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历史学家朱维铮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我喜欢读史，尤爱中国历史。近些年，也找外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史来读，确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触。这大概正像朱先生所喻的窗外之眼和窗内之眼的不同。换一双眼睛看风景，风景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情态，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近日，偶得一书：日本作者山崎正著《〈史记〉人物四十五讲》。读来忽觉，不仅看风景的眼不同，心境亦不同，作者不仅看屋内景象，更看屋中之人，在他眼里，沉寂了千年的旧屋旧主，被看出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这双窗外之眼，并非审视，而是欣赏。作者山崎正对中国史的阅读与研究，纯粹出于兴趣：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尤爱《史记》，后来产生了把对《史记》的思考和感悟加以整理的想法，为此搜集资料、储备知识长达10年。东坡先生曾言：“假以十年，何事不成？”在山崎先生年过“知天命”时，终有《史记点描》（系《〈史记〉人物四十五讲》日文版书名）一书面世。

    读山崎笔下的“史”，实则是读“人”。或许，史实考据不见得全面，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也有个别误差——毕竟是外国人，隔着一种文化语境，要将卷帙浩繁的中国史考证得清楚明白，着实不易，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做到。但作者却另辟蹊径，直指人性，拨开历史迷雾分善恶，辨虚实，在丰富史料和个性化思考间纵情挥洒，由着性子快意书写。《史记》全书130篇，而他只写“四十五讲”，选取的皆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物。人物“出场”的顺序也非按照《史记》或时间编排，而是先将相后君主，讲到君主时，又穿插了几位国士，当然还有游侠刺客、乱臣贼子、隐士高人、圣贤先哲。后面“百家争鸣”重磅出场，本以为会以此结篇，不想却又在对比了两组截然不同的人物后，转到“太史公”身上，让他成为“压轴”。粗看来似乎有些没章法，细细品读才发现作者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和个性逻辑全在其中。读史亦见真性情。

    写此书时，山崎正走向“知天命”之年，走过近半百人生的他无疑是犀利的，在读史时毫不掩饰其想法，对于看穿的东西一针见血。比如，当他讲到颜回被诸侯敬而远之时，写道：“颜回非常看重仁义和礼仪……如果任用颜回的话，那么诸侯就不能在政治上随心所欲。”讲到司马迁写汉武帝时，写道：“在司马迁眼中，武帝不是一位英明的天子，而是一个带有自大妄想症的灾星。”同时，他也是睿智的。对于许多《史记》中有记载且有深厚认同基础的“史实”，他有自己的判断，并不人云亦云。

    山崎在写此书时，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与好恶的。他在书里浓墨重彩地写了几位女性，如“晋文公身边的女性”“深明大义的赵姬”，为她们的智慧和美德喝彩，让这些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走上历史舞台，且并未“脸谱化”，而是写得活色生香，这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非常难能可贵。他常常直抒胸臆，读过这本书的人会马上知晓：他钦敬秉持“人文主义”的晏婴，不齿“天资刻薄”的商鞅；赞美快意恩仇的游侠，却对近乎心理扭曲、疯狂报复的伍子胥感到悲凉；他所推崇的是伯夷、叔齐、豫让、“齐国的史家三兄弟”等有着坚定信念、并不惜以生命实践信念的人物，看重那些超越行为和结果本身的价值。在山崎的阅读和书写里，有他自己的社会理想。

    虽非真正的史家，但山崎读史的心思和方法是严谨的。全书诸讲，均分成根据《史记》整理而成的“正文”和根据其他史料考证的“补遗”两部分。作者在细读《史记》之余，又认真研读其他史书和历史资料，彼此对比、考证，去伪存真。因了这份严谨，他发现了许多问题，频频对《史记》提出质疑。比如，“《李斯列传》中说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而《秦始皇本纪》中则认为子婴是二世兄弟扶苏的儿子。总之，二者记述不一致”。他了解史家的心思，毕竟是凡人，不可能完全客观、不带个人色彩，遇上这种问题，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孔子死后，子贡为其服丧了六年，不可能不知道原宪是孔子的弟子。一般来说，子贡即使有经商的天赋，也不会以卫国宰相的身份向住在陋室的原宪炫耀。编织这段情节不如说是想要称颂甘于清贫的原宪而已。”但“指出”并不是批评，相信每每写到此处时，山崎都是将司马迁引为知己的，有个性的史家才可爱；然而，虽然欣赏，却必须较真。而他的这份较真和缜密，也让读者有了更多收获。

    在撰写这本书时，山崎亦是一位苦思冥想的老人，并将其人生的观点、思索和追问安放其中。阅读此书，随处可见这样的睿智话语：“每当读到在楚国、吴国和越国的舞台上所上演的复仇剧，笔者对人间的怨恨产生畏惧的同时，也感到大多数人在不知道与生俱来的宿命的情况下，却在拼命上演狭隘、悲哀的人生故事。”“历史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绝对标准。”他还抛出了许多问题，设身处地地同古人一起思考，发人深省。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随同“太史公”一起，对“天道与是非”的追问。其实这样的追问不仅在终篇，而是贯穿全书，在那些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身上，他总会一次次探索，在坚持理想和服从现实之间、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该如何取舍，乃至天道是为善还是作恶该如何判定。“人生应该怎样度过？”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岁月，伯夷、叔齐、宋襄公、张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司马迁，现在又留给了作者和我们所有人。也许，《史记》并未结束，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延续，坚持什么？追寻什么？人生之迷茫，宇宙之辽阔，无解。

    读山崎的书自有一种畅快。与历史学家著述之深沉、不苟言笑不同，一位史学爱好者沉浸于史海中的喜悦、与历史人物对话时的兴奋，全都跃然纸上。读着这样的文字，似乎可以触摸到作者跃动的脉搏和跌宕的心情。对于同为史学爱好者的我而言，更仿佛从中看到自己读史时的样子：时而凝神思索，时而掩面而笑，时而怒发冲冠，时而扼腕叹息……于是，不禁常于阅读时，慨叹文字里还藏着一位知音，遂忍不住频频在心中举杯，隔空邀作者“浮一大白”。走过历史的，是人；湮没于历史长河里的，不仅有冷冰冰的史实，更有热腾腾的人生。以真性情读史，历史活着，处处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