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曲历来被看作是音乐圣殿中的器乐皇冠，因为这一体裁往往承载着历史的文脉、时代的命题和民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交响曲创作业绩最丰厚的40年。活跃、多元的社会环境与艺术氛围，极大地激发了作曲家的创造力，从而涌现出朱践耳、王西麟、鲍元恺、叶小纲等展现华夏气派与实力的中国交响曲创作群体。
中国作曲家背靠中国文化与经验，大胆吸收外来观念与技法，最终创造了值得关注并让人尊敬的新时代交响曲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反映中国追求，同时又具有世界高度。
中国交响曲依然走在路上。
音乐界需要进一步加力，对中国的交响曲做出系统梳理和有信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院团和媒体等方面也需进一步提供平台和窗口，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交响曲为听众所知晓，并走向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今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系列讲座，其中，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为题对中国交响曲近4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进行总体梳理和评介。就此话题，记者特地走访了杨燕迪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本报记者 姜方
记者：交响曲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具有怎样的文化定位？中国的交响曲在改革开放以前，大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燕迪：在所有音乐品种中，交响曲编制庞大、结构复杂、形式要求艰深、思想内涵深刻，成为大型器乐作品的最高体裁。和一般意义上的“交响乐”不同， “交响曲”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多乐章；使用满编制的大型管弦乐队；具有充分、多维的乐思展现和完整、匀称而首尾贯通的结构组织等。西方交响曲的发展历史中，涌现了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的强大传统与杰出成就，这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既是激励也是挑战。自20世纪以来，德奥的强势交响曲传统趋于衰落，英美等原先交响曲的 “边缘”国度有所起色，而苏联则在20世纪交响曲创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轨迹和西方完全不同，属于20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就多乐章、大型管弦乐队的交响曲而论，中国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江文也、冼星海、马思聪写出了第一批具有 “拓荒”性质的交响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交响乐初创时代，除刘铁山与茅沅的 《瑶族舞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等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之外，还涌现出一些 “革命历史题材交响曲”作品。如王云阶 《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李焕之 《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丁善德 《长征交响曲》、陈培勋 《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等，表现明确的宏大主题，吸收中国自身的民间音调，艺术倾向上较为靠近西方的民族乐派路线，但回避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记者：是否可以说，中国交响曲的 “民族风格”的探索和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新篇章，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交响曲也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
杨燕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作曲家们一方面接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线索，另一方面接受外来的多元影响，尤其是现代派的理念和技法。他们克服原来较为表面化、图解式的创作手法，尊重交响曲本身的体裁要求和艺术规律，力图写出真正具有分量和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上，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五声性旋律与和声等角度来追求中国的民族性，而是从更多维、深刻和复杂的角度来探索交响曲的 “民族风格”；他们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潮流，从而逐步破除禁忌，大胆借鉴外来营养，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技法，在各种争论中寻找自己的方位和方向。
如作为当时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在他迎来而立之年的1985年，完成了为女高音、男中音与交响乐队而作的 《第二交响曲——地平线》。作曲家在飞机上从高空向下俯视时，发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竟变成了一条线：起伏的山川、坎坷的道路、翻滚的雷暴，全都融化在了无边无垠的地平线中。这是一种对开阔、辽远境界的生命感受，而该交响曲的音乐素材主要来自藏族的歌舞和音调，主题旋律大气而朴素，并运用多调性的现代技法深化对民间材料的处理，使作品呈现出更强烈的恢弘效果。1986年，叶小纲的同班同学瞿小松也写下他的 《第一交响曲》，该作获得1986年 “中国唱片奖”交响乐作品一等奖。作品不再以如歌的旋律为上，而是以复杂的音响、织体和力度变化为其旨趣，表达年轻人特有的困惑和渴望，获得音乐界的普遍好评。
可以说，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灼热和活跃气氛中，中国交响曲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老一辈作曲家迎来“新春”，中年一代的作曲家开始收获果实，而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则迅速崛起。
记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创作中，有哪些标志性人物？朱践耳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
杨燕迪：是的。朱践耳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自学钢琴、作曲，后参加革命，上世纪50年代又留苏接受系统音乐训练，并于197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从事专业作曲。这真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难得的作曲家经历！他一辈子都心怀 “交响梦”，很早就立志要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和气质的交响曲，但真正实现这个 “交响梦”时已年过60。可以说，朱践耳的交响曲创作集一生的阅历和功力于其中。朱践耳写了十部交响曲大作和一首 《小交响曲》。这11部交响曲体现了朱践耳的文化思索和音乐探索，从反思历史的《第一交响曲》 《第二交响曲》，到进行前卫技法试验的 《第四交响曲》；从汲取原生态民间素材的 《第六交响曲》，到探寻古老东方传统智慧的 《第七交响曲》；从反观自我的 《第八交响曲》，最终落于弘扬中国士人独立人格的 《第十交响曲》。
朱践耳的 《第一交响曲》经过近十年的酝酿后，在1986年成功上演，引发音乐界的强烈反响，次年 《第二交响曲》完成，这两部作品反思历史、剖析人性、叩问心灵，具有极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和哲理深度。 《第八交响曲》则是奇特的 “二人交响曲”，独奏大提琴以 “朱践耳”三字的 “卡腔”音调模拟作为全曲核心要素，彰显并弘扬中国语调的音乐特性，也使该作带有奇异的 “自传”色彩；另一乐手用丰富、复杂的打击乐音响层衬托大提琴独奏者的复杂心路，表现力惊人。1999年首演的 《第十交响曲》我以为是朱践耳交响曲创作的盖冠顶点。该作品以唐代名家柳宗元的著名五绝 《江雪》为支撑骨干，在交响乐队中创造性地启用京剧吟唱和古琴这两项极富中国意蕴的音响资源，是一部讴歌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的交响力作。
这十余部交响曲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曲的优秀作品，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交响曲最杰出的典范。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命题、深邃的个人感受和严谨的形式构思，摒弃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体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时代、民族、命运和人性的思考。在交响曲创作中，朱践耳始终站在音乐语言发展的前沿阵地，大胆吸收西方20世纪以来的音响语言手段，探索和使用12音无调性技术、音级集合、音色织体写作、原生态音乐引用、预制音乐与现场演奏交融等现代技法，勇敢面对非议，保持不妥协的 “先锋”姿态。他的创作从来没有唯 “形式” “技法”为上，而是立足内容表达，体现中国气派与个人追求。在具体处理上，他尤其注重音乐表达口吻与中国语言语调的紧密关联，并通过深入吸收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的养料，最终达到中西音乐和文化的深度融合。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中国交响曲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人新作？
杨燕迪：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交响曲创作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困难期。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交响曲因其成本高昂获得支持不够，而 “出国潮”也造成青年作曲家群体纷纷走出国门。进入21世纪以后境况有所好转，随着社会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包括新潮作曲家纷纷重回国内舞台发展，使中国交响曲创作再次进入高潮。
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校友王西麟被公认为是擅长表现哲理性和史诗性题材的交响曲作曲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作品在音乐表现力和人文内涵上更为纯熟和深厚，作品包括《第三交响曲》至 《第九交响曲》等。王西麟写成于1991年的 《第三交响曲》气势宏大、色调丰富，音乐基调凝重、深沉，彰显了对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切和严肃思考，音乐界一般公认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杰出交响曲。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鲍元恺，也是一位在交响曲上 “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在他迎来花甲之年的2004年， 《第一交响曲——纪念》首演，音乐表达深刻、老到而成熟，毫无任何生涩之感。至今作曲家已创作交响曲六部。鲍元恺拥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广阔的人文视野与情怀，同时又适当吸收现代的西方创作技术，注重可听性、民族韵律和交响曲传统格式的保持，践行着中国的 “新民族主义路向”。福建的郭祖荣共写有32部交响曲，目前是中国写作交响曲最多的作曲家。此外，石夫、钟信明、曹光平、赵季平、程大兆、陈怡、王宁等作曲家也都创作了各自的交响曲系列。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1992年的上海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龚天鹏目前已写下十部交响曲，未来发展值得关注。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交响曲创作上的成就，似乎尚未在社会和爱乐者中得到广泛认知和认可，即便在音乐界内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评价、演出、定位和研究。我近来一直在呼吁 “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要让更多优秀的现当代中国作品得到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