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上海最大的特点是新，是创新。不要与其他城市比老，你有几千年，别人有一万年。比老比不过人家，比新则上海一骑绝尘。”日前，知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亮相建投书局JIC讲堂·文明系列讲座，聚焦“城中城”主题，从历史学角度对上海城市化进程展开梳理，看新型城市在上海如何产生，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产生的融合与变化。

    周振鹤利用《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深入探讨了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功能转化，他以上海为基点，阐释了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构建史。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不止于一个地方性城市。“作为一座城市，上海形成和发展于19世纪中叶，与中国的近代化是同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城市难以匹敌的。”

    回头看历史，“上海”这个词出现得非常晚，现在能够查到的，就是北宋初期1023年，才有上海这个词。周振鹤说，《宋会要》记载了北宋政府在嘉兴设置了包括青龙务、华亭务和上海务等在内的17个盐酒专卖机构。“从中我们得知，在北宋天圣元年时，就有上海这个聚落存在了，可以在这里收税，这是关于上海最早的记录。”

    他谈到，在靖康之难后中国发生第三次由北到南的移民大浪潮，过去江南人比较少，经过三次大移民，江南人口多了起来。至南宋末年，上海人多到要设镇，这标志着上海城市初步形成。建镇以后，上海迅速聚拢起人气，商业繁荣使得它成为华亭县东北方的大镇。1290年松江府知府认为华亭县人口很多，有必须要分设一个新县，次年元朝政府批准上海这个地方设县，到1292年上海县就正式从华亭划出来了。

    到嘉庆年间，因为上海的地理优点，航运发达，当时有“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称。上海位处两个“丁”字型的交汇处：一是海岸和长江组成的“丁”字，长江入海，上海就在“丁”字口上；二是长江与黄浦江组成的“丁”字。“地大物博谈不上，但是作为海运和江运重要港口，上海的确很重要。”周振鹤说，过去西洋人来到上海转一圈，回去写书，把上海的过去称作小渔村，来彰显他们到上海来引起上海的变化，其实也不然，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小渔村。

    在周振鹤看来，从上海务、上海镇到上海县，整个上海走过一条和中国其他县城发展道路相同的经历，慢慢发展。而上海发生突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鸦片战争前的上海成为沿海沿江航运重要的枢纽，洋货及闽广货物都在上海转运，小东门外就是大码头。乾隆时设立海关，远近货物都是由吴淞口进来，这也使得上海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之地。

    “城市形态发生了变化。最核心的便是城外有城，1843年起，英美法诸国相继在上海老城厢的背面设立了租界，这个城市呈现的是全新近代化的城市形态，这个形态在中国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在周振鹤看来，上海在城外新建近代化城市是一个特殊案例，世界上许多城市的改造和近代化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进行的，巴黎城的建立并不比上海早，巴黎是1850年以后改造的，因为是原地改造，所以都是五六层这样很规范的建筑。

    而上海的改造跟世界大部分城市不一样，不是在上海原来这个城改造，而是在上海外面新建了一个新城。“上海原来的繁华地带是在市内跟东南角，小东门一直到董家渡那一块地方，城外现在大家看不到了，如果保留起来就是现在的北外滩、南外滩，当时那是最繁华的地方。”周振鹤说。

    “在传统城市中很难出现‘城外城’现象，它们的城市近代化不是一个新城的兴起，而是旧城的改造，而且这种改造无论如何总要显示出旧城区的底蕴。在上海，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在中国人自己土地上建立的现代化的贸易和工业城市。”他说，这种上海城市形态的转型，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繁华地带由上海老城厢及城外的东南，转至城市的北郊和西郊；另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生活方式由纯粹的中式转向中西合璧，以至某些方面完全西化。此后，上海繁华地区不但从1840年代发生了转移，而且新型繁华地带面积远远超过传统地带的规模，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新型繁华地域。

    自1999年主编出版《上海历史地图集》后，周振鹤致力于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研究，眼下他借助道契（地契）等新出资料，正投身做新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重绘上海的街巷里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