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间的美色》是作家孟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随笔集。作者从一个个细节入手，兴味盎然地探考了千百年来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艺术审美，细梳文献，旁征博引，还原历史真实，将古代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等各色男女的日常生活方式一一展现。从小处入手，笔力幽微细腻，却视野宏阔，读来让人顿生中华文化如此瑰丽多姿，古人心思如此机敏周到、趣味如此雅致讲究的赞叹。
雍正皇帝内心里，锁闭着一园郁勃繁花
当年大热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把“十三皇子”、怡亲王允祥塑造成干练的大武生形象，颇得女性观众好评。然而，《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以下简称《辑览》）一书中，这位亲王却在百忙里每每地奉皇帝哥哥之旨直接操心宫廷工艺品的制作，甚至在自己的王府里试烧彩色玻璃、珐琅片。当然，十三爷的另一面实际上是他四哥不打折的镜影，《辑览》一书最为吸引人之处，恰恰是耀映其中的雍正的性情。
说句不敬的话，在这册档案资料中，雍正简直就像某一类生理周期之前处于情绪紧张期的女人，对奢侈品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衷。不过，与今天拿着信用卡血拼购物的女人不同的是，雍正完全够得上“设计师”的称号。在位的第九年，他曾很细致地为自己构想了一个象牙雕的花篮式帽冠，上面架十字交叉梁，以便在篮中盛放鲜花，用花气来熏香自己的天子冠帽。雍正三年，他下令在圆明园后殿仙楼下 “做双圆玻璃窗一件”，并且具体给出细节：“双圆玻璃做径二尺二寸，边做硬木的。前面一扇画节节见喜，后面一扇安玻璃，玻璃后面板墙亦画节节见喜。”大约仙楼下的这一堵墙比较厚，而墙后不远处又有一道板墙挡住视线。本来是很不好处理的空间，雍正却颇有才华地想到利用西洋透明玻璃，在墙上安装一个双面的圆窗，朝向室内的窗玻璃上彩画“节节见喜”图案，另一侧玻璃则素面无绘，不过，在窗后板墙上与圆窗位置相当的地方，也画上一模一样的“节节见喜”图案，于是，人在仙楼内，会在窗上看到前扇玻璃与后面板墙上两重的纹样依约叠影，获得一种视觉上的趣味感，甚至对于此一方空间的进深产生错觉的感受。
似乎，构想出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或居室设计方案，让臣工将之转化为实物，是这位铁腕君主缓解紧张和压力的最佳途径。当然，即使这类活动也曝光着行为者的内心状态，足为心理分析的案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皇帝哥哥传旨制作雕刻精美、镶嵌珠宝的“梳子、篦子、抿子、刷牙等九件”，“以备怡亲王福晋千秋用”。大伯子拿牙刷一类梳洗用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弟妹，放在今天也显得尴尬吧？偏偏雍正就干得出来。这种细节所流露的大约是他对亲信弟弟强烈的控制欲甚至占有欲吧。
《辑览》把雍正一朝十三年的造办处档案浓缩在一处，或许难免夸大雍正的这一侧面，以致竟然形成像个“经期前女人”的诡异效果。这些看去很亢奋的活动，实际上是稀释在雍正那以勤勉、苛严、焦虑著称的帝王生涯当中的，“这位人类历史中最勤奋的皇帝，一生‘忙碌’，未曾南巡、没有出狩围场，任内甚至没有到过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主人最花费的工程便是修整康熙皇帝所赐的圆明园”。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正是如此脉络中的一件造物。按照《辑览》所展示的制作流程，大约是由雍正先派人传旨，讲述自己心中的具体构想，要画工起样呈进。看到画样之后，这位细致的设计家会给出非常具体的意见，包括各种细节的改动，然后再传旨要画工修改。直到他本人“看准了”，也就是对画样完全满意了，才会同意制造实物。屏风一经造好，雍正多半还会命令做一些细部的改造，如换衬面、底座等等。总之，一个人终归是完整的，在这类事情上，雍正显露的是与他批奏折时一样的脾气，絮叨、繁琐，有强迫症的嫌疑。
然而，剥离了政治背景、显现在工艺品中的雍正实在是很动人的——在这样絮叨、繁琐的监督下产生的宫廷工艺品，居然以极端的细腻与柔美光照世界，并且，也以非常之女性化的气质光照世界。任谁的眼光一瞭到雍正朝的粉彩瓷器，都会觉得有柳丝里拂来的春风骀荡心头，整个灵魂登时温柔下来。看着雍正朝的宫廷艺术品，会自然地忘掉正史中关于这位帝王的一切叙述，明耀在宫廷美术中的雍正的形象，与他在政治史中的形象是完全对不上的，这真是一种奇异的分裂。
用今天网络流行语来说，这位其貌不扬、即使在激情时也难脱刻板的大叔，其实是个内心里锁闭着一园郁勃繁花的“闷骚男”。《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足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去了解雍正人生中的另一个热烈的侧面，以及去了解有关他的所有那一切。
宋代宫斗的产物——红、紫霞帔
《大长今》一出，以后宫争宠为题材的剧集热行一时，据说是从后宫的险恶反映职场的残酷，因此众女白领心有戚戚焉。那么，为什么没人想到选取宋代宫廷的“红霞帔”或“紫霞帔”做主角呢？演绎出身社会底层的女人的血泪奋斗史，这大约是最合适的选择了。
霞帔本来只是服饰的一种，据专家们的研究，它来源于唐代女性的“帔子”。但是，在宋代，霞帔变成了女性礼服的一部分，也变成了女性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所谓“霞帔”，必须由皇帝降恩颁赐之后，女性才有使用的权利，自然这样的使用者若非皇亲、嫔妃，便是高官的眷室。民间平民女性可以佩戴一种形式类似的帔，但只能叫做“直帔”。
正因为霞帔是贵妇常礼服的一部分，并非人人可佩，所以，在宋代宫廷中衍生出了 “红霞帔”“紫霞帔”这样的后妃名号。皇帝如果喜欢上了一位普通宫女，往往先给她一个红霞帔或紫霞帔的名分，让她与一般的宫女有所区别。如果这位宫女能够继续获得皇帝的恩宠，才有可能被封为“正式”的嫔妃，在礼法体系中占据一个堂堂正正的席位。至于何以呼为“红霞帔”“紫霞帔”？推测起来，普通宫女当然没有佩戴霞帔的权利，于是，受了皇帝恩宠的宫女，会被特别赐以红霞帔或紫霞帔，标示其特殊身份。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宋朝皇帝赏赐红、紫霞帔，那是相当的大方，宫廷中经常会有成群身为红霞帔、紫霞帔的低级妃嫔。对于出身社会底层的女孩子，一袭霞帔，无疑如同一张入场券，让她们得以进入争夺后妃尊位的游戏场。南宋高宗的妃子当中，就有一位刘氏入宫后从“红霞帔”做起，一路升到贵妃。
但一旦争斗失败，迎来的命运也格外悲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哲宗晏驾未久，皇太后便下令废黜一批哲宗身边的妃嫔、宫人，其中有位韩氏女子，便由正五品的才人直降为红霞帔。皇太后指责韩才人路数不正，脾气还坏，“且与一红霞帔名目，令往守陵”，实际是硬塞给韩氏一个最卑微的妃子身份，借此罚她去为哲宗守陵，在陵园中埋没一生。在此，“红霞帔”成了暗算的手段，也是侮辱的标志。
明朝流行一时的服饰——郝思嘉的蓬蓬裙
韩国连续剧《女人天下》的观众也许会注意到，在剧中，后妃们所穿长裙之下都衬有环形裙撑。其实，在当时的朝鲜，裙撑的使用不限于贵族女性，对有身份的男性一样重要。
值得一谈的是，在明代，这一风气从朝鲜流行到了中国，一度十分风靡，明人笔记如 《菽园杂记》《寓圃笔记》《穀山笔麈》等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明朝中期，一度时兴用马尾编成的长裙，叫作“发裙”，由于马尾比较硬，所以这种裙子硬撅撅的，就像一把撑张开来的伞。穿着方法则是把它系在腰间，外面再穿衬衣及外袍——此乃男性使用裙撑的方法，若换为女性，当然是于“发裙”之外再罩常裙。于是，穿衣人的服饰自腰部以下都被伞形的马尾裙衬托起来，自然下半身的造型也就像一把圆伞。说起裙撑，大家多半会以为，这是欧洲 18、19世纪贵妇才会用到的东西。可是，在明朝，这玩意还真在中国时髦过呢。那时，瘦子甚至会在腰里一层套一层地系上两三条裙撑。呜，这也是19世纪中叶欧洲的贵妇小姐们一度爱干的事情啊。大家都记得影片《乱世佳人》里郝思嘉先系好裙撑再套上连衣长裙的经典场面吧？哈，明朝人穿衣服的方式一度差不多也是那样。
这与我们对明人的既有印象可真是有点距离哦。好在据说，江南士大夫对马尾裙撑绝对鄙夷，明代雅文化的爱好者们多少可以松口气吧。但在政治中心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陆容《菽园杂记》介绍得很是详细：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臣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奢，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马尾裙这种东西压根儿就是从朝鲜传到北京的，最初，北京都没人会编制这种服饰，只好纯靠进口。像任何流行一样，该风气由阔佬、花花公子和娱乐业人士首先倡导起来。接着，武将们也跟风，大约是觉得袍襟圆张会让他们的形象更雄武吧。需求创造了市场，于是很快就有人在北京制造和销售这种新鲜玩意了，而供给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大家都赶时髦穿起了裙撑。到了成化 （1465—1487）末年，紫禁城内外，满眼都是下半部圆鼓如伞的文武大臣啊。身为内阁大学士的万安一年四季不管冷热都是裙撑不离腰；官至礼部尚书的周洪谟则喜欢重叠地系上两层裙，以便蓬张效果更其明显；年轻贵族们还在马尾裙内绷上弓弦，以使其外形整齐（大约与欧洲贵妇裙撑上的鲸骨环异曲同工）。
不过，这一时尚到底显得太怪异，于是，流行时间不长，到弘治初年，官方就将其视为兆示不祥的奇装异服而着手加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