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

    麦凯恩生前长期致力于修复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导致的创伤。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社会政治分裂、极化、对抗等越南战争时期就曾出现的病症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关于越战的选择性记忆，既难以让熟知美军在越南战场暴行的美国社会所接受，更难以让遭受深重灾难的越南人民信服。抚平“伤口”，内外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仍将遥遥无期。

    2018年 8月25日，麦凯恩病逝。麦凯恩出生名门，父、祖两代皆为美国海军上将。年轻时，他曾参加越战，成为越南战俘并被关押五年半。越战结束后步入美国政坛，他四次成功连任共和党籍参议员，还曾两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死后，他备受哀荣。美国政府为他举行最高规格的国葬。为与这位传奇越战英雄道别，数千人在华盛顿顶着烈日和阵雨排队数小时。两位前总统、麦凯恩曾经的政坛对手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参加了葬礼；参、众两院的绝大多数议员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参加。美国舆论广泛对他致以敬意，将他尊崇为体现美国爱国主义的“英雄”、坚持美国伟大原则的“独行侠”、共和党人的标杆。

    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是美国越战悲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场给美国带来深刻创伤、给越南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给许多像麦凯恩那样的美国越战老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他们提供关于自身身份、立场的坐标。虽然，麦凯恩生前长期致力于修复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导致的创伤。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社会政治分裂、极化、对抗等越南战争时期就曾出现的病症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关于战争的  “战争”：未曾治愈的越战创伤

    出于根深蒂固的  “美国例外论”，美国将历次对外武装冲突描述为  “自由”抵抗“专制”、 “正义”抗击“邪恶 ”、“光 明 ”战 胜 “黑 暗 ”的斗争。美国总是自视为光明、正义和必胜的一方。美国军人在大众支持下，心怀爱国热诚和勇气奔赴前线，最终往往能作为战争英雄载誉归来。

    但越南战争导致了此种“美国例外论”的幻灭，并由此导致了久久难以治愈的“越南综合征”。在越南战争期间，先后大约有75万美国军人参加了战斗，32.1万受伤，5.8万阵亡，还有25万患上了“创伤后遗症”，但战争仍以美国失败而告终。而且，美军在越南战场滥杀无辜的暴行，以及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就连美国人也不再相信美国是  “正义”、“光明”的一方，公众广泛质疑政府将年轻人送上战场的意义何在。美国社会政治也因越战陷入深刻的分裂和极化之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怨愤、对立，难以在何为爱国、美国的使命和目标何在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也不再能信任政府和领导人。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丧失了自豪感和目标感，其对外武装干预方面也往往举棋不定。

    越战退伍老兵尤其置身于美国社会极化、分裂的前沿。一方面，他们成为这场不义而且失败战争的  “替罪羊”。这些军人带着“捍卫自由”的信念和使命出发，在东南亚丛林经历长期苦战，不 （下转15版）

    （上接14版）仅未能作为载誉归来的战斗英雄受到普遍敬仰，回国后还经常成为质疑、贬损乃至羞辱的对象。战争的反对者们认为他们滥杀无辜，而战争的支持者则认为他们需要为美国的失败负部分责任。许多退伍军人寻求认可、尊严和接纳而不得，甚至有民众以吐沫迎接前线归来的战士。另一方面，退伍军人内部深陷分裂和敌意。许多退伍军人难以理解奉献和牺牲的意义何在，加入了反战行列。1971年，以海军中尉约翰·克里为首的近千名刚从越南归来的退伍老兵，在白宫前举行反战集会，公然抛掉了政府表彰他们在越南战场英勇行为的奖章和彩带。克里还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指责美军 “向一切可以移动的东西开火”。此种反战的言行被那些仍然视参加越战为“高尚”“爱国”行为的保守派们看作“背后捅刀子”的“背叛”行径。

    麦凯恩在越战中作为执行轰炸任务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他并未近距离直面美军暴行，也未经历其他许多美国军人的道德幻灭和困顿。在越南战俘营遭受酷刑炼狱而仍然坚持美军“战俘守则”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来自父辈关于军人忠诚、勇气和荣誉以及“美国例外论”的信念。从越南战俘营载誉归来，他一如既往地偏信美国的伟大，对反战军人深恶痛绝。这正是他在步入政坛后曾长期反对克里的根源。

    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社会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越战“创伤”。越南战争后的数任美国领导人都试图“医治”这一“创伤”，希望美国社会能“包扎伤口”，将越南  “置之身后”。美国政府专门为此设立了 “越战退伍军人领导项目”，在社区设立“退伍军人中心”，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美国各级政府还在不同时期批准建造了数百个 “越战  军  人  纪念  碑  （或  像  ）”，电影等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也努力展现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的正面形象。但美国官方整体上采取一种选择性遗忘（或记忆）的策略，在重点展现美国军人的牺牲和勇敢的同时，却回避对当时美国政府对越政策和行动的批判，也回避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犯下的战争罪行。

    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议题论辩中，美国的越战创伤一再重现，成为加剧美国社会分裂的病毒。围绕对外武装干预的政策辩论，“越南教训”会被一再援引。各派却又对何为“越南教训”本身经常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领导人无论支持  “越战高尚论”（如里根）还是“越战错误论”，都会一再引起不同阵营的强烈反对。克里和麦凯恩的政治生涯，也一直深受“越战遗产”的影响。2004年，在克里代表民主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就有保守派退伍军人组织大肆抹黑他的服役经历，对他的竞选造成致命打击。2008年，麦凯恩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则有舆论将战俘经历与他的暴躁脾气相挂钩，对他的精神健康状况提出质疑。

    麦凯恩的“疗伤”和难以愈合的“伤口”

    美国在越战问题上，对外需要处理美军在越南的失踪人员及遗骸、美军在越大量使用有毒化学物质（主要为“橙剂”）的恶性后果、消除美越之间的敌意等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对内，则需要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在新近的一部回忆录中，克里在提及与麦凯恩的深厚友谊时称，“如果一个（越南）战争的抗议者和战俘之间能在最有分歧的议题上找到共同点，那么，在几乎任何其他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就不再显得困难”。麦凯恩与克里是美国国内围绕越战出现的两个对立阵营的标杆性人物，分属共和党和民主党。

    自越南归来后的很长时期，麦凯恩对克里的“背叛”耿耿于怀。1984年，已经担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麦凯恩还曾专程赴马萨诸塞，阻击克里第一次参选联邦参议员。但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两人搭乘美国运输机共赴科威特视察美军，双方就各自的越战经历展开了一次彻夜长谈，并由此实现了和解，开始搁置争议合作共事。

    在美国国内，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是美国失踪军人行踪问题，这也成为美越和解的一个重要障碍。美越签署和平协议、美军战俘释放后，美军还有2500多名失踪人员。这些人员中的许多人来自不同军种的航空兵，往往来自美国的白人中产家庭，在激烈的战争中因机毁人亡而尸骨难寻。许多失踪军人的家属难以从失去亲人的创痛中恢复过来。对于这些家属而言，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没有找到他们的亲人之前就与越南媾和，就是对亲人的“抛 弃 ”和 “背  叛  ”。 “除 非 最后一名军人归来”，越南战争就还未结束。他们成立了“全美东南亚战俘和失踪士兵家属联盟”，长期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搜寻他们的下落和遗骸。1991年，美国参议院设立专门处理这一事务的“战俘和失踪士兵甄别委员会”，由克里任主席，麦凯恩为其委员之一（后来与克里一起成为双主席之一）。麦凯恩对该委员会工作的长期参与，为克里推进相关工作提供了支持。双方政见和党派归属不同，但作为越战老兵，解决越战遗留问题，修复美国的越战创伤，是他们的共同关注点。麦凯恩还与克里搭档，推进美越和解。

    长期的合作，使麦凯恩与克里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长期相互信赖和支持。当然，在一些立场相异的政策议题上，素以尖刻直言著称的麦凯恩也不乏对克里的批评。在克里担任国务卿期间，麦凯恩就曾公开批评克里对外交解决国际冲突的信念过于天真。

    葬礼通常应该规避分歧和纷争。但即使麦凯恩的葬礼，也没有出现那种麦凯恩所推崇的和解局面，以及节制、妥协和团结的政治风格。自越战时期延伸而来的极化、党争和分裂的恶性政治，仍在像病毒一样传播扩散。

    根据麦凯恩生前的遗愿，现任总统特朗普没有受邀参加葬礼。在美国“举国泪奔”（佩洛西语）追思麦凯恩时，特朗普在打高尔夫球。在葬礼上，无论奥巴马、小布什，还是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都在他们的悼词中或明或暗地指责了当下美国的  “恶政”。奥巴马哀叹，“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公共生活和话语，多少都变得小气、卑鄙和琐碎。夹带着炮制的愤怒，那种政治只是假装勇敢、假装强悍，但事实上是出于恐惧。”小布什则大谈麦凯恩对滥用权力的抵制和对暴君的憎恶，以此间接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梅根则一方面哀叹 “美国的伟大在流逝”，另一方面重申“约翰·麦凯恩的美国不需要再次变得伟大，因为美国一直都很伟大”。她直接回击了特朗普  “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口号。这场葬礼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抵制特朗普的大集会。

    在麦凯恩在世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开始为美国社会政治日益加剧的极化、党争、分裂和混乱而担忧焦虑，也不惜为此与特朗普公开抗争和决裂。他本人，以及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也难免在特朗普式的“战俘非英雄”的嘲讽中再次受伤。他所热切期待的共和党，也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  “出卖灵魂”，一路向着民粹主义滑行。与越战时期相似的美国政治乱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麦凯恩的葬礼或许将是一次绝唱，标志着美国政治一个时代的终结。麦凯恩式的政治理想，或将随着麦凯恩的离去而远逝。

    “南北内战”结束已经长达一个半世纪，但它带给美国社会的创伤和裂痕尚未愈合。而越南战争的  “创伤”，也同样难以平复。根深蒂固的“例外论”神话，为美国的“道德优越论”傲慢和幻觉提供无尽的动力。在此种“例外论”下，麦凯恩所代表的美国保守派不可能直面美国政府及其军人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历史罪责，进而“屈尊”对美国自身的严重道德瑕疵  “反躬自省”。而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关于越战的选择性记忆，既难以让熟知美军在越南战场暴行的美国社会所接受，更难以让遭受深重灾难的越南人民信服。抚平 “伤口”，内外实现真正的  “历史和解”，仍将遥遥无期。正如新世纪以来伊拉克战争所展现的，麦凯恩式的道德和权力傲慢，也为美国提供对外干预主义的冲动，容易使美国再次面临越南式的内外  “窘境”，再次撕裂“伤疤”。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