中美关系除了大，还有不同。“大而不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基础及主要特征。中美之间的不同包含“差”与“异”。前者指的是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或者讲现代化程度的差距；后者指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
近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前者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而后者的差别则是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大而不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
当今，中美两国GDP的总量，占到世界的1/3，今后可能进一步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外溢效应，也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就是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大关系的分量和意义。
一个“变”字了得，中美关系今非昔比
中美关系回归大关系更加完整的内涵和外延，主要是中国崛起带来了中美关系结构与关系形态的重大变化。这是历史的发展，也是历史在更高层面的回归。
首先是关系结构的变化，由简单关系结构发展到复杂的关系结构，由战略关系到全面关系。其中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关系成为两国间最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是新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是新的关系形态。两国关联度的变化，由疏离的关联度到密切的关联度，从隔离到交往，到利益捆绑，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双方的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致出现了 “中美国”（chinamerica）一词。这就是新的关系形态。众所周知的说法就是中美已成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形态发生的最基础性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第三是上述变化带来了战略互动态势的转变，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发展转向两大国进入同一个等级的关系，包括双边、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形成新的战略态势。
一个“竞”字了得，向新关系格局转变的头号关键词
当前中美新关系格局最具动态性的发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无疑是日益凸显的一个“竞”字。与此相关，中美关系的主导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说合作共赢，是强调我们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对现实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才行。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国家安全报告等三个文件，以及后来的印太战略。这个过程也包括中国外交的进取与塑造也在发展。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美国是一定要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这样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关系格局下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中美两国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大不相同。美国人的说法十分明确，就是争夺主导权，所谓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而中国方面并不接受美国的说法，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于美国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对中国存有偏见，同时对自身的衰落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意双方应该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方面从正面提出倡议，双方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两家不同说法，不同的思路和观念，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发展面临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美国霸权是个强大的现实存在，中国崛起是不可逆转的。为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中国崛起对应（VS）美国霸权。破解这个结构性矛盾，也是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外交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形成有效管理风险下，未来取决于双方都做好自己的事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中美两国必然会走向对抗。新的关系格局既有结构上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性，也有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如何演变，取决于双方战略上如何互动。旧关系格局向新关系格局转换，其实质含义就是重建平衡。美国和中国在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平衡上迄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这是中美之间战略层面的核心问题。
我们正处转折期的挑战就是，对于新的变化双方一时都难以适应。各自都有自己的惯性。我们讲美国不适应，那是显而易见的，他用传统的思维对待所谓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不适应，是我们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知识观念和竞争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双方都没有适应的情况下，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会大大上升。所以在转折时期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叫“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就是承认风险、认识风险，然后想办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这也包括危机管理，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分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风险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尤其具有紧迫性，这包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打硬仗的实战能力，以及善于学习的能力。我们对美国要进行再认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特殊，从业余到专业。
深刻认识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前景
从以上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新态势，是源自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内外发展进程相互激荡，在多极化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其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由此带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将成为常态，其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当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双方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拥有霸权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军事惯性，与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的强劲势头的战略角力，将在双方都持有的“避免对抗”的认识下加以管控，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这是亚太安全合作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条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略大格局使然，这些管控与合作都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第三，在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过渡时期，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引导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有实际意义的个人关系和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无论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还是对处理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寻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多边框架的基本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作为两个负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尽管中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各自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显著的差异，但双方都拥有务实的战略文化传统，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国家和人类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理性精神，终究能在重大变局的挑战面前发挥主导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抱有信心。
嘉宾对话
陈东晓：您的报告其实非常宏大和系统，深入理解需要花时间。因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格局。
相向而行中，对中美管控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上，对中美双方管控风险的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因为，中美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了。在权力关系中有三个M一个G。Might，胁迫权力，指用军事力量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Money，泛指经济实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Mind，指思维，宽泛来讲就是文化、制度、创新能力等。现在还要加个G，Group，即建朋友圈的能力。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间越来越重要。尤其新世纪以后，美国人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赶超能力，战略焦虑和战略反弹愈发激增。这对风险管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回看历史，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国冲突，大多源于风险管理的失控。首先，无论是一战的爆发还是美苏冷战的升级，多是起源于大国之间的决策层犯了战略性的认知错误。其次，对安全困境的错误管理，往往会加深战略怀疑从而导致严重的战略对峙。第三，霸权国家包括美国，在政治文化中具有这样的传统——国内遇到较大麻烦，用外部的“敌人意象”来动员国内的资源、凝聚共识。这样，互动过程中树立了“自我实现”的敌人而进入恶性循环。
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解决竞争的出路在于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第二，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关系格局，在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竞争甚至非常激烈的竞争会成为一个常态。这次G20峰会上，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就妥善解决分歧提出建设性方案。我理解，要妥善解决，需要从中国、美国各自以及双方合作协调才能解决。首先，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国策不动摇，加大新一轮高质量市场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其次，我觉得美国同时也需要改革。中美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转型阶段。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遭遇了全球化的困境。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优化供应链的同时，也造成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出美国。按常识讲，回流的资金将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税收将为因产业移出后的失业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再就业培训、终身教育，但美国过去几十年恰恰没有做到这点。这是目前凸显在美国面前的困境。民粹主义热潮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但根源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本身造成的。所以美国自身也需要改革。从经济全球化趋势来看,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转型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否成功是关键。
第三，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需要携手解决共同困境。峰会发布的“G20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人宣言”中，就详细讨论了诸如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究竟对整个未来世界经济和各个经济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能够合作，提前预置政策工具，帮助被大量替代所受损失的人群和产业。我在设想，中美能否合作建立某种补偿基金？这需要中美双方开展建设性和理性的对话，同时加强协调和合作。
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发生了代际变化，大多没有深刻的对华历史认知
第三，中美关系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变化，也源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当中人员的重大变化。特朗普顾问团队里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是过去长期处于边缘的反华鹰派，现在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主流。这是一个大变化。而很多尚未到真正高级决策层面，目前处于助理国务卿帮办甚至更低职位的负责对华关系的官员，正在发生着代际变化。不像基辛格等老一辈，他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没有战争 （包括冷战）的个人体会，也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体现，是某种历史的必然。这批新生代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主流。您怎么看？
做好自己的事情，将中国发展的效应外溢到国际关系中
崔立如：最近两天，美国有二十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给国会的报告，讲的就是中国应用“锐实力”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影响美国，结论是要对中国加强防范。签字的中国专家，包括相对友华的和处在中间温和的知华派。怎么理解这种转变？
大国之间现在有一些不利因素，首先是整个转变时期内外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局面，两个国家当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共振影响着外交，内政外溢影响到了外交政策。
历史上，由杰出政治家前瞻性地利害权衡主动引导而产生政治外交上的大战略变化，这样的例子很少，大部分都是倒逼出来。美苏冷战为何一直没有打起来？美苏双方理性的共识是建立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负面因素的基础上。
其次，现在外交事态很多情况下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把中国人作为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人员的变化。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心理上往往可以姿态高一点、宽容一点，但发现对方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就容易变成我怎么来防范制衡你。
现在，除了对不容置疑的严重后果的预估可以防止成熟的大国轻易冒险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关系中，包括军控机制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得比较健全，这是大体对等的实力在起作用。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现存发展模式的竞争，这是造成美国态度大变的原因，解决模式竞争靠什么？靠两个。首先，国内人民日子越过越好，效益外溢到中美关系的关系结构中，在15年到30年后对世界秩序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在此期间，外交重要任务是做好风险管理，防止因为政策、战略上的失误被美国好战势力利用来主导中美的对抗。当中国的力量和威望都不亚于美国时，多数美国人会选择理性的现实政策。
争取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千禧一代”尤为重要
陈东晓：非常同意您的分析。核心问题是双方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各自真正找到最符合自身人民和国家发展利益的一条道路，而且彼此之间不相互对抗和排斥，至少是和平竞争，乃至一种共生。
根据民调，被称为“千禧一代”的美国年轻人，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竞争力更强、思维更加开阔，他们对中美未来会有和平的竞争关系持乐观态度。如何使得这批人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保持理性和开放态度，我觉得至关重要。
保持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和开放的心态，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中美未来展开经济合作。比如说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去年国内零售市场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购买力，超过了美国，这个市场在我们消费升级以后还会进一步扩大。
但另一方面，美国人自己的问题也要自己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解决。您是否同意？
崔立如：当前很多美国人面对中国发展态势感到焦虑，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现在的政治极化、社会分化到了战后最严重的程度。这次中期选举使美国两党政治变得更加平衡些，同时让人担心要产生基于多数共识的经济社会法案将更加困难，由此产生的焦虑必然联系到对外政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