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澜

    17、18世纪，自然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迎来了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科学考察与标本采集的“黄金时代”。由西方人士在中国创建的自然史博物馆，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早期传统自然史博物馆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收藏研究是其主要功能和业务重心，这些博物馆几乎享有和大学、研究所同等崇高的学术地位；一些重要的学者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广受学界尊重。

    说起上海自然博物馆，许多老上海人的脑海里会立即浮现出延安东路上的那座带西洋风格的6层老式英国古典建筑（原为华商纱布交易有限公司）。在那里，3层楼高的长颈恐龙化石、新疆楼兰古尸等经典展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以溯源至19世纪中晚期——由英国亚洲文会在上海创建的“上海博物院”，以及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建的 “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后更名为震旦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博物院遗留在中国的标本、藏品由上海市军管会接收，成为1956年筹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基础。现今，在上海科技馆（原上海自然博物馆）藏品库房仍可以找到不少标有

    “Shanghai Museum”（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和 “Heude Museum”（震旦博物院）字样的标本底座或标签。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857年。以美国新教牧师裨治文（E.C.Bridgman）为首的18名外侨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1859年，“上海文理学会”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总会，名称改为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称 “亚洲文会”。1868年，文会会所选址于上海圆明园路5号（1886年更名为博物院路，今虎丘路20号）。亚洲文会创办的宗旨是对近代中国进行全方位调查研究，其研究范围可谓包罗万象。筹建博物院、图书馆以及创办会刊是文会的主要任务。早在1864年，亚洲文会就开始设立博物院负责人，进行标本搜集。1874年3月25日，亚洲文会博物院即“上海博物院”正式成立。博物院开始只有两间陈列室，1933年初，由上海各界中外人士捐助的亚洲文会5层新楼在原址拔地而起，标志了博物院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博物院采取理事会负责制，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来自英美驻沪领事，经费主要源于上海工部局历年捐款。

    经多年积累，博物院收藏了数万件动植物标本及文物艺术品，成为近代远东地区生物标本和文物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文会博物院每年向社会公布的收藏品目录，为各类研究提供了一手参考资料。在文会会刊《会报》上，常有重量级研究论文发表。如英国鸟类学家拉图什（J.D.D.La Touche）1906年发表的《上海博物苑鸟类标本名录》（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Museum），及曾任上海博物院院长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De.C.Sowerby）1916年发表的 《华北哺乳动物研究》，为中国鸟类、哺乳动物研究的奠基之作。文会博物院也是国内最早向社会开放、体现社会公益性的博物馆。1930年代博物院每天都免费向公众开放，节假日照常。除了展示陈列，博物院还举办一系列面向社会各类人士的活动，涉及内容丰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徐家汇（震旦）博物院的历史与早期来华传教士有关。这些传教士大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来到中国后，他们结合传播科学与传教创办了大量文化机构，给国人提供了一个涉足西方文化的窗口。1860年代，第一批训练有素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陆续到达上海，成立了“江南科学委员会”，确立了徐家汇耶稣会科学工作的中心是建立天文台和博物院。1868年，法国天主教神父韩伯禄（Pierre Heude）抵沪着手筹办自然史博物院，当时叫“徐家汇博物院”，院址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耶稣会总院南侧（今蒲西路220号，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北侧）。1883年 5月，徐家汇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即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的天文台旁。当时的博物院基本不对外开放，收藏的动植物标本主要供自然科学研究所用。院内人员的研究论文、资料记录等常编辑成册，寄往欧洲。首任院长韩伯禄神父精通物理、动植物诸学科，他在主持博物院工作30多年的时间内，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足迹遍布中国和东南亚。有人统计了一下，韩神父的采集路线长达25万公里，可以绕地球 6圈。

    随着博物院藏品的日趋丰富，徐家汇的旧舍已逐渐不堪容纳大量标本。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另建新院于同属徐家汇耶稣会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北侧，当时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23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次年，徐家汇博物院的藏品和当时储藏在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中由天主堂葛修士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和古物，一起合并迁入新院舍内，拨归震旦大学管理，改名为 “震旦博物院”，以纪念创办人韩伯禄。

    1933年震旦博物院新建的院舍共 3层，内分陈列室、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摄影室等。院舍之南，另建有植物园，养殖各类奇花异草，以供研究。博物院收藏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动植物标本6万余件，金属器具、玉器、陶器、瓦器、古尸等文物5000余件。除专供学术研究的植物及昆虫标本，其他收藏品陈列均对社会全面开放。

    震旦博物院拥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标本收藏，尤其是当时经韩伯禄本人厘定的新种模式标本，如今已是无价之宝。2000年，一批极其珍贵、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哺乳动物 “模式标本”，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库房中沉睡13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这批世纪珍宝是由德、澳、英的三位科学家以韩伯禄的一本科学著作为线索，在中国专家的协助下发现的。由于地球上每个物种都只有一件模式标本，而世界上的哺乳动物已基本全部被发现，因此这次发现的价值极为重大。

    早在徐家汇博物院成立之初，其建院宗旨即定位于科学研究。博物院学风严谨，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标本分类、考定、研究、著述等活动。每年前往博物院考察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为数众多。该博物院的研究著述不少是当时的著名学术专著。如首任院长韩伯禄所著《说鹿》一书，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并颁发了奖章；韩伯禄与柏永年、蒋其仪等所著《中华自然历史志》，开创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华尤其是长江流域物产的先河。

    回望百年沧桑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对自然博物馆的使命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自然、理性和科学。自然博物馆收藏的是历史，让人思考的却是未来，承担着引导公众理解自然、理解未来的关键角色。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21世纪里，非但不能取消自然博物馆的功能，反而更应加强这方面的建设。2015年，一座鹦鹉螺形状的绿色建筑在静安雕塑公园惊艳亮相，上海自然博物馆以崭新的容颜再次绽放。

    (作者为上海科技馆馆员,曾任上海科技馆馆刊责任编辑；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搬迁前后图文参见2015年出版的《五十八年起 上海自然博物馆纪念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