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村生活围绕土地而存在，并追随四季的节律，往返于田头、炕头之间。依存于土地的农耕生活，决定了村民们开展社会活动需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集市、婚姻、祭祀、庙会乃至乡里村社组织，都在“十里八村”这一范围。韩茂莉发现，这个村民平日里对邻里乡亲的称呼，完美概括了村民的出行范围与认知空间。“十里八村”是村民的地理，也是作为学问的地理。

    韩茂莉用“十里八村”命名她的新著。书中用地理学的视角审视近三百年间的山西乡村社会，同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方法，揭示出依山西推演出的“十里八村”，也能够推广到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十里八村是国家的构成者，这里的村民凭借一方水土铺垫了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

    2018年4月9日北大文研读书会在静园二院举办了“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读会”，探讨这项极富特色的研究。《文汇学人》在此刊发座谈纪要。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各位朋友好，感谢你们来讨论我的新书 《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以往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侧重于讨论地方历史，没有把空间、地理问题作为论述的核心。我的这本书虽然体量不大，但却真正是在地理意义上表述乡间农民的生活空间，我选取了中国人俗语中的“十里八村”一词来概括这个空间。从学术上来讲，社会地理学探讨的是社会中一个群体的形成、活动和地理分布，但这个定义听起来很枯燥，我更认同的定义是——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的对象是村民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空间，这个空间简单来讲就是从 “田头”到“炕头”。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在现代话语中土地被称为 “不动产”，正是由于土地的“不动产”特征，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被束缚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之上。因此农民从事的活动都要保证在一日之内能够往返，这个范围基本上就是我们俗语中所说的“十里八村”。“十里八村”是对我这本书主题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村民活动的基本特征。

    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是农民从田头到炕头的核心生活内容。在这两个核心内容之外，婚姻、祭祀、行政和交易也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环节。田头地头以外的空间里最重要的活动是交易。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不限于本村，还包括他们参与交易的空间。我对此十分认同，我们讨论传统农业阶段的乡村社会地理，不管是行政活动也好，祭祀、婚姻也好，最终都和交易活动有关。因此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

    从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 和 廖 什 （August Losch）的中地论和区位论传入中国之后，我们中国学者就把它奉为经典。但是，德国经济学家探讨的对象是19世纪的德国，德国地处平原，而且那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可能不适用于类似的理论。比如山西汾河左有太行、右有吕梁，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山西农民的交易活动是以定期市为基础的，当地的商业活动处于较低的阶段。

    定期市就是我们所说的赶集，赶集不是天天有，而是按照固定的周期举行，不同地区定期市的周期和密度都不同，原因在于“门槛值”。门槛值是我们地理学界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通俗来讲，能够确保商人和村民彼此都能盈利的客源基础就是门槛值。能够维持定期市长期存在的门槛值需要需求力度，也就是说，以定期市为中心的地理半径之内的村民对交易有多大的需求。需求力度的高低与地区经济有关，经济发达的地区剩余产品较多，门槛值就随着交易力度的提升而提升了，那么这个地区的定期市密度就会大。施坚雅研究过的四川就是如此，那里定期市的设置大概在一里半到四五里之间。而山西就不一样了，在这个高原丘陵地区，不是通过小面积、大人群的集聚度来达到门槛值，而是由一定地理半径内笼罩更多的人群来保证门槛值。山西的门槛值能够辐射的半径有多大呢？那就是“十里八村”，就是在一日之内既能够往返，又能够保证完成交易的距离。

    集期的安排一般分两种，有双日集——逢二四六开集，有单日集——逢一三五开集。村民如果在二四六日没有空闲完成交易，就会在一三五日到临近的另外一个集市去交易。之所以存在单双日这样不同的集期，原因就在于客源区。单双日集的交叉，使村落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客源区之内。客源区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共享性的地理空间，每一个单双日交叉的集期所囊括的村落都构成一个客源区。村民在集市上进行

    交易，同时也认识了很多邻村的朋友。所以我们说，集市对于村民而言并不只有交换剩余产品的功能，村民同时也在集市上形成自己的社交圈甚至是娱乐圈，这为日后的结社、祭祀和婚姻等活动提供了一个交往的圈层。

    我还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当代地理的一些学者会用当下研究的概念来探讨历史地理问题。比如他们用中地论为中国历史时期框了一个类似于克里斯塔勒的六边形，但实际上中地论对这个问题并不适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以晋城县为样本，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县城所在的城关镇的商家数量和住户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的集镇。我们地理学界会认为城关镇是一个较高等级的交易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去考察他们的交易活动，由于他们被土地束缚，交易范围以一日之内往返为前提，也就是说接近城关镇的那些村落会前往城关镇赶集，但是远离城关镇的村民就会去自己的“十里八村”范围内的集市。城关镇这种较高等级的商业交易地点服务的主要是商人而不是村民。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村民并不会进行更高等级的交易，集市与集市之间物品交换的需求是由商人去完成的。商人在各个集市中往返，售卖日用品的同时也收购村民的剩余产品。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官方政策下，商人还是有活动空间的。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贸易活动很有特色，中国的十大商帮之中晋商位居首位。晋商的交易轨迹和行商路线不但走出十里八村，遍布整个中国，甚至可以冲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都知道，晋商不但到达过日本、莫斯科，甚至在巴黎也建立过自己的商号。

    十里八村的村民和商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交易轨迹，我以长治县为样本观察到了山西市集的一些特征。双日集和单日集覆盖的空间形成了一个个互相关联的客源区，构成了村民的基本生活社交空间。国家的统治者会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对农业社会中为国家提供基本物质来源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命抵达不了远在天边的土地，他们基本是在脚踏实地能够达到的空间里完成自己的人生。

    通过考察水权解答乡村精英如何产生

    接下来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关于乡村社会的另一个层面——管理者。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设置的基层官员只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上的官员是由国家任命的，县级以下包括刘邦曾经当过的亭长，还有乡里长、保甲长，就不属于国家命官。这些官职由农民出任，不拿国家的俸禄却代行国家职能，负责替国家维持地方治安。那么这些官员的人选如何产生呢？20世纪 80、90年代，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黄宗智、杜赞奇等提出来，在中国乡村之中存在着一批最具话语权的精英。但黄宗智、杜赞奇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释这些精英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人可能是乡间的秀才贡生，也可能是退役的官员。我认为问题没那么简单，在《十里八村》中我通过考察水权问题解答了乡村精英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分析水权呢？有一个背景是，山西是一个半干旱地区，水对山西来说是生存的命脉。张艺谋的电影《老井》就讲述了村民为争水不惜性命的故事。正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在半干旱地区，水权超越了乡村政权和管理权，涉及到生存权。同我们熟知的郑国渠、白渠这样的官渠不同，山西大多数灌溉农田的渠道都是民间集资修造的民渠，管理者也是乡间农民。农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很有智慧。我在对山西的研究中就发现，农民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创造了很多非常天才的管理体系。与水有关的管理就形成了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是以渠系为中心的地缘水权圈，第二个体系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由于水的重要性，西北很多地区留下了各个渠道的水册、渠册，如今这些水册渠册就变成我们研究的依据。

    渠系地缘水权圈涉及到一个问题：整条灌渠虽然共享一处水源，但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利益取向和水权要素完全不一致。通利渠是山西一条著名的民渠，它跨越赵城、洪洞、临汾三县，全长百余里。《通利渠渠册》规定，上游渠段拥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什么意思呢？上游的村民可以不必按照地亩和时间使水，可以想怎么灌溉就怎么灌溉，这就叫做 “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指的是每年渠道清淤和修缮的时候，上游村民都不用出钱和人工。为什么上游能够获得这些特权呢？事实上，上游渠段是水源的所在地、所有者，他们通过将水源出让给水渠的中下游从而获得了无限制使水的权益。另外，在各类渠册的记载中和我们的实际考察里，我们发现，山西、陕西地区的渠长都出自下游地区。原因在于下游是水最晚到达的地方，也是最难保证灌溉权的地方，只有出自这个区域的渠长才有争取利益的迫切感，才能有效维持全渠在取水灌溉过程中的基本规则。

    同时，因为水从上游发端，下游是利益最薄弱的地方，所以灌溉的次序也是先下后上。每年农历三月份农耕开始之前，都是从下游村落开始灌溉，这样才能充分地保证下游村民的水权。但是在干旱年月，水源本来就非常稀缺，用水还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上游的村落就会在水渠上游修建堤堰截住水流。渠长发现这种违规行为后首先会进行交涉，交涉不成就引发械斗。在西北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械斗，张艺谋的电影《老井》里的械斗也是因为村民没有遵循先下后上的水规。

    对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水权体系来讲，灌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农户，水册将其称为“利户”。在同属下游的这么多利户中，从哪一户选出渠长呢？水册里是这样规定的，要选择下游村落中家道殷实、家风规矩的门户。这是书面的记载，山西的各位学者对此也有大量研究，但是他们没有考察这个规定背后的利益问题。我认为纸面上的规定背后更本质的利益驱动是“预付资本”，也就是说，这些家道殷实的人家在修渠的时候就比普通村民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家就像现代企业中的董事会，他们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股民，就是因为他们在公司开业之前投入的资本远大于其他人。渠长就在这些投入了大量预付资本的利户中轮换，有的一年轮换一次，有的三年轮换一次。渠长在掌管整个渠道的同时，也维护自己家族的水权。水流到自己地里的时候，渠长就变成了血缘家族的代理者。渠道的管理者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权利还能够带来额外的利益，这也是大户愿意当渠长的另一个原因。农历月份有的是三十天，有的是二十九天，而农村固定灌溉周期是一个月二十八天，剩下的一天或者两天就交给渠长支配了。渠长可以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来浇灌自己没有在水册内的土地，也可以把这个水卖给别人。

    每个利户为了保证灌溉都投入了预付资本，但每户的投入并不一定与他需要灌溉的地亩数相符，也许他付出的资本只够灌溉五亩地，但他实际拥有十亩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民创造出了一种灌溉规则，先测量出灌溉每亩地的时间可以烧香几分几寸，然后给每户人家规定一个灌溉的香时。我们1990年代中期在山陕一带做调查的时候，一些民国晚期当过渠长的村民还活着，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们说每年在浇灌的时候，那场面就像打仗一样分秒必争，这个利户还在灌水，下一家利户的户主早早就在那里等着，香时一到马上就把水截住转到下一个区域，不管你灌得满意不满意。这就是一种保证每家每户利益的灌溉规则。

    我正是从水权的问题出发观察到了预付资本这个重要的概念。乡间所有领域中推选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依据的都是预付资本。预付资本的表现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宗族的嫡传人会成为家族的中心，围绕着他繁衍出很多家族分支，这样的血缘亲疏关系也构成一种资本。

    总而言之，乡间的水权形成了渠系利益和家族利益两个圈层。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省、县、乡镇三级行政区，把县以下的层级也纳入了国家管理。但是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命官的任职只到县以上的层级，我们的乡间却在有序的管理中运行了千百年，这种秩序就是通过乡里长、保甲长这些基层胥吏来维护的。我的观察是，这些乡间精英的产生依据的是预付资本，他们在保障自家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对乡间利益的保障圈。村民的认知空间在十里八村之内，乡间精英也出自十里八村，他们构成了乡间社会的核心内容。

    这就是我对于山西乡村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我没有当过农民，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现在有了山西这样一个样本，如果我还能头脑清醒地工作更长的时间，我还希望对中国其他地方做一些研究，尤其是中国晚近以来的江南，商品经济已经活跃起来了，我想研究一下那里的村民会有怎样的认知空间。今天请到了很多朋友，很多优秀的学者和年轻人，希望你们能给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我先说一点。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没有我年纪大，我可以说是个“老农”了。我在农村生活过四年，是真正的挣工分的农村户口。我在读韩老师的书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在脑海里不断闪现。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正值人民公社、合作化时代，那个时代和韩老师讲的时代有很大差异，这个差

    异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比较参照机会。

    黄仁宇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国民党改变了中国的上层，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基层。中国基层的改变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韩老师刚开始讲了乡间的交易、祭祀、婚姻、行政等等，这几件事在合作化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交易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里面涉及很多问题，施坚雅很重视，但合作化以后，被统一的供销社取代了。这种大小供销社在农村广泛分布，商品有计划供给。土地制度当然更重要。解放初，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获得的报酬按照工分计算。与外面进行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销售，也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来进行的。

    我们去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带着毛主席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什么呢？有很多学者讨论过，是教育农民交公粮，支援国家建设和工业建设。过去有一个讲法叫剪刀差，工业商品价格很高，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农村以廉价产品支援城市，为此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对比合作化时代和韩老师讲的传统时代，可以认识到合作化时代改革的意图，以及为什么改了几十年之后就做不下去了。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再说一点交易活动。公社时期，规模大一点的村里都有供销社，社员不用出村子就可以买到盐、醋、肥皂、火柴、针线这些日用工业用品。那时，商品交换是在计划中进行的。因为“以粮为纲”，农民除了粮食以外不大生产别的东西。我们当时甚至错误地把列宁的一句话用在了农民身上——“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愿地、大量地生产资本主义”。以为不能给农民商业自由。实际上在韩老师所讲的传统二元商品体制下，农村是走不到资本主义的。韩老师指出，农民在十里八村范围内自给自足的商品交换，跟城镇的商业是两个系统。农民的那点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主义是很困难的。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农民的经济本性，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商品交换的二元化是破解中国北方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韩老师刚才讲的关于水利的细节也很有意思，我们在农村都见过。当时我们没有渠长，有的是干部。比较大的生产队里都有几个熟悉渠道的人，干部就和他们结合起来组织灌溉指挥小组。灌溉期间是非常紧张的，都是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拿着手表闹钟掌控供水时间。一片地、一片地，按着次序计时供水，谁也不能多占。上渠是苦活儿，但也是好活儿，工分高，有鱼吃。

    关于乡村精英群体的形成，我们那时已经没有了预付资本的情况。但是在同一个生产队里，各家的光景依然看起来不一样。殷实的家庭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手段，区别就在于他们更加勤劳能干，别人睡觉偷懒的时候他们去修一下自家墙头或者去捡麦穗，在基本自给自足的环境中，勤奋和个人能力是很管用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农村里面有两种能人，（这一点很像传统社会），一种人有头脑，对什么问题都有高见，慢慢建立起威望，这种人有点像古代的萧何。还有一种人，他们会在特殊的时候起很大的作用，他们很聪明，但不务正业，敢赖、敢闹，这种人老乡叫他们“挥旗杆子”，刘邦早年大约就有这样的色彩。平时谁都烦这种人，也拿他们没办法，不过这样的人在特殊的时候敢出头。在一个稳定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都不高的基层社会群体中，自下而上地出现这样的一些角色，是常见的。

    由此我们想到传统农村有一种自组织的机制，这个机制维持着传统基层社会上千年的运转和稳定，进而形成了一种理念和传统。比如农村盖房子，打地基、上大梁特别重要，这时村民都会来帮忙，形成一种村民集体活动，这是一种合作机制，人民公社时还是这样。另外，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精英群体会出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会“主事”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精英会结成一个反叛的机制，村里头那帮“挥旗杆子”就有这种潜质。传统农村社会具有两面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获得机会，产生不同的旋律。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应该研究农村，应该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这太重要了。

    韩老师层层深入，讲述了“十里八村”这个词对于农村空间的意义。我一边听一边回忆，那时，除了自己的村子，常常谈到的周围村子，也差不多就是七八个。我们知青还喜欢到县城去逛，去买东西，农民很少去，他们不需要到城关。农民的生活范围确实非常小。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我去过一个社员家，他居然挂着穿西服的照片，那是个敢到外面闯的人，找机会“倒黑市”，但这种人非常非常少。费孝通说村子是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容忍性强，他在外面倒黑市，回来照样是乡亲。有个有意思的情况，在熟人社会里，名字其实也是不重要的，一看脸就知道是你，还起什么正经名字啊。农民不需要到陌生的空间去对陌生人讲自己叫什么。我认识一个老汉，叫“季三肉蛋”。他原来用不着名字，后来政府登记户口说你得有一个名字。他姓季，排行老三，脑袋瓜很大。行了，你就叫季三肉蛋，写在户口本上了。

    现在农村全变了，前年，我回到农村，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村子里壮年人都不见了，这个小社会变得残缺不全，人气萧条，“熟人”也熟不了几天，几乎是整年地散在天南地北。作为群体社会，群体文化，它们还存在吗？另一方面，过去农村妇女干活，直接太阳晒着，不在乎。现在一看，草帽、口罩、手套全戴上了。这还是农民吗？农村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真是说不清楚。

    韩茂莉：我特别爱听唐老师讲农村，因为农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不到农村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知识青年的视角就不一样。唐老师说到“挥旗杆子”，他们早期也是规规矩矩付出预付资本，但中期以后管理层不断洗牌，因为“挥旗杆子”开始出现了，造成了频繁械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预付资本包括械斗，械斗中能打的就变成渠长，也有在械斗中死了人的人家，这家人就很可能持续地当渠长。

    历史地理研究是根据“是什么”解释出“为什么”

    冯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我本人是研究城市社会地理的，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活动空间相对复杂。韩老师研究的乡村社会地理问题有的我也考虑过，但我没有找到突破口，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乡村社会地理的复杂性。韩老师的研究综合了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比如社会学比较强调社会精英的作用，这一视角也被韩老师吸收到其研究中。我在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八年的农民。我是江苏沛县人，刘邦的同乡，从小听着《大风歌》、听着刘邦的故事长大，我们老家的整个地域文化风格都受刘

    邦影响。我给刘邦的定位跟唐老师略有不同，我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或者枭雄。丰县曾经有人反叛过刘邦，他感到伤心，因为丰县是他真正的老家。后来他把沛县父老召集来，写了《大风歌》，免了沛县若干年的赋税，但不免丰县赋税。沛县丰县一直交好，沛县父老跪地请求他也免去丰县赋税，他便同意了。我觉得从刘邦的心胸包括他用人的策略来看，他是一代枭雄，当之无愧。

    我老家所在的村是一个自然村，村庄非常小，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足200人。从我家所在的村往南走不到一公里路就是我姥姥家所在的行政村，是个一两千人的大村。后来我注意到大村和小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所不同。联系到《十里八村》里讲到的农业生产空间的工作半径问题，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在我家所在的小村，村民都勤劳致富，家里盖二层小楼的非常普遍，村民们多经营蔬菜大棚。因为每家每户离田地非常近，只相距几百米，便于管理蔬菜，而且他们会在地头上打一个小井，从家里扯电线来用抽水机给菜地浇水。我姥姥那个村的人就游手好闲，经常能够看到妇女们嗑着瓜子在商店门口聊天，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村落的经济状况也比我们村差很多。在那个年代，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耕作半径”真就成为决定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小村的耕作半径小，便于田间地头的管理和看护；而耕作半径过大，农田就不好管理，村庄没有形成大规模种植蔬菜的经营生产习惯。当然这是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而言。

    我在硕士期间研究苏南地区的小城镇，后来到了北京大学后基本上都在研究大城市。不过我在一些地方规划项目里会关注乡村城镇化，后来积少成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乡村重构：模式与创新》。但乡村社会地理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想碰而不敢碰。从中国整个社会地理学术界来看，我觉得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没有太重要的成果。与历史地理研究相比，现代地理研究是一个相对短时间尺度的范畴，获取数据也相对容易，但现代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却难在研究框架的建设。相对而言，乡村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难点在于有效数据的缺乏，韩老师通过挖掘史料，也运用了一些地方志、文学作品甚至是电影的材料，解决了研究数据的问题，与此同时，她通过强调解释“为什么”而建立起作品的研究框架，有效地概括出了乡村空间的内涵，找到了研究抓手和研究的突破口，在此向韩老师表示祝贺！

    韩茂莉：历史地理研究就得这么干，没有现成的材料。我跟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打过一点交道。我觉得他们做田野调查下了很多工夫，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是 “是什么”，历史地理研究就是根据“是什么”解释出“为什么”。

    冯健：可以说您这本书填补了乡村社会地理学的空白，而且加入了乡村空间机理——“十里八村”的分析，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村庄的治理是必要的，但要尊重村庄的原始自然生态和文化机理，否则乡村文明可能都要消失。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村庄的世俗化，给村庄文明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农民都出去打工了，导致性别比例失调，农村男人娶不到媳妇，娶亲的经济代价特别高。我在河南做一个镇子的调查，那里娶亲要求三个“边”：第一，房子建在马路边，因为村庄里的老宅基地都废弃了，村民通过各种手段在马路边上建房子，交通干道与生活空间相互影响，其实非常不安全；第二，父母的年龄要靠近 “五十边”，因为六七十岁看不了孩子做不了家务；第三，停车位要在房子边。

    现在的农村，并不是像这本书封面上画的那样，一群树围绕着一个小村庄，那样的生态环境早就没有了，以后都是类城镇建筑。我觉得乡村振兴应该把尊重乡村的空间机理放在第一位，否则在任何其他“高大上”的目标下（尤其是节约土地的目标），乡村文明都会消失。

    百里为县的区划原理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的导师说过，考古学是一门乡土学科，想去做考古，一定要了解乡土。这是韩老师的书总是对我自己的研究有启发的原因。

    我老家在江苏南通，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对农村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小孩子拿一个竹篮子，里面放点食物，沉到河里慢慢慢慢捞上来，就捞到了很多小鱼小虾。再比如放风筝，风筝上有会叫的葫芦，绳子有小孩的手腕那么粗，多少人一块儿拉，一放就好几天。后来父母把我接到城市，我妈知道我要回来提前几天准备，问邻居要了好几斤牛奶，我一口气全喝完。她说你怎么一下子喝完了，我说我在农村没啥吃的，我妈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农村确实非常鲜活。我们考古学需要跟农民打交道，比如跟农民谈赔偿，今天看到他们地里种的是庄稼，明天正式谈的时候全都变成了树苗，因为树苗赔偿得多。这样的农村的故事还有很多。回到学术层面，山西在地理上呈一个相对固定的单元，山西的古建筑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多的，尤其是晋东南。我和我们院的徐怡涛老师讨论韩老师新书的时候，他说2001年在山西的时候没有导航，需要问路，一般村民熟悉本村的古庙，对邻村的部分知道，对远村的基本不清楚。这跟韩老师新书的观点相似。

    我还关注这本书对我们考古有用的部分。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在调查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早期建筑，就会感到非常兴奋。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这个庙是怎么分布的，里面是怎么建筑的，祭拜的人从哪里来。韩老师讲到社交的空间同时承担婚姻活动，在婚姻后面我又看到家族和墓葬，然后是祭祀。这都跟古建筑有关。古建筑的一套术语看起来很难，但只要经过专业训练很快就可以掌握。我想我们的学科也需要去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韩老师就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十里八村》讲到玉皇庙这个例子，庙里有宋代、金代、明代的碑，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建造者、维修者，就能折射出“十里八村”的意义。

    “十里八村”的问题对山西适用，那么我的家乡南通是薄荷之乡，中国大部分的薄荷都是在南通产的。如果南通的村长在薄荷地头喊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这个话南通的村民会不会认呢？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

    陈晓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老师的书封面是一副风景画，提供了一种乡村意象，也很符合我对乡村的想象。在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乡村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村庄，房子倒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会有很多飞鸟和树，在黄昏的时候鸟从四面八方飞回到树林里面去。

    黄昏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古代的人都像飞鸟一样，在日升日落中作息，这种现象不止农村有。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一个重要内容是撤掉全国一百多个县，那撤县的标准是什么呢？其中之一是密度。在平原上，一个县的范围大概是一百里，为什么呢？县令清早出门考察，看看水塘、沟堰修得怎么样，中午他走到县的边缘，下午再折返，正好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到家。这就是古代行政区划的原理之一，百里为县。如果密度太大或太小，就要拆分或者合并，形成新的行政区。

    刚才老师提到，对江南市镇的情况很感兴趣。我想“十里八村”的规律在江南也会起作用，只是产业和经营方式不同，会有一些细微的具体变化。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江南的这样一个特点，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人们清晨抱着布到集市上出售给布商，吃早饭之前回来，这样吃完早饭还能干一天的活。江南交通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发达交通网络之上的形态，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比较高，今天网络购物中的“江浙沪包邮”可能就是这种历史形态的当代遗存。

    中国农民有很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同事写了本关于山东早期修铁路的书，讲德国人修铁路途经很多村民的祖坟，村民抗议铁路打扰了祖先的安宁，德国人表示理解，愿意出钱赔偿这些村民。没想到赔偿的事情刚一定下来，很多村民就自己动手把祖坟搬到了铁路线上，有的人家还多造了几个祖坟。德国人这才意识到，中国人可能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绝对尊重自己的祖先。从《十里八村》里也能看到，现世生活对中国人来说历来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韩老师的书的时候还在想，如果我来做乡村研究的话我会怎么做？我没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但我老家在皖北，现在那里的村子空心化非常严重，很多人家用砖头把门窗封死，举家到南方打工去了，之后过得都还不错，也不打算再回家。长辈们都在感慨，如果乡村的景观彻底消失了怎么办？

    如果消失了，我们也还要做乡村研究，怎么做呢？我想应该像韩老师一样，先去读一些关于乡村的小说，读一些祠庙里的碑文，增加感性认识。我这几年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避免要去看相关传奇小说和戏剧，里面虽然虚构了许多妖魔鬼怪，但也能反映一些社会状态，比如当时的军队组织体系在小说里就有一定的描绘。《红楼梦》里有一副贾宝玉非常讨厌的对联，其中一句是“世事洞明皆学问”，我倒觉得做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多了解一些世事人情，才能从冰冷枯燥的数据分析中看出鲜活的历史和鲜活的生活状态。非常高兴能在韩老师的书里读到这么多好故事，以后我再看到“十里八村”这个朴素的词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词是带着光环的了。

    （整理/本报实习生 施美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