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胡先生的政治科学研究打开欧美思想传统迷障，他阐明中国的国际治理以群为基础，其来有自，既巩固各地统摄性文化，又孕育中国与各国间某种共享未来的统摄性关系，因而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充满热情关注。
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家胡佛院士辞世，海内外悲悼、纪念鲜花及文电纷至沓来，超越世代、学派、党派。胡先生人格伟大与包容可见一斑，而他对中国统一的忠贞信念，甚至感动立场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间，各界论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却是胡先生坚苦卓绝的爱国志业。胡先生之爱国，绝不仅止于父子两代对近代中国苦难的疼惜，或对中山先生的追随景仰，更奠基于胡先生突破窠臼的科学思想上。
近代史不乏爱国科学家，科学是他们报效国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学爱国谱成的学术生涯中，科学并非富强工具，犹构成他爱国思想的内涵，他赋予了爱国一种不可取代的科学意义，因此，科学与爱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无此两端并存，就无法养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开拓他厚达化异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学爱国，贯穿他对中国统一的理性主张，对欧美政治学的批判改造，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对欧美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进入政治学的年代，系统分析正开始大行其道，影响至今不坠。当时，大卫·伊斯顿将政治定义为 “价值的权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权利的维护，并将系统过程区分出两方面，一是“对系统输入价值”的过程，二是“从系统输出分配”的过程，从此定义了尔后半世纪的政治学框架。其后，有盖布瑞欧·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两人合作，把处理输入到输出的“权威”（就是政治系统的结构），分为行政、立法、司法；再搜集（欧美）人民对进、出两个过程与对中间的结构所持态度各自为何，据以整理出政治系统的“功能性”文化与“结构性”文化。他们可在不同系统间从事比较，采行分类，用以判断并解释系统的稳定程度。
根据胡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结构性文化与功能性文化都测得较好表现的情况下，系统未必稳定。换言之，纵使人民对三权及三权之间的法治关系有充分认知，愿意支持，且对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功能有信心，并感到满意，仍可出现动荡。他认为，这是由于系统分析忽略人民的两种文化：一是人民对在结构顶层的系统整体所持的态度，他称之为“统摄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层的个人一旦获得权威，能否维持原有态度，他称之为“政治风格”，即德性。如此顶层与底层补足的系统分析，是独具匠心！
首先，当统摄性文化欠缺时，人民对系统的认同分裂，我们试着从21世纪体会的话，问题可能是宗教（中东）、民族（东南亚）、移民（欧盟）、地方分权（西班牙）、意识形态（美国）等等，原本服膺三权结构的人民，因敌我意识高涨，便转而宁可搁置甚或阻挠法治，来抵制政策。因此，结构性文化看似稳，实则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选民不是选政府，而是选国家，选输的就不容享有宪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统摄性文化。主流的系统分析却浸淫在天赋人权的设想中，不察天人之间尚有群性协调其间，以致其量表认可的结构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胡先生忧虑权威人格倾向的政治风格，即曾遭遇强大压制或剥夺的个人和群体，对权力产生背反的两种情感：一是宰制外人的渴望；二是依附权力的需要。权威人格在殖民统治、阶级制度、封建社会下都较易生成，其人拥有权威后，有一种展示权威的心理需要，必须透过不断超越体制来确认自己权威，因此阻挠了系统功能，破坏了结构文化。其结果，就算自己对结构与功能都具备充分知识与支持意愿，有朝一日掌权，抗拒不了权力诱惑，反而变本加厉破坏程序，刻意身在体制之上。陈水扁在1980年代的慓悍，已让胡先生对政治风格的重要性有所警觉。
从统摄性文化到中国人的“群”与“德”
无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系是台独问题。自李登辉以降的台独，裂解统摄性文化，导致岛内敌我气氛泛滥，法治崩坏，诚信荡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于漂浮。台独又是殖民统治下人格遭剥夺的典型，一旦在位，便受某种掠夺、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冲动所折磨。这种对权力虽渴望却不确定的焦虑，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就是对美、日百依百顺，尤其是对美国的怜爱充满浪漫想象，此举斲伤统摄性文化；对内则肆无忌惮，则德性弃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辉主政初期就坚持回归“内阁制”，后人至今才恍然大悟个中道理，与所谓他忠于张君劢草拟的 “五权宪法”无涉。胡先生的主张与他将宪法权力分成统权与治权的理论息息相关，“内阁制”属治权，属于系统分析里的结构性文化。统权必须与治权分开，不可卷入人事与政治运作，以维持超然，象征统一与稳定。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动员，甚至分裂主张，都不及于统权，故不影响人民对统权的共同约束，如此奠定对系统的顶层认同，才能发展出健全的结构与功能文化。
统权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阶级、宗教、性别、党派、职业等等因素影响，超越世俗政治，对具体事件、人事、政策或判决，负有绝对回避的责任。其关键在维持超然，以免系统失其重心而漂流。准此，统摄性文化是中国统一与民主法治之间必需的内在联系。而统一的中国更能透过统权的确立，化解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绵延不绝的焦虑，以恢复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与宰制的恶性循环。
由胡先生字圣西，可窥知他对民主、科学的向往。不过，就在他学术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进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内阁制宪法”与行为科学本身的价值，更是民族与道德问题对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约。一个缺乏共同民族认同，遭受外族、外敌切割的群，不可能培养法治意识，结果是，讨论税法的动机无关财政，讨论教科书编撰的动机无关教育，讨论退休制度的动机无关养老，一切全为对付想象的敌人，系统沦为罗织的场域，言而无信，反覆无常，终至不可治理。这是何以胡先生晚年念兹在兹要厘清的是，“群”与“德”是系统科学的问题。
“群”的研究与实践挑战政治科学的未来
欧美政治科学对群缺乏敏感，在欧美思想传统中，自我保全的欲望（霍布斯）与天赋人权（洛克）才是耳熟能详的精髓，以至于透过群的凝聚来维护安全并养成德性的历史传统阙如，而今中国崛起，竟视为威胁。欧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近代肆虐全球，实则强化世界各地对群的呼唤。但碍于系统科学话语所限，无论是自省意识浓厚的欧美科学家，或向欧美先进学习的世界各地学者，失去表述群的话语，因此就算他们都追求现代化，总是不能对症处理统摄性文化的困境，甚至认为统摄性文化的提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对天赋人权的威胁。
胡先生的政治科学研究打开欧美思想传统迷障，等于把现实世界的折冲与对立，移往思想与哲学层次开展：一方面阐明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群意识的凝聚，对外有抵抗强权的使命，对内有超然于结构及功能之上的责任；二方面阐明中国的国际治理以群为基础，其来有自，既巩固各地统摄性文化，又孕育中国与各国间某种共享未来的统摄性关系，胡先生因而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充满热情关注；三方面阐明必须有健全的统摄性文化，才有稳定的结构及功能文化，因而挑战举世的政治学家，去面对天赋人权思想与群的思想之间多种可能性的整合与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强权，推动科学与现代化，坚持“内阁制”，反对台独。我们若能再深入追踪这些思想信念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共同的科学基础，就在于胡先生对统摄性文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为什么他的意志力能始终不渝。因为，这不是分开在制度、学术、民族三方面的看法，统权、统摄性文化与统一，同是出自一以贯之的科学研究，于是无比强大。其间终极关怀，毋宁是民主法治，而其当务之急，就是养成健全的群与德。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胡佛（1932.5.14－2018.9.10），浙江杭县人，1949年赴台。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获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硕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61年起任教于台湾大学政治系。1998年获选台湾“中研院”院士。胡佛长期从事宪法学、政治文化、选举行为、政治参与、政治变迁、政治行为学的研究，被认为是台湾现代政治学先驱。
胡佛先生是著名政论家，反对台独，坚持两岸统一。他曾在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表示，两岸统一是最高的道德价值，对于有台湾人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的行为，他认为是非常大的“缺德”。2008年，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2009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国庆60周年大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