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学人章玉政出于对乡贤的尊崇，专事研究刘文典十数年，出版了《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印象刘文典》，可谓用心专深。蒙章先生不弃，赐我一册他的新作，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典传》，一气读完。该书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不畏强权、甘于寂寞、狂狷不羁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以大量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过去文献中关于刘文典许多轶事的误传，如脚踢蒋介石，怒斥沈从文等等，坚持以史料说话，不渲染，不讳言，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细部图景。
刻下著文时，倘谓刘文典为“国学大师”，谅世人认同。然，刘氏生前并未享受到切实的“大师”殊荣，在上世纪40年代两次最高荣誉的征逐中，他都“走麦城”，究其因，与他吸食鸦片的“嗜好”不无关系。
磨黑之行，一度造成不良影响
刘文典，字叔雅，雅号“二云居士”。二云者，云腿、云土也。刘文典在校勘学上建树卓著，胡适、陈寅恪都有中肯的评论，加之对世俗权贵的鄙夷，敢与蒋介石叫板，使他的知名度大增。然吸食鸦片是他的软肋，一直为人诟病，被烙上了“颓废萎靡”的标签。
刘文典吸食鸦片缘于中年丧子，在人生绝望中不能自拔而沉沦。1943年的普洱磨黑之行使他抽鸦片的行为曝光于社会，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不良影响。
磨黑是滇南著名产盐地，大盐商张孟希想办一所中学，希望能找一位名人为他撑台面，同时他也好附庸风雅，想请一名人为他母亲撰写碑文。时在磨黑筹办中学的几位西南联大的学生举荐刘文典。张孟希开的条件极其优厚，不仅保证刘氏一家三口在磨黑期间的生活费用，俟刘期满返昆时，愿以50两烟土相赠。是时，昆明物价奇昂，刘文典经济上正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遂一诺成行。
刘文典还在途中，他前往磨黑的消息在联大已不胫而走，在清华更是沸沸扬扬。当时西南联大虽三位一体，但双重领导，各校仍有自己的管理体系，罗常培是联大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都是刘文典的顶头上司。刘文典请假的事做得比较“艺术”，临行前在宋希濂将军的一次宴请上，他与蒋梦麟、梅贻琦、罗常培同席，当即请上峰赐假。罗常培在请示蒋梦麟等人后，叮嘱刘文典安排好教学事务，并预支一月薪金。问题是刘并没有向闻一多请假，或是疏忽，或是有意规避。刘文典的突然离开，导致清华的正常课程不好安排，闻一多十分恼火，当即决定给刘停薪处分，并云有“更进一步之事”。刘到达磨黑之后，从友人来信中获知，所谓“更进一步事”即解聘。
因是双重体制，每年聘书由联大和三校自制分别发出。西南联大按惯例下半年发聘书，径给刘寄了一份，但并未告知清华。闻一多知后火上浇油，致函刘文典告知他已被解聘，而且说收到的联大的那份聘书也须退还。信中措辞严厉并语含揶揄：“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刘文典接读这半官方来函，百思不得其解，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系主任罗常培未曾有只言相告，怎么就突然被解聘？刘文典旋即驰函联大常委会主席、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其“自剖心迹”，并“奉询究竟”。梅复函云：“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臆”。语气温和，但词意坚决。王力等曾向闻一多说情，云刘先生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据朱自清日记，冯友兰对刘被解聘亦有微词。更有甚者，吴宓“打抱不平”，致函陈寅恪，希陈出面“函请梅贻琦挽留刘文典”。一切无果。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老友陈寅恪将其推荐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求贤若渴的熊庆来礼贤下士，马上致函刘文典，言辞恳切：“用敢恳切借重，敦聘台端任本校文史系龙氏讲座教授，月支致薪600元，研究补助费360元，又讲座津贴1000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其薪远超月饷640元的校长熊庆来。
嗜好鸦片，两次无缘最高荣誉
无论怎么说，1943年的磨黑之行，对刘文典来说是黑色的，其负面影响深远，直接导致他两次“落选”最高荣誉。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实施部聘教授制度。1943年岁末，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刘文典时在云南大学，从《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档案看，刘文典本列在“中国文学”榜首。秘案荐举人分别是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沅君、陆侃如、台静农、魏建功、陈中凡等12人。可公布时刘文典名落孙山。据竺可桢1943年12月16日日记：“部聘教授人选，除国文刘文典以有嗜好，以次多数之胡光炜递补外，其余均由各科教授之最多者当选。”“嗜好”者，吸食鸦片也。祸从口出哉！
无独有偶。数年后的学术界进行第一届院士评选，刘文典再遭厄运。当时云南大学推荐人文组只刘文典一人。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在报纸上发布候选人名单中吴敬恒居首，刘文典名列第十一，备注栏写明“治校勘考古之学”。从目前可见资料看，刘文典在五轮投票中竟一票未得！时人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傅斯年的极力反对。1948年3月9日，远在美国的傅斯年致函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余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凭傅斯年当时在中研院的位置及影响力，不能说有一票否决之权，谓一言九鼎不是虚言。而且他的信中言之凿凿明示“负法律责任”，谁敢有二言。症结在除校勘上“无穷错误”外，另一条“更有甚者”则是德，即嗜好吸鸦片之弊。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向傅斯年提供“炮弹”的得意门生王叔岷幡然悔其少作，30多年后旧作新印时，有意要把那篇傅斯年作为“无穷错误”的铁证《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剔除。据王叔岷自述：“《〈庄子〉校释》附录二，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乃岷少年气盛之作，措辞严厉，对前辈实不应如此！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功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读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1972年，台湾台北市台联国风社翻印拙作《〈庄子〉校释》，岷在海外，如知此事，决将《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剔除，至今犹感歉疚也！”
说刘文典嗜烟如命，谅非虚言。上世纪40年代他执教于西南联大，上课时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把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旱烟，一边喝茶，一边讲课。上世纪50年代在云大，一次上课时他忽然发现烟抽完了，于是向坐前排的同学示意索烟。学生们因烟的品质太差，不好意思递上去，而刘文典一再示意，且精神大减，讲话声音也低了。一个学生正准备递上一支劣质烟，教室门哗啦被推开了，原来他家里人看他当天忘了带烟，专程送来两包“大重九”。霎时课堂又恢复了生气……
人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非也，非也。刘文典在旧社会吸了十多年的鸦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响应政府号召，下定决心要戒掉吸鸦片的恶习。果然一举成功。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意吸毒自杀呢？”他还说“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1949年前，刘文典因嗜好吸鸦片，两次无缘最高荣誉，1949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1956年全国高校评职称，刘文典是云南省高校文科中唯一一位一级教授，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享受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