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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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是后金天命十年（1625），东北方向很吃紧，后金的军队占了辽东好多地方，迁都沈阳，还一度攻破旅顺。可明王朝这边，还一团乱糟糟的。皇帝把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顾宪成等一批敢讲真话的官员撤职的撤职，下狱的下狱，八月，又下诏拆毁天下的东林讲学书院，把东林党人的名字发榜告示，让天下知道这都是坏人；这一年，又把本来挺能打仗的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反而对那个弄权的奸臣魏忠贤，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褒奖赏赐。昏君还特意赐给他一颗印章，上面刻了什么 “顾命元臣”的字样。
这时的大明帝国真是岌岌乎危哉。不过，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概早就是历史传统。面对内外危机，明朝君臣好像并没有那么焦虑，还在甜滋滋地做着天朝之梦。只是因为后金势大，不免伸出头去，对东北方面略略多一点关注。这一年二月，明熹宗派人往朝鲜册封新国王，让他们顺便去看望驻守皮岛的毛文龙 （《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六）。去册封的使臣不是文臣，却是两个太监：一个正使，是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太监王敏政，一个副使，是忠勇营副提督御马监太监胡良辅。那几年里，通往朝鲜的陆海两路中，经由东北的陆路已经不通，他们只能走海路，明熹宗特意让他们在册封朝鲜国王之前，先到鸭绿江口的皮岛，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毛文龙，还带去了慰问的银子和赏赐的礼品。
在朝鲜时代，这些天朝派出的使者，常常被朝鲜人称为“天使”。不过，这两个天使可不是带来福音的善类，他们都是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党羽，在国内胡作非为惯了。这些太监们手持圣旨，口含天宪，不免颐指气使。一旦到了藩属国，更是一个劲儿敲诈勒索，弄得朝鲜上下惊慌失色。所以《朝鲜王朝实录》里说，天使“奉诏东来，而其意专在银、参，先声才到，举国失色”。六月间，天使刚到开城府，就借口有所谓宣读圣旨的“开读礼”，逼着朝鲜给了一万两千两银子，数量这么大，可他们还不满意。己卯这一天，他们到了京城，在正式宣读册封诏书之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搜刮旅程。
2
那个时代，朝鲜是明朝的朝贡国。历史上朝鲜和中国关系最近，自从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朝鲜历代国王都要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这才算合法。而16世纪末“壬辰之役”之后，朝鲜君臣更是对万历皇帝出兵抗日，拯救朝鲜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所以，对天使的无端要求，他们往往能忍就忍。
不过，这次来的两个天使实在胃口太大。最近，我读朝鲜时代的《承政院日记》和《朝鲜王朝实录》，看到这两个号称天使的太监，可说是罕见的腐败。他们一会儿写一张纸条，要朝鲜陪同官员找活鹿，为什么？为的是他听说活鹿的血大补，所以要活鹿放血来喝；一会儿十万火急地要朝鲜搜括海狗肾（温肭脐）[中医所谓“温肭脐”，是雄性海狗（温肭兽）或海豹的生殖器和睾丸，往往在春季海上冰开时，捕捉海豹或海狗，取其生殖器，阴干入药，主治虚损劳伤，阳痿精衰之类]，“求之甚切”，害得朝鲜国王“急下谕于江原、咸镜道，各二十六个”；不过一天之后，又提出需要虎豹皮、好人参（《承政院日记》，韩国古典翻译 院 标 点 本 ，2009；237-256页）。当朝鲜方面好容易凑齐二十五个海狗肾后，他们又百般挑剔，说“皆非真也”，任凭朝鲜通事百般解释，他们仍然不依不饶，弄得负责此事的官员李堥非常郁闷，不知如何是好（《承政院日记》270页）。在朝鲜史官的笔下，那个叫作胡良辅的副使，不仅特别贪婪，还特别暴躁，“（胡）之为人，计较毫厘，其心不无所望”，“请求之物，催督急于烈火，而不准其数，则辄生嗔怒”（《承政院日记》261-263页）。
副使胡良辅的嘴脸丑陋，正使王敏政的心术更深。朝鲜国王宴请之后，大臣们照样轮流款待，据说每天都要送一堆银子。可有一天，胡良辅突然发作，“怒礼单薄略，踏破宴膳”。一个所谓天朝大国的使者，不仅公然索贿，还掀翻饭桌，说起来实在是没礼貌缺教养。可他毕竟是天朝使臣，朝鲜方面惹不起，所以不仅国王派人来好言劝慰，大臣们也只好另外“优备银、参等物，名曰别礼单”，所谓“别礼单”说白了就是贿赂清单。可这个天使仍然不依不饶，得寸进尺，凡有不满，就不理不睬，或者威胁要打道回国。更有戏剧性的是，胡良辅居然当着朝鲜官员的面，说出无赖的话，“俺是内官，当行无知之事，宜以此语回告国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太监，本来就没文化，做事情也不讲道理，你就回去这样告诉你们国王，我就是这样无赖的浑人。说到这里，胡良辅回头看了一看正使王敏政，突然也发飚说，“公何无徵督之言乎？”意思是你干嘛好处拿着，却一声不吭？可好一个王敏政，只是不紧不慢地说，“吾本口吃，未及发语。公先言之，吾以是默然”。
无奈之下，朝鲜君臣又送上一万七千两银子的礼单，他们体会到，这个不爱说话的正使，并不比爱说话的副使差，“盖上使无一言及于徵求，而所受赠与副使无异，盖为人多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五十二，3238-3239页）。
3
拿了钱办事儿，倒也罢了。可是贪官常常是拿了钱，却不办事。在不断地无端索要之后，这两个作为中国使者的太监，在政治上却全然是一团糊涂。
使节往来，承担的是商讨合作，交换情报之责。那个时候“北虏”也就是后金崛起，成为朝鲜和大明的最大威胁。朝鲜在东北，大明在西南，在军事上双方正好成为倚角夹击之势，明朝天使和朝鲜君臣当然要讨论到这个话题。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宴请天使的时候，就问“顷年闻孙阁老出关御贼，今则留那地？”他们傲慢夸张地回答说，后金没什么了不起的，“孙阁老方住关上，而所属猛将如马如龙辈，五十余人，军则八十万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五十二，3239页）。
其实，那时明军的形势大为不妙，关外明军不仅远没有八十万，而且大都羸弱混乱。孙承宗虽然“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而且手下有袁崇焕等，可以凭借觉华与宁远两地，互为倚角，坚守关外“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但毕竟挡不住魏忠贤之流在朝廷内部挑唆捣乱。据《明史》说，原本魏忠贤觉得孙承宗功高势大，还想笼络孙承宗，但孙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幸好他在天启年间并没有被魏忠贤构陷，还看到了崇祯初年魏忠贤的败亡。但这个颇有才能的大臣，后来因为祖大寿投降清军之事引咎辞职，“家居七年”，在崇祯十年清兵进攻家乡高阳的时候，“投繯而死”。见《明史》卷二百五十，6474页）。
最后，孙承宗虽然能干，却并不能解救辽东危机。不止是孙阁老，那一天宴会上，朝鲜国王还问到了万历年间曾经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臣杨镐的近况。朝鲜国王对这个本来能打仗的明朝官员很有好感，只是因为他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所以被下狱，可下狱并不是投降通敌的缘故。而这两个太监却得意洋洋，胡乱告诉朝鲜国王说，杨镐是因为和后金女真人勾结，正在监狱里面等
着审讯发落呢（《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6688页）。
在大明和朝鲜最吃紧的辽东战事上，这两个只知贪污索贿的家伙对军国大事全无知识，只是凭着自己来自皇帝身边，就自信满满，乱夸海口，觉得撮尔蛮夷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传达的全都是误人误国的信息。面对两个浑人，朝鲜国王也有点儿无奈，只不过他知道天朝信任皮岛的毛文龙，为了报答毛文龙对他的支持便迎合天使，随口说毛文龙“自镇敝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8页）。还表示“小邦力弱，岁不能独挡一隅，而与毛帅协心，以为倚角之势，则敢不尽力”（《承政院日记》）。
其实，那个毛文龙岂是可以依靠的人？可国家大事胡乱昏庸，明朝君臣上下大抵如此。皮岛的毛文龙就从这些昏庸的君臣那里，得到诸多好处。朝鲜史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王敏政、胡良辅这两个家伙回程路过毛文龙的地盘，毛文龙“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炫耀人目，使诏使巡见”，其实呢？朝鲜人说“其实疲军不炼者也，其败罔天朝类如此”（《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40页）。而毛文龙倚仗大明天朝，对朝鲜居高临下，盘踞在朝鲜海岛上却觉得高朝鲜一等，他们觉得“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所以，他们不遵守朝鲜规矩胡作非为，却不许朝鲜官员管束，一旦冲突，就拿出天朝身份说，你这样“是不有天朝，不有老爷也”（《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3页）。
腐败的王朝腐败的官，昏庸的天使蛮横的兵。有这么一堆腐败而昏庸的人，大明王朝真是没有办法回天。仅仅过了两年，后金大军攻破朝鲜，国王李倧逃到江华岛，签订了城下之盟。也是在那一年，明熹宗去世，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被捕，随即自杀，王敏政和胡良辅也失势被贬。下一年，改元崇祯，大明王朝也终于走到尽头。
4回到天启五年的朝鲜。
在京城折腾的天使，把朝鲜搞得天翻地覆。十万火急地，他们催要银子，催要虎豹皮，催要海狗肾，催要人参，弄得朝鲜官方百般无奈，就只能向民间搜刮，民间一旦交不出来，就只好抓人，搞得“囚系满狱，怨呼彻天”。就连负责督办礼品的朝鲜大臣全湜也忍不下去，向朝鲜国王李倧痛诉，“天使求请之物，臣竭力求贸，启下单子数外，加给者甚多，而犹不满其欲，恐吓不已。其中，海狗肾、海獭皮则加严督，市人等以为，‘一死之外，更无觅得之路’……”。他们觉得，即使“倾国之力，而无以尽充其欲”（《承政院日记》277页，283页）。
应付再应付，总算熬到了六月戊子，天使终于要走了。走之前，他们居然把迎宾馆的“铺陈器具”全部打包带走，而且在欢送宴会和仪式上还向朝鲜索要“花马，体大而便于骑者”。这还没有完，在回中国的一路上，凡是碰上没有桥的河流，他们就借口无桥索要贿赂，朝鲜史料记载说，“托以无桥，必折银以捧，名之曰‘无桥价’。所经州县，一时荡败”（《中国史料》3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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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生在天启五年东亚朝贡圈中的故事，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朝贡体制”。说起来，政治意义上的“朝贡圈”并不等于经济意义上的“贸易圈”。天朝有时候确实“厚往薄来”，为了撑住面子乱撒银子，但有时候也会居高临下，不免也向附属国敲诈勒索。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种“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的傲慢和自负，往往使得天朝外派的使臣有了飞扬跋扈、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借口。费正清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说，朝贡体系是中国把处理内部事务的规则和习惯推广到国际事务，尽管现在批评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论述的人很多，但这话并没有错。朝贡体制是有中心、有等级的，有的中国使臣不光把内部的等级差异投射到外部的世界秩序，也把在国内官场那种上下相欺、层层盘剥的习惯，惯性地推广到国际交往的舞台，使得这种表面看上去以礼仪制度建构起来的朝贡体系，也变得像一个等级制度建造出来的腐败官场，最终各自离心离德，不得不在外力冲击之下轰然倒塌。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