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楚婷
当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在大众的翘首以盼中揭开神秘面纱时，一座以“明代高房”古建筑为载体，以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书香根脉为特色，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松江区共同打造的新型多元文化空间——“朵云书院”也惊艳亮相。
如果说开设在上海老洋房中的思南书局是“小而美”，那么，身处广富林徽派古建筑群中的朵云书院则是“大而雅”。而作为书院开张的重头戏，“光芒万丈——朵云轩再造明版明画展”也同时在二楼的艺术文献展览区 “海上文薮”举行。展览整体面积约350平米，集中展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朵云轩木版水印著名工艺师郑名川精心遴选的50余幅明版明画艺术珍品，这些展品均为明代江南书画名家与工艺巨匠的传世之作。日前，本报记者请郑先生作为向导，将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一一道来，一起重温雕版的美好年代。
“明版明画”与“明代高房”相得益彰
上海的老辈人一般都管木版水印叫 “木刻水印”或 “水印木刻”。1960年 11月 13日，傅雷写信给傅聪专门谈起他寄去的木刻水印：“……陈老莲《花鸟草虫册》还是五八年印的，在现有木刻水印中技术最好，作品也选的最精；其中可挑六张，连同封套及打字说明，送弥拉的爸爸，表示我们的一些心意。余四张可留存，将来装饰你的新居。黄氏作品均系原来尺寸，由专门摄影的友人代制，花了不少功夫。其他笺谱有些也可配小玻璃框悬挂。因国内纸张奇紧，印数极少，得之不易，千万勿随便送人；只有真爱真懂艺术的人才可酌送一二（指笺谱）。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西人送礼，尤其是艺术品，以少为贵，故弥拉爸爸送六张陈老莲已绰乎有余——这不是小气，而是合乎国外惯例，同时也顾到我们供应不易。”
此次 “光芒万丈——朵云轩再造明版明画展”中便有这套《陈老莲花鸟草虫册》，虽不是傅雷所说的1958年5月初版初印、最好最精的版本，却也是原版重印，极其珍贵。
自1957年起，朵云轩便以木版水印技艺复制名家名作、再造善本，至今 60年来，再造明代套色版画代表名作已不胜数，除了有《明刻套色〈两厢记〉图册》《十竹斋书画谱》《萝轩变古笺谱》等巨帙外，也有包括戴进、蓝瑛、孙龙、林良、吕纪、青藤、白阳、陈老莲和吴门沈文唐仇四大家等所绘的 《陈老莲花鸟草虫册》《徐渭杂花图卷》《仇英秋原猎骑图》《唐寅秋风纨扇》等大批精美的雕印名作。
说起为何以 “光芒万丈——朵云轩再造明版明画展”作为朵云书院开张的首展，郑名川告诉记者，本来是有几个方案备选的，但为了与朵云书院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氛围相契合，最终选择了“明版明画”作为首展。
身处广富林徽派古建筑群中的朵云书院，系整体搬迁而来、保存完好的“明代高房”建筑，总占地1600多平米。整栋建筑分为上下两层，室内外相融合，内设阅读、文创、展览、讲座、品茗等多个功能空间，外设“松石境”与“水云乡”两个景观庭院，其间一棵松、一朵云的呈现，与松江及其古称“云间”形神相契，使这一书香胜境平添几分古朴和安逸。
为保护和继承古建原有的建筑结构和风格，设计团队对古宅进行“量身定制”，通过“打通”和“提亮”的理念提升书院气质及读者阅读的舒适性。如将原有的两个传统天井景观庭院改为一干一湿的“旱井”与“水井”，使得书院内部与自然景观相联接并产生交流；古建筑内侧选择明亮的色块提升老屋的鲜活度，并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分区，用不同色块及材质突出。二楼原有木屋盖不做吊顶，仅以灯光打亮轮廓及塑形；隔断及墙体选用传统石灰泥粉刷及宣纸材质，凸现文人气质。另外，为保护古建筑不受破坏，设计师团队对其单独做钢结构加固并作为设备悬挂支撑。书院的整体设计强调平和，不与古建筑争锋，而是借用巧力提升古雅气质，强化时空的舒适性。
用传统工艺复制的 “明版明画”在古朴典雅的“明代高房”中展出，可谓形神兼容、相得益彰。
书籍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走进展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十竹斋书画谱》，这也是所有展品中的翘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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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名传介绍说，《十竹斋书画谱》系明代胡正言辑印成集的中国版刻史上第一部饾版彩色套印画本。众所周知，中国雕版印刷艺术发展到明代，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胡正言则是这个时代里集大成而卓有建树者，时人杨文骢赞叹道：“胡曰从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郑振铎也在他的《略谭中国之彩色版画》中谈到，“至胡正言出，而彩色套印之风乃大炽”，并且认为胡正言彩色套印本《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二书“实为当时之杰作，乃我国版画史上不朽之双璧。精工秀丽，莫可名状，在套印技术上尤有独到之处”。因此，《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堪称木版水印史上的丰碑，将雕版印刷艺术推向新的阶段，正如胡正言的好友李克恭所说“化旧翻新，穷工极变”，标志着集绘、雕、印技艺于一体的木版彩色套印技艺——“饾版”术的成熟。
事实上，胡正言为木版彩色套印技艺付出了大量心血。据程家珏《门外偶录》载：胡正言常年雇良工十数人，对刻工“不以工匠相称”，与他们“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使得“诸良工技艺亦日益加精”。由于“饾版”术要求很高，分版、雕版、对版、着色、刷印，每一个环节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在落稿和付印前他还要“亲加检校”，以保证雕印质量。正是如此用心，胡正言的木版彩色套印技艺才能达到杨文骢所谓 “幅幅乱真”和“定以为写生妙品，不敢作刻画观”的前所未有的化境。
《十竹斋书画谱》“绘刻精而奇，谱则巧而该”，全帙凡八谱十六册，画面精雅，在画谱刊行后不久就引起广泛的注意，开始有人仿刻了，以至胡氏声明道：“原板珍藏，素遐真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善价沽者，勿虚藻鉴。”历代重印、翻刻者达 20余种，大多摹刻失真，设色粗陋，次第混乱，颇多阙衍。
近代以后，明代原版本传世几近湮失，因此，其善本再造与精雕细琢工程浩大。1981年，朵云轩开始着手翻刻《十竹斋书画谱》，遍访专家，以国图、辽博和一些私人藏家所藏明版为底本，整理付梓，历时四年，于 1985年10月再造完成《十竹斋书画谱》善本，再现了明版原貌。1989年，朵云轩红木箱册页特装本《十竹斋书画谱》被选送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其流露的含蓄而精雅的中国传统艺术之美使其一举获得比该项评选最高奖项“金奖”更为崇高的荣誉“GRAND PRIX”（法语，意为大奖），被业界誉为“书籍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原汁原味地重现明版的神韵风采
展览中最有趣的展品无疑要数《明刻套色〈西厢记〉图册》了。《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公认的名著，明清两代有数以百计的刻本，也有许多本子配有插图。其中德藏明刻套色《西厢记》插图在木版水印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和特殊的价值。
郑名川介绍说，收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明刻套色《西厢记》图册是明崇祯十三年由吴兴闵寓五氏主持刊印的，因此又称为“寓五本”，购自柏林收藏者 A·Breuer。1977年，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曾将这套明刻套色版画影印发行，使更多人有机会一睹明版孤本的神韵风采。
而这套古代插图本《西厢记》最出彩的是它独具匠心的设计，每一幅插图的构思都很精妙。郑名川举了几个例子：如第一幅插图为“佛殿奇逢”，描绘张生初往普救寺投宿之情景。此图用中国传统绘画手卷形式呈现。右手“手卷签条”上篆“如幻第一图”五字；左手空白处有“寓五笔授”款，并“寓”“五”两方朱文印。手卷徐徐打开，故事也娓娓道来。第二幅为“僧房假寓”，描绘张生寺中偶遇莺莺后，向红娘打听情由。故事以白描手法绘于瓷器壁上，后置一朱红托架，“第二”两字藏于托架腿上。而第五幅则以走马灯的形式展现，内容为“白马解围”，描绘白马将军杜确及普救寺僧人惠明追杀叛将孙飞虎的情景。作品以线刻为主，部分套以淡墨平版，作者将求奇求巧的游戏态度与描摹故事的忠实画笔相结合，臻于完美。再如第十幅“妆台窥简”，描绘莺莺展读张生书信之情景。图绘屏风一面，将莺莺、红娘隔开，使莺莺在未察觉红娘窥视的情况下展读书信，真情毕露。图中并未正面展示莺莺形象，而是令其出现在梳妆镜中，莺莺身后的屏风有山水画装饰，双屏风的设计虚实相间，令人拍案叫绝。
绝妙的创意加上高超的技法，使得这套图册备受追捧。1990年，朵云轩以木版水印传统技艺重新付梓，原汁原味地重现了明刻套色《西厢记》图册的神采，并由辽宁省博物馆馆长徐秉琨为图册写序，谢稚柳为图册封面题签，锦面镶红木边册页装，配锦盒，装潢华美典雅，限量编号发行300册。
薪火相传，润物无声
现代印刷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的印刷工艺逐渐衰弱甚至被淘汰，但木版水印的技艺却始终薪火相传，甚至还被列入非遗项目。对此，郑名川认为，就像照相永远无法取代绘画一样，现代印刷术也无法完全呈现木版水印的艺术效果，这是印刷品之于艺术品的差别，那种触摸感受到的质感肌理，是有温度有情感的。
在展品中有现存的第一部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它首次使用了饾版拱花技法，其饾版拱花技术之美之独到，是印刷品所无法企及的。据郑名川介绍，所谓“饾版”术，就是彩色套版套印技艺。具体方法是按画稿的不同色彩和浓淡变化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版，每块版代表作品用笔、用色的一部分，版子雕制完成后，再按作品中每块版的颜色调色刷套印或叠印，就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彩色木刻画。明人因其堆叠拼凑，有如饾饤，故称饾版。至于“拱花”，郑名川说有些雕版印刷史著作误以为是用阴刻、阳刻两块雕版挤压而成。事实上，“拱花”术是一种纸张在木雕版上拱砑出的浅浮雕图像的雕版拓印技艺，以凸出的线条或块面来表现物象和花纹等，类似现在的凹凸印。拱花作品具体做法是根据作品所要呈现的立体浅浮雕效果，反向雕制凹入版面的“负”浮雕拱花版，然后在雕好的版上放宣纸，垫上薄毡，用特制的拱槌进行拱砑即成。
朵云轩是在1980年代初期，再造《萝轩变古笺谱》的时候才重新把拱花这项技艺恢复起来的。拱花使用最多的是在信笺上，特别是那种小花笺。在1961年4月25日的《傅雷家书》中，傅雷就利用写这封信所用的木版水印信笺实物，又为傅聪普及了一下木刻水印知识：“此种信纸即是木刻印刷，今亦不复制造，值得细看一下。”
饾拱欲生花，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纤巧印刷。郑名川将此过程概括为勾描、雕版、水印三大步骤。勾描是根据原作用笔的干湿浓淡和设色的微妙变化，分组分版用毛笔分别勾描在雁皮纸上；雕版则将上述刻稿反贴于梨木板、黄杨木板上，运用各种刀法精雕细镂，刻制成包含各种不同形态的“饾版”或“拱花版”；水印选用原画所用的材料和颜料，将墨和颜色掸刷在已刻好的木版上，再按次序把所有的分版套印在宣纸或画绢上。经过成百上千次反复重叠套印，遂成为 “下一等真迹”的木版水印。
一道道繁复的工序，制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这其中蕴含的是满满的工匠精神，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