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提到，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克隆猴的成功，正是经历了“九死”之后迎来的 “一生”。当所有的掌声为孙强团队响起的时候，我们是否该想一想  ，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命运会如何？

    没有海外博士后的留学经历、没有各种人才 “帽子”，尽管也有发表在一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但如果没有克隆猴的成功，可以想象，孙强和刘真今后的科研道路很难再有什么起色。

    这就是他们为挑战世界级的科研难题所承担的风险和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水平不够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选择容易一些的课题，或许早就可以名利双收。尤其是刘真，完全可以选择出国，这条对未来更有保障的道路，而放弃挑战世界级难题的风险。

    但他们这么做了，并不完全是因为勇气、热情和执着，更因为有着神经所给予的支持和承诺——只要做出好的工作，出国经历不重要。好的工作，不仅只有耀眼的成果可以显示，还有更多内在的实力：对科学的理解深度、对学科方向的把握、实验设计与施行的水准和能力……

    有了这些，哪怕眼前创新还在“九死”的过程中，终有迎来 “一生”的希望。哪怕这一代人无法完成，还可以有下一代接力前行。即使真的失败了， “留得青山在”的科研团队还能从别的方向上获得突破。但这一切需要的是宽容失败的环境、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以及对基础研究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持。

    我国目前的实力，还无法支持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这个从优势领域追赶，在学科前沿实现突破的过程中，更需要有鼓励挑战、允许失败的氛围。

    正如蒲慕明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国总体科研实力与欧美国家比起来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要去做重大科研突破，所以应该在重要的、已有一定优势的科研领域前沿占一席之地， “有所为，有所不为”。

    然而，这种挑战必然要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如何设计一种制度，减少这种风险对勇于挑战者的影响，让更多人愿意去闯这些布满荆棘的创新“蜀道”？

    科技创新最大的障碍是价值观的障碍。作为世界公认的创新之都，以色列就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无论科研还是创业，失败都不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发展道路。当下的中国还缺乏长期扎实的基础研究，科研人员追根究底的精神有所欠缺，很多人就喜欢急功近利地赶出几篇文章来，好赶快申请各种奖项，拿到各种人才 “帽子”戴上。这种 “保守”显然与国家真正希望获得的创新突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的科技创新正处于从跟踪向同步发展、逐步领先的过程中。 “真正注重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文化和氛围，还需要在很多科研机构、高校中逐步建立。而且，很多重大科技创新的实现不是少数几个实验室能够完成的，还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不计个人名利，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协同作战。如何让孙强、刘真这样的人才，不用再在接受重大科技难关挑战时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心，是一个值得我们的科研管理者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