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斌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一国之外贸不仅是货物商贾往来，背后还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综合实力的支撑，还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回顾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历史，须放在当时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和对中国长远影响中去思考。
生丝贸易与技术的沉浮
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有蚕业生产，《淮南子》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国生丝流传世界上千年，汉代开始对外贸易，开辟“丝绸之路”，之后持续繁荣。19世纪上半叶，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国，1800年，中国生丝和土布输英1333担（1担=100斤），1833年达7923担，增长了近7倍。1843年前，上海开埠。次年，中国生丝开始经由上海出口。1845年，上海出口生丝5146担，到1853年增加到46655担，超过了广州3662担出口量十一倍多。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南浔丝市行》一诗绘声绘色地描写了19世纪中叶湖州南浔丝市繁华的情景：“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当时白丝为最优质生丝，南浔所产辑里丝又是最好的白丝。依靠茶丝大量出口，中国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顺差。
决定生丝质量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养蚕；二是缫丝，即从蚕茧抽出蚕丝。生丝作为中国千年优势产业，在经历了19世纪下半叶的辉煌后，20世纪初前后并没能借助工业革命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机遇实现新的突破，其中原因纷繁复杂，而养蚕和缫丝没能紧跟技术发展的浪潮，出现了明显短板是关键之一。
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一次重大瘟疫给中国生丝提供了机遇。法国也是一个以丝织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丝织业所用原料主要取自本国自制的生丝。1854年，家蚕胞子虫病摧毁法国和意大利养蚕业，法国每年因蚕病损失达1亿法郎。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不仅在质量上超过法国，而且成本上大大低于法国，法国丝织业所用生丝主要依赖中国输入。1870—1874年，中国生丝出口量平均为3784吨，自1887年开始，蚕丝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到1898年蚕丝的出口值约为茶叶的2倍。尽管法国生丝产业发展停滞了，但科技一直向前发展。1865年7月，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爱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和研究蚕病，很快发现一种传染病，并告诉人们通过淘汰病蛾遏止病害蔓延的方法。但1890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拒绝采用巴斯德检验蚕种制度，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此深感痛惜，他在一封信上写道：“难道这些中国人不奇怪吗？我确信他们在说：‘接受建议，改善茶叶和蚕丝的生产固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听之任之，也许可以因此而摆脱那些为了茶丝而来到这里的外国人，难道这样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而相反，19世纪末起，日本法律就禁止个人农户自制蚕种，规定只有持有政府执照的农户所产的蚕种才能用于育蚕，有效地控制了蚕瘟。到20世纪初，中国蚕的疫情已经很严重，2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蚕种75—95%有病，日本和法国1盎司蚕种能收获110—133磅蚕茧，而中国1盎司只能收15—25磅。
在缫丝方面，中国同样输给日本。日本发展蚕丝业时间远远落后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加入世界产丝国家行列，1870年日本生丝出口不过6800担，只相当中国出口生丝的1/7。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以增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为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法规和劝业奖励政策，鼓励引入、推广西方先进技术，日本蚕丝很快以质优价廉打开世界市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中国。70年代上半期至90年代上半期20年中，日本生丝年产量激增335%。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化生产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世界生丝贸易中心位于法国里昂，进入20世纪，美国纽约发展成为新的世界生丝贸易中心，并逐步超过法国，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与法国使用手织机织造丝绸不同的是，美国丝绸织造业选择使用动力织机，因此需要标准化的原料。日本人敏感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很快实现生丝标准化。中国地缘广阔，蚕种多样，加上家庭小作坊生产、分散经营，各地所产生丝质量和规格千差万别。尽管法国买主仍旧喜欢最优等的中国生丝，但美国人更加乐于购买质量符合标准而信得过的日本生丝。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雷麦指出：“华丝在质量上既有极佳的，也有极劣的，这似乎已经持续了一个长远的时期。日本的生丝质地更为均称，但据说最佳的华丝胜过最佳的日丝。”
决定能走多远的常常是短板的长度，蚕的传染病和生丝标准化成为近代中国生丝明显的短板，最终造成19世纪末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仍维持数量增长的趋势，但是在国际生丝市场的地位已走下坡路，在中国总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逐渐减少，从19世纪末的40%以上减少到1930年的约16%。1903年，日本便以75650担第一次超过中国。1916美国进口的233000担生丝中，中国生丝为48000担，占1/5以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占美国生丝进口的90%，中国只占10%。丝织之外，1876年左宗棠创建第一家近代毛纺织企业兰州机器织呢局，李鸿章创建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先后毁于一旦，原因即在于技术不够全面和短板明显。
18世纪英国从棉纺织业发端，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棉纺织工业头等强国，进而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下半叶，英国棉纺织品占据全世界一半以上，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种类随之发生改变。同治二年（1863），上海进口鸦片高达3.82万余箱，占全国进口量的68%。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进口值中纺织品占43.7%，鸦片占19.8%，已经退出主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国丝织业不仅没能带动整个民族产业的进步和变革，而且在19世纪末左右走上下坡路，其中原因纷繁复杂。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铸铁、炼钢和轮船、火车、机器、枪炮建造等先进科学技术，而纺织又成为轻工业首选发展产业，内忧外患、国力衰弱终究使得近代中国没有发生像样、有力的工业革命，生丝自然成为那个时代产业的缩影。
但是中华民族历来不甘落后、善于学习，据此情形，开始建立培训学校。1897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建立中国第一所蚕业学校——蚕学馆，1909年改组更名为浙江省立蚕桑学校。1904年，蚕学馆第一批学员史量才创办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1911年学堂改为公立，迁址苏州，更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1918年金陵大学成立蚕桑系。这些学校不仅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蚕桑专业人才，并积极改良和发放蚕种，成为江浙良种的主要提供方，真正走的是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20年代杭州、镇江等地建立蚕种试验站，民国浙江和江苏省政府省建立了蚕业改良场，一批私人制种场也相继成立，积极推进以“改良”蚕种代替“土”种。在嘉兴，1928年使用“改良”蚕种的比例只有5%，七年后上升到50%。
在缫丝机械化方面，19世纪60年代上海和广州就尝试建立蒸汽缫丝厂，但因遭遇到传统利益者的反对而失败。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1881年广东已有10家缫丝厂2400部缫丝车，1926年，有缫丝厂202家、缫丝车95215部。1901年上海共有
23—28家 缫 丝 厂 ，7800—7900部缫丝车，此时中国蚕丝出口中厂丝比例已经超过手工土丝。到1928年，上海缫丝厂达到104家，缫丝车增至23911部。我国生丝出口没有统一质量检验标准，全凭肉眼分辨色泽、匀度、条份以确定丝质和价格。1917年7月，为提高华丝质量、防止日丝垄断美国市场，美国检丝公会会长陶迪来沪商讨组成万国生丝检验所。1922年，检验所按纽约所的检验方法承接业务，出具质量证书，但后因遭洋行反对而关闭。1928年国民政府收买万国生丝检验所设备，颁布《商品检验法》，成立生丝检验处。这些技术发展和储备为我国生丝再次腾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中国生丝出口190千担，达到近代重量最高点，比1927年增长了18.75%，高于同期日本的10.15%增长率。
令人惋惜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没能再给中国外贸发展提供和平机会，出口下滑，生丝也不例外，此时日本生丝不仅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
茶叶检验制度与机构的设立
生丝之外，茶叶是另一件中国近代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而茶叶外贸衰弱时间更早于生丝、力度更大于生丝，如果说生丝外贸式微在于技术，那么茶叶外贸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掺假作伪。
茶为国饮，历史悠久。17世纪，随着饮茶风俗在欧洲普及，中国茶叶大量出口，至19世纪初，中国独霸世界茶叶市场达200年之久。1830—1833年，华茶输出价值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93.9%，其中1832年，中国出口茶叶达400320担。中国对英国贸易每年顺差二、三百万两以上，为弥补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向中国销售多种商品，但大多滞销，收效甚微。之后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约五六百万两，由此诱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对英国贸易顺差的格局，而且华茶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民国建阳县志》载：“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竞业茶。”在外贸需求刺激下，茶叶出口量扶摇直上，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国茶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而这个期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棉纱由1845年的260万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上海进口货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鸦片盈利，也不足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可以说，英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贸易。中国当时第二大贸易国美国情况与英国相似，对华贸易保持较大逆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茶输出数量继续增长，1870年为138万担，1880年增加到210万担，1886年更达222万担，创下近代茶叶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
然而1886年以后，华茶因严重的质量问题出口急转直下，到1900年，华茶出口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一方面，长久以来中国茶业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珠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现象比比皆是，质量全凭茶农控制；另一方面，茶叶掺假作伪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生丝也存在作伪现象，1873年5月《申报》报道，“牌不对货，货不对价”，短斤少两，暗中加水增重，且丝货多不匀净，粗细交杂，但相比较而言，茶叶掺假作伪更为严重、更为普遍。1847年，英国就发现进口的“谎言茶”达10万磅。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自从1856年以来，一些劣质茶叶从中国进口。张之洞为此斥之：“侥幸蒙混，制造粗率，烟熏水湿，气味不佳，兼以劣茶搀杂。”英国反掺假运动的领袖人物阿瑟·哈塞尔医生经过检测发现，在英国市场上至少有12种不同类型的“谎言茶”。掺假作伪形成了一套“技术”，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旧充新等方式，甚至参杂了带有毒性的黑刺李叶子。“若造加色茶与发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叶多，则晒于禾场，随晒随用，以足蹂之。晒至干处，后发之茶行，茶司加以药料颜色，造作各种色茶。若造红茶，则渗入紫粉少许。”可见，中国茶叶当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和掺假现象，而且尖锐复杂，不能以西方对华茶压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对食品掺假作伪已经高度重视，现代食品立法和监管体系正从萌芽向成熟快速发展。186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温和的《地方政府打击食品和饮料掺假议会法》，这是近代以来英国“第一部试图管理所有食品的单一立法”。1872年，英国通过《禁止食品、饮料与药品掺假法》。次年，英国海关在进口华茶中查获1000万磅伪茶，此事经过商部大臣查实后，“立即奏明英国皇家出谕，严行禁止，先将此等伪茶全行烧毁，然后派员密查英京及英属各口岸，凡有商人办到中国茶叶至口，必定逐细查明。如有伪茶搀杂其中者，不准起岸。”随后苏格兰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做出一份报告，认为茶叶掺假作伪主要在中国完成，建议“为了更好地检测茶叶中的掺假物，茶叶的检查与检验应该由登陆港口处的海关进行，所有被发现掺假作伪的茶叶禁止进入国内市场”。这个建议最终被1875年英国议会颁布的《食品与药品法》所采纳。《食品与药品法》被认为是当时英国及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现代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驱，是现代食品立法的基础。该法令第30条对进口茶叶检验和茶叶货物处理做出规定：“所有进口的茶叶，在抵达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关专员任命的检查员的检验，并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当检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将茶叶样品以适宜的速度提交给公共分析师进行分析。”即，英国进口茶叶在口岸和市场接收双重检验，即使伪茶千方百计逃过英国海关署的检查，在国内一样会受到稽查和检验。为此，1875年《食品与销售法》实施之后，英国国内市场上茶叶质量明显改善，掺假作伪现象基本消失。美国对食品掺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897年通过 《茶叶进口法》，要求海关检查所有进口茶叶。1915年，民国农商部在赴美考察报告中写到：美国不准着色茶进口，各海关处均备有验色器具，一经验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断从中国引进茶种，学习中国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英国专门派人潜入中国收集茶子、调查种茶方法，加紧在印度植茶。1874年以前，印度茶叶输英平均每年仅为100到200万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万磅的速度增长。在中英茶叶贸易量下降的同时，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快速增长。1856年起，日本茶开始少量输入美国，因无杂物而品质纯洁，大为购者所欢迎，输出量不断增长。1889年，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首次超过华茶，中国失去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在美国绿茶市场，华茶则受到日本茶排挤。时人指出：“今则红茶植于印度，而中国红茶之利半为所夺矣。绿茶植于日本，而中国绿茶之利又半为所夺矣。”华茶质量衰退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出口锐减，189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1海关两合1.558银元），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外贸逆差国，逆差达2840万海关两。1900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占有率为50%，锡兰茶占36%，中国茶叶只占10%。
为了挽救华茶，采取改良叶种植、引进机器加工、设立公
司、加大宣传、减轻税负等方法，“集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方法就是实施茶叶出口质量检验。上海口岸开埠之后，洋行逐渐兴起，1859年达62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保险、金融等业务，偶尔兼营出口商品检验，当然这些都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监管。1914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农商部长张謇提出： “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次年设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温州茶叶、禁假茶出口。1928年民国《工商行政纲要》提出： “于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举各种重要商品加以检验，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输出，使我国商人于世界增进其贡献；一方证明我国输出商品其优良已合于文明各国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输入。”次年3月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对棉花、生丝、豆类、桐油、牲畜正副产品等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实施检验，颇具效果，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先驱邹秉文任局长，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兽医学家蔡无忌接任局长。1930年中国著名农学家、被誉为 “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职上海商品检验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叶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办法，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机构设立对出口华茶质量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叶掺假作伪的现象。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力衰弱，商品质量水平总体落后，掺假作伪现象层出不穷。茶叶作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因掺假作伪严重自然倍受关注。事实上，除茶叶外其他商品掺假作伪问题同样严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掺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宁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兴旺，但因质量低劣、工艺粗糙，致使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而此时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质量安全，无法建立国内监管制度。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的起步
对外贸易促进货物全球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问题，严把进口关才能维护本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近代中国口岸质量安全监管重心则放在出口环节，以此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仅对少数进口商品实施检验。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化学肥料开始输入中国，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推销和使用。由于不法商人用劣货假冒化肥在市场混售，欺骗农民以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1929年7月起，上海农产物检查所对进口肥料执行检验管理。1930年3月，该所又奉令增设蚕种检查所，办理进口蚕种和国内自制蚕种的检验，防止蚕病传播，以保护蚕丝生产，由此揭开了上海实施进口商品检验的开端。
货物商贾往来产生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传染病，其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开始于公元541年的一场鼠疫肆虐了半个世纪，1/4的东罗马帝国人口失去生命，17、18世纪的天花造成欧洲1.5亿人死亡，一战后的西班牙流感夺去起码2000万人的性命。随着世界贸易发展，传染病跨地区风险越来越大。1340年开始，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鼠疫散布到欧洲，造成全世界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1348年，意大利在威尼斯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卫生检疫站，以防止鼠疫等传染病传入国内，首创口岸卫生检疫。从1817年，霍乱从印度恒河三角洲蔓延到欧洲，又到达北美并波及整个北半球，仅印度死亡就超过3800万人。
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传染病的威胁随之而来，1846年上海口岸就有霍乱传入记录，1862年驻扎城郊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并迅速蔓延，次年7月三个周内上海每日因霍乱病死从700人增至1200人。19世纪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均波及上海，又由上海沿交通路线一路扩散，直至北平、直隶、山东、东三省等地。1863起，清政府邀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全权帮办海关事务。1873年初，南洋诸国再度流行霍乱，上海港受到威胁。当年7月，由洋人帮办的上海江海关采用西医公共卫生学理论，引入世界通行卫生检疫做法，制订四条检疫规章。8月15日，上海江海关医官亚历克山·詹梅逊对来沪船舶开检，西方轮船检疫制度就此传入，开中国卫生检疫之先河。随后，中国各对外港口相继效仿实施海港检疫。翌年，上海江海关制订 《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倘船上有许多传染病例，卫生官员可令船舶航行到吴淞口红色浮标之外。”其后，上海海港检疫规章制度逐步完善，1894年在杨树浦建立检疫机构，1905年和1911年分别在张华浜和三汊港设立防疫医院，1912年在吴淞建立里检疫处，监测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黄热病等传染病，并对出入境人员接种预防天花、霍乱等疫苗。这些措施不仅有效防范外来传染病传播到中国，而且引导建立近现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洋人帮办卫生检疫固然有保护租界、维护贸易的利己目的，但客观上使中国卫生检疫一开始就引入世界先进做法。
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是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被誉为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07年，伍连德受袁世凯邀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10月，东北发生鼠疫，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横扫东北平原，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朝廷急电召伍连德受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伍连德采取现代隔离、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火化鼠疫患者等多种防治尸体手段，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夺走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如果没有伍连德，这场疫病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是六万，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1916年伍连德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次年又扑灭山西一场夺去16000人生命的鼠疫，1920—1921年又成功控制了东北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1930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伍连德任处长兼任所长，接管了外国人帮办近70年的中国海港检疫机构，实现中国人自主检疫。当时海港检疫工作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和现代性，多次派医官赴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先进海港检疫方法，中国和国联卫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了疫情通报制度，签署认可了1926年通过的《国际卫生公约》，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 《海港检疫章程》，采用了当时国际检疫新法防疫。其后，又制定一系列组织规范、工作规范等规章制度，构建相对完备的法规体系。1925年后上海几乎年年流行霍乱，为此，1930年国民政府在海港检疫管理处设立上海（中央）霍乱防疫事务所，对外向国际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对内协调各方开展霍乱防治，海港检疫实现内外联通，职能远远超过了口岸防疫。在成功防御了1930和1931年霍乱后，1932年中国出现了近百年最为强烈的霍乱流行，再加上 “一·二八事变”，上海4296人染病，但由于霍乱防疫事务所采取注射菌苗、清洁水源等措施，死亡率仅7.4%，为全国最低。
30年代上半叶伍连德治下的中国海港检疫超越那个时代，1932年后霍乱平静了四年，鼠疫销声匿迹，斑疹伤寒无流行之虞。日本因担心上海霍乱传入，曾派高级医官腾侯来沪考察，当他离开时说：“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海港检疫工作深为赞美，以后对上海防疫事宜不足顾虑。”1933年国联卫生组织组长拉希曼博士认为：“中国方面之检疫工作，锐意改进，在过去三年中成绩斐然可观。”同年东南亚同行专门来沪参观学习。然而抗日战争打断了中国卫生检疫高歌猛进的步伐，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1938年1月7日，海港检疫管理处被迫停止工作，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避难，开设一家私人诊所为生。这年六月起上海再度爆发霍乱，成为近二十年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病，7289人死于疫病。1960年1月21日，81岁的伍连德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悄然离世，没人想起这位老人曾为中国卫生检疫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