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梦霞

    文汇报：您是汉堡大学的汉学博士，曾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担任讲师，现在是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请问您对这几个大学汉学系的特点有何评价？

    叶翰：我选择汉堡大学汉学系的时候21岁，那时候正在国内旅游。我在图宾根长大，知道图宾根大学的汉学系当时没有很好的教授，所以就去了其他的大学。我去过哥廷根，但觉得哥廷根大学没有很多汉学方面的活动；又去了柏林，但是柏林大学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和清代，我当时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是儒学、思想史、历史和文学。

    在我看来，当时的汉堡大学有德国最好的汉学系。汉堡大学汉学系那时候有四位教授，其中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另外三位研究中国文化。而且旁边有一个研究所，研究中国当代的政治和经济，但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直到很晚才发现。

    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注重对古代汉语文献的细读，非常注重语法，但二手文献读得很少。我一直到写博士论文时，才真正学会读二手文献。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则注重理论，强调理论怎么讲、怎么写，我在当讲师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这一方面。但海德堡的汉学系对语文学（Philologie）或者说文本并不是特别重视。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系和汉堡大学有点像，研究重点是中国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 （不过念书时候觉得慕尼黑距离图宾根太近了，我想跑远一点）。我在汉堡还学了蒙文，然后在慕尼黑大学继续学习，慕尼黑的蒙文研究非常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也很强。

    文汇报：所以您在慕尼黑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仍然在继续学习？

    叶翰：我还在继续学。我在汉堡学过古代蒙文，但从来没有开过这个课。我自己还不太了解，但是慕尼黑大学要求我教学生，所以我就跟学生们一起学习。

    我们还从科隆请来了一位老教授，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我和学生们跟他一起学习满文。我一直想学满文，但直到当了教授才有机会学习。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教授应该和学生们一起继续学习。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福赫 伯 （Herbert Franke）教 授曾告诉我，他40岁以后才开始学的蒙文。

    文汇报：您21岁时就对儒学感兴趣，这样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叶翰：我在中学的时候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所以我对中国感兴趣的同时，也对古老的传统感兴趣。但我对中国的兴趣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中国不只有古老的传统，也有当代中国，两者可以一起学习。

    文汇报：您也担任了许多重要的汉学研究刊物的编委，能否请您谈谈德语学界汉学研究的现状？

    叶翰：现在是比较复杂的一段时间。首先是人才匮乏。因为眼下当代中国很重要，所以很多以前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汉学系现在不研究传统中国了，他们也开始研究当代中国。但人还是太少，做不太好。理想的是至少有三四位专家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但所有德国大学都没有这样的配置。

    第二个问题在于欧洲博洛尼亚改革后建立的新学制对汉学系的打击很大。在博洛尼亚体系下，一般三年就可以得到学士学位，但是三年学汉语远远不够。我们汉学系的学生现在学两年汉语，然后去中国的大学交流，待半年到一年，回来以后还有一个学期学一点专业课，然后写毕业论文，这个时间太短了。很多好的学生本科毕业以后也不继续学汉学，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学了汉学，以后要研究有用的东西，写经济、社科方面的论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德国大学曾经出过很多汉学家，活跃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但这样的盛况以后不太可能出现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的汉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汇报：您对儒学非常有研究，可否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进入儒学研究的？

    叶翰：我从博士论文开始才真正进入儒学研究，写的是汉代今古文经的问题，与汉代儒家的争论有关。后来我也一直关注新儒家的著作。

    文汇报：您作为一个汉学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韦伯的？

    叶翰：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学了一些韦伯的思想，我觉得到现在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韦伯的新教伦理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事实 判 断 （Sachruteil）和 价 值判断（Werturteil）的区别，政治家应该从事实上进行评论，而非从价值上进行评论。这个我很早就学到。但是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相关的著述，我一直到五六年前才开始学习，之前没有真正地读过。韦伯是一个重要的学者，但是对中国的了解，我们现在比他当时了解得更多。

    文汇报：您如何评价韦伯对儒家的判断？

    叶翰：我觉得有很多小错误，但是大概意思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今天下午克斯勒教授的看法，他觉得儒家社会是韦伯的梦，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他不一定完全认同儒家思想。

    文汇报：韦伯对中国的判断在德国是否有影响力？

    叶翰：韦伯对中国的判断在德国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德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很少，所以他们对韦伯对中国的认识恐怕不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