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20年前，当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阿来的长篇小说新作 《尘埃落定》并首印五万册时，的确是需要独到的眼光和魄力的。那是1998年前后，纯文学市场正处于相对低迷的时段，不少出版方追逐的是能够给他们带来高额利润的所谓畅销书，而当时能够风靡市场的又多是那些类型化的读物。这当然也不能算什么错，但如果就此偏于一隅则肯定有问题。阿来的这部长篇新作在杀青后就因此连续遭到几家出版方的退稿，理由只有一条：“不好卖”。

    的确，即使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 《尘埃落定》也是一部缺乏一般畅销书特征、但有可能在纯文学范围内引起诸多话题的长篇小说，阿来当时也明确声言自己 “不会采用目下畅销书的写法”。然而，就是这部看似难以畅销的新长篇在当年不仅实现了首印五万册销售一空当即又加印五万册的 “小幸福”，此后更是创造了长盛不衰的大业绩。 《尘埃落定》出版20年，先后推出15个不同版本，总销量逾百万，其总销量在获茅盾文学奖的几十部长篇中位居前列，同时更在海外30余个国家得以出版。面对这份不错的 “成绩单”，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探讨诸如 “经典的魅力”或 “经典即市场”之类的话题。

    今天重读 《尘埃落定》，还得承认这部长篇固然缺乏一般畅销书的特征，但对读者哪怕是一般读者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几分吸引力，别的不说，单是作品中那当地生活的神秘感就足以撩拨起一般读者的好奇。这部以神秘浪漫的康巴土司制逐步走向消亡过程为题材的小说很自然地要展现出许许多多当地生活的风土习俗，这里有刚烈的血性、过人的蛮勇、浪漫的情恋、牧歌的情调、严峻的生存，当然还有令人知之甚少的土司制……这一切在一般读者眼中，莫不因其奇异而倍感新鲜，单是出于好奇也不妨读它一读。

    当然，倘 《尘埃落定》的写作仅限于此，其意义其价值当大打折扣。在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的国度里，采撷种种奇风异俗展示一番，这样的举手之劳不是太大的难事；倘若读者对 《尘埃落定》的阅读仅限于此，也实在是浅尝辄止，枉读了一部本可获得更多享受的作品。

    在阿来看来： “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而应该有 “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透过作品那奇异的风俗画面，穿越作品中麦其土司二少爷那似傻非傻的言行，感受作者心灵与逝去历史间进行交流时的精神创痛，阅读作品时的那种好奇与新鲜渐渐会为另一种沉思与遐想所代替，进而寻找到作者所追求的普遍意义和寓言效果之踪迹。如此这般就使得 《尘埃落定》在好看之余更多了一份耐看。

    《尘埃落定》确是一个富于寓意的书名。土司制的寿终正寝，看似外力的冲击，仿若 “尘埃落定”般只是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不过细究“尘埃”当如何 “落定”又似乎不止于“尘埃落定”这般简单。当社会从一种形态朝另一种形态过渡，当一种文明转化为另一种文明，一些曾经喧嚣与张扬的 “尘埃”随着必然的毁灭与遗忘而迅速落定，而另一些看似细小的尘埃又是那样顽固地漂浮在空中乃至长存于人们的心灵世界。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看上去只是在伴随着原有社会形态和文明的消失而消失，但终归又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强大的力量所超越所充斥，其中许多又何尝不是在此之前就已为自身遗忘？对比一下麦其土司二少爷的  “傻”与那些称他为“傻”的芸芸众生，到底谁 “傻”谁不傻？ “尘埃”又是如何 “落定”？怀乡的原乡人所寻找的又何止是家园的物化外壳，更是对精神家园的一次心灵探寻。 《尘埃落定》很容易令人想起“史诗”二字，它毕竟记录了土司制终结的历史，但这样的 “史”更是一种被充分人性化了的心灵史。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就不难看出：如果说当地风土人情的呈现及土司制的逝去是一种 “特别”，那么细究那些看似 “落定”了的 “尘埃”则是一种“普遍”。 “特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许多流行的畅销读物不能说不“特别”，甚至很 “特别”，但遗憾的只是就此戛然而止，这就很容易走上“特别”的猎奇和 “特别”的展览之类创作歧路。 《尘埃落定》的成功当然有其 “特别”的一面，但不同的是阿来 “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而是要从“特别”走向 “普遍”，这是阿来自述的写作追求，也是一条有可能成就“经典”的写作之路。在 《尘埃落定》出版20年后的今天再来重现这样的创作轨迹显然也更有说服力。

    顺便还想再饶舌一句： 《尘埃落定》从畅销到长销的成功之路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典型的示范效应，同时还给出版人以重要启迪：出好书其实比赚钱难，但只要是真正的好书就一定能赚钱，而且出好书赚的钱心里更踏实更舒坦。（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