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群
伊朗与西班牙的世界杯小组赛直播赛场，让人们看到了伊朗妇女权利提升的希望，伊朗女性也许不是偶然一次走入球场观看世界杯比赛，而是能够最终享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妇女相同的权利。
前日伊朗男足虽然止步于世界杯小组赛，但世界杯为伊朗妇女带来的新机遇也许不会止步。今年5月初五名伊朗女性乔装打扮成男人去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观看了伊朗足球联赛的冠军赛，并在Instagram上展示了观战现场的照片。这一公开挑战伊朗现行法律的行为，虽然收获大量点赞，却也有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今年3月，35名女性就因参加足球比赛被拘留。2014年，女性社会活动家盖瓦米（Ghoncheh Ghavami）在 观 看 一场男排比赛后则被判处6个月监禁。不过，伊朗妇女在争取自身权利和社会进步的时候，一直不惧怕压力和牺牲。伊朗妇女持续的抗争，终于迎来了世界杯期间的历史性突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伊朗对战西班牙那天，经德黑兰省议会允许，伊朗女性阔别球场39年后，第一次与男球迷们一同在球场收看比赛直播，伊朗虽然以0:1输给了西班牙，但西班牙队长塞尔吉奥·拉莫斯却在推特上赞扬伊朗女性是当晚真正的赢家。
伊朗妇女的权利与伊朗社会的变迁一直紧密相连。1905年至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Pers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为伊朗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提供了机遇，也为伊朗妇女争取自身权利提供了可能，而伊朗妇女的解放反过来又支持了这一运动所倡导的反封建主义。1906年12月30日，凯伽王朝的莫扎法尔丁国王在弥留之际签署生效了由立宪会议起草的 《基本法》，该《基本法》以世俗法为框架，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削弱了君主的权力，规定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1907年1月，投身于这一运动的妇女在德黑兰召开会议，通过了《妇女决议书》，该决议书要求建立女校，减轻女性沉重的嫁妆负担。伊朗男权社会最终基本上同意给予妇女半日工作和学习的权利，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
1925年12月，军人礼萨·汗·巴列维废黜了凯伽王朝的国王艾哈迈德·沙，夺取了伊朗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礼萨·汗在伊朗实行一系列旨在促进伊朗西方化、世俗化甚至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礼萨·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则实行现代化改革和世俗化改革。1931年礼萨·汗颁布新的《婚姻法》，把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从9岁提高到15岁。1935年，伊朗实行新的《婚姻法》，该法对一夫多妻制施行了限制性条款，规定新娘对于丈夫是否已婚具有知情权，妻子也有权拒绝丈夫另外娶妻。礼萨·汗给予妇女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使妇女可以全日制学习和工作，妇女获得了接受大学教育和出国留学的权利。礼萨·汗最激进的妇女改革措施是废除面纱，1935年礼萨·汗颁布法令，强制妇女摘除面纱，禁止妇女穿传统长袍，国王甚至规定政府官员的妻子若戴面纱就解除丈夫的公职。
1941年9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了王位，但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提高妇女权利。直到1963年1月开始的自上而下、不流血的白色革命，伊朗妇女才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这也是伊朗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政治权利。同年9月，伊朗妇女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投票的政治实践，有6名妇女被选进议会，但没有妇女被选进参议院，巴列维国王最后任命了2名女性参议员。1968年伊朗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女性部长 （教育部长）（Eliz Sanasarian,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Iran:Munity,Appeasement,and Repression from 1900 to Khomeini,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1982,p.83），1969年妇女第一次成为法官，1976年国王向丹麦派出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使。在巴列维统治时期，男人随意休妻的特权被取消了，法律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两位妻子，而且在娶第二位妻子时必须征得第一位妻子的同意和法庭的批准。同时赋予了妇女提出离婚的权利，并限制了男性拥有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女性结婚的年龄提高到了18岁，堕胎也合法化了。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权利也得到了法律保障。白色革命的这些改革举措在广度上、深度上都触及到了伊朗妇女权利问题的实质，这些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妇女的地位，妇女各项权益的法律化有效地削弱了伊斯兰教法对妇女的种种制约，促进了伊朗社会的进步发展和文明程度。至此，伊朗妇女因其拥有这些政治、教育、就业、家庭方面的权利足以傲视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
不过，这一切在39年前都划上了句号。1979年，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腐化、希求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霍梅尼上台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神权之上的伊斯兰共和国，恢复了以先知的圣训和《古兰经》的原教旨规范人们生活行为的传统，把与伊斯兰教规不符的妇女权利全部加以废除。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被降低为13岁，一夫多妻制的限制被取消，妇女的离婚权被剥夺，重新给予男性在离婚和儿童监护上的主导权。在霍梅尼统治时期，性别隔离措施得到了最严厉的实施，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因此受到极大限制。1979年霍梅尼宣布政府机构的女雇员必须穿上从头到脚遮挡身体的罩袍，之后发展到商店、旅馆、影院和所有公共场所，包括办公室，都不得接待或不能服务没戴面纱的妇女。不穿罩袍或不带面纱的妇女将受到鞭打74下的惩罚。政府还下令禁止女性在有男性的体育活动中担任教练、裁判，妇女甚至被禁止观看男人的体育比赛，男人也不得观看女子体育比赛。男女海滩混泳也被禁止，政府还规定女理发师不得给男顾客理发，男理发师也不得给女顾客理发。伊斯兰共和国《刑法》甚至规定，在凶杀案中妇女不能充当证人，议会通过的《报偿法》规定对被谋杀的女人，血酬只能是被谋杀男人的一半 （范若兰：《霍梅尼女性观及其实践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
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教育的目标从培养女性独立自主变成了培养伊斯兰优秀的妻子和母亲。伊朗教育部禁止中小学男女合校，禁止已婚女性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技术类学校的女性只能学习护士、师范类等被认为适合女性学习的专业。高等教育专业对女性限制明确、繁多，大学的伊斯兰化使女性大学生被排除在54%的专业、97个学术领域之外。女性就业方面的权利受到很大影响，妇女就业人口比重锐减。
虽然霍梅尼在统治的后期放松了对妇女权利的部分限制，但总体而言，在其执政时期，伊朗妇女的权利受到极大地剥夺和限制。尽管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宪法也规定了伊朗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但伊朗妇女实际上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妇女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极大地受到限制。妇女不再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她们必须受到男人，主要是父亲和丈夫的监护。民法和劳动法都规定，妇女的就业权要取得丈夫的许可，妇女住旅馆也必须得到父亲或丈夫的同意。1985年通过法律禁止未婚女子去国外学习，规定只有已婚女子在丈夫的陪伴下才能到国外学习。对于妇女的结婚权，伊斯兰共和国《民法》规定未婚女子的婚姻必须得到父亲或法官的同意。1986年议会通过家庭法，男人的多妻权和离婚权得到法律上的保障。2001年，伊朗议会通过立法，允许单身女性到国外读书，但必须获得父亲的同意 （张晓霞：《伊朗女性教育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教育评论》，2007年第 1期）。
霍梅尼去世后，1990年代初以来伊朗妇女权利总体上经历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期的上升、内贾德执政期的下降、鲁哈尼时期的重新上升这样三个时期。鲁哈尼是伊朗现任总统，被认为是温和的保守派，2013年 6月 15日当选伊朗第十届总统，2017年成功连任，开始了第二个任期。他在竞选时强调妇女的权利和在社会中的作用，支持男女拥有平等
权利，承诺将带领伊朗重回现代化之路。他认为在内贾德执政时期，公民权利被忽略了，他也反对政府制裁着装随便的女性。2015年鲁哈尼任命了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位女大使，也是伊朗历史上第二位女大使。鲁哈尼先后任命了三名女性副总统，分别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法律事务和作为总统民事问题顾问；还任命了第一位外交部女性发言人。
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的近四十年里通过不断抗争，通过积极参与选举改革派总统，被剥夺与被限制的权利慢慢地又重新获得了，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据统计，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到2000年，高等教育中的女学生数量从7%升至21%。1996年，女性高中毕业生超过了男性毕业生，1998年，上大学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在2007年的统计中，在高校中超过65%的大学生是女性，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2014年，入学的大学生中60%是女性，15至24岁的女孩普遍识字，至少20%的女性受聘或积极找工作，远远高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7%（吕耀军：《当代伊朗女性主义及妇女运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 4期）。但必须佩戴头巾穿宽松长外衣才能出门的伊朗妇女，在权利上终究还是没能恢复到伊斯兰革命之前的程度，而且伊朗妇女拥有的平等权利在世界范围内更是极其低下，与伊朗男性比差距更是明显。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伊朗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男女性别极其不平等，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男女差距最大，具体表现在男女收入差距巨大，女性平均收入只有4885美元，而男性却高达29060美元；在立法人员、高级官员和经理比例上男女差距也很大，女性只占18.2%而男性占81.8%；在劳动力参与程度上男女差距同样巨大，女性仅为17.2%，男性达到76.4%。妇女在政治赋权方面各项数据都很低，议会中的女议员只占5.9%，男性议员占94.1%。女性担任部级官员的人数是9.7%，男性是90.3%。即便在教育方面，女性除了小学入学率99.7%略高于男性的99.1%以外，其他都不如男性，识字率79.8%，比男性低9.8%，中学入学率72.5%，比男性低 0.3%；大学入学率67.7%，比男性低8.2%。伊朗直到现在还不是联合国1981年生效的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一保障妇女权益、消除对妇女歧视、争取性别平等方面最重要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为一旦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伊朗政府就必须彻底放弃在诸如遗产、儿童监护权、补偿金等方面对妇女歧视性的法规，伊朗妇女正在努力敦促政府尽快加入这个公约。
伊朗社会其实已经暗流涌动了，除了名声在外的开放的后院私人聚会外，商业性的婚礼聚会场景也屡见不鲜，在现代婚礼上男女共处一室、女性衣着暴露以及不戴头巾、跳舞、演奏流行音乐，还能喝含酒精的饮料。2016年2月 9日一群伊朗开发人员在Google Play商店上线了一个安卓平台的手机应用 Gershad，这是一款躲避“道德警察”的手机应用，帮助人们获取穿衣化妆上的自由。从2017年6月开始，“白色星期三”的运动在伊朗妇女间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我的隐形自由”组织创始人马西·阿里内加发起的，伊朗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戴着白色头巾或者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达反对强制性着装规范的政治姿态。2017年7月14日伊朗女数学家玛丽安·米尔扎哈尼去世，伊朗国内不少媒体都发布了她未带头巾的照片，伊朗总统鲁哈尼也在 Instagram上贴了她同样没戴头巾照片，三十多年来的禁忌不攻自破了。2017年底伊朗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抗议示威的直接原因是民众对食品和汽油价格上涨不满，对经济长期不景气、高失业率和腐败不满。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经济发展长期不景气，长年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国家地位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社会自由空间更是极大地缩小，女性权利也被剥夺。不少伊朗人越来越怀念巴列维国王时代的开放社会与富裕生活，示威者把矛头指向了总统，喊出了 “鲁哈尼去死”的口号，内沙布尔民众则喊出了“安息吧，礼萨·汗！”，宗教城市库姆民众更是呼唤 “国王啊，回来吧！”等怀念巴列维时代的口号。此次示威抗议活动中处处可见女性的身影，特别是青年女性的身影。本该深藏闺房、出门都必须带头巾面纱的伊朗女性不仅抛头露面，而且先于男性打破了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最高禁忌，拉什特市一位妇女在防爆警察面前高喊“哈梅内伊去死”，该视频很快传遍了社交网络。伊朗的最高禁忌是不得在公开场合抨击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精神领袖。这一维持了近四十年的最高禁忌竟然被社会地位低下的伊朗女性击得粉碎，不久这一口号就响彻在各地示威者中间，德黑兰、阿巴斯港等地的哈梅内伊大幅海报画像被撕碎、焚烧。自此示威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教合一的最高精神领袖、权力远大于民选总统的哈梅内伊及其所代表的体制。
伊朗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长期被看成是日常生活中伊朗女性权利的一个指标，伊朗政府对此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女性开展体育运动的转机出现在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内。他曾任命自己的女儿法赫泽·哈什米为女性体育组织主席兼伊朗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在这一时期，政府将若干体育场所专拨给女性使用，并且在德黑兰举办了伊斯兰国家中的第一场女子运动会。在总统鲁哈尼执政期间，伊朗女性在体育方面的限制被逐步 “解禁”。如今，包括足球、篮球、武术、赛车在内的近200项女子体育赛事陆续在全国范围举行。2014年，鲁哈尼政府宣布允许女性观摩部分男性体育赛事。然而2015年男排世锦赛期间，政府再度禁止妇女观看备受瞩目的伊朗队同美国队之间的角逐，以致在德黑兰引发了一场抗议。2017年2月，伊朗迎来了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首届女子摩托车赛，但伊朗法律依然不允许妇女驾驶摩托车上街。
伊朗是亚洲的足球强国，足球也是伊朗国内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女球迷为了拥有进入球场观看比赛的权利不断地进行抗争，内贾德作为足球迷曾说过要允许妇女进入足球场观看男子足球比赛，鲁哈尼上任伊始也表示过同样的想法。今年3月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菲恩蒂诺访问伊朗时，要求鲁哈尼允许女性观看足球比赛，鲁哈尼也作出了正面的回应。很多伊朗名人和政客也纷纷呼吁以世界杯为契机彻底解除伊朗女性观看球赛的禁令。伊朗与西班牙的世界杯小组赛直播赛场，让人们看到了伊朗妇女权利提升的希望，伊朗女性也许不是偶然一次走入球场观看世界杯比赛，而是能够最终享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妇女相同的权利。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