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

    斯波还在大阪的时候，当然不免会让人家觉得他应该会与京都学派有所往来。但是他的治学方法显然与所谓的“京都学派”互有扞格。另一方面，如果说他是东京文献学派的一员，那么就他重视方法论的特色言之，他又似乎没有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的特质。

    前

    日唐奖公布颁授今年的

    汉学奖金给斯波义信和宇文所安（Steven Owen）两人。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我自然替他们感到很高兴，也认为唐奖遴选委员会做了很好的选择。我认识两位已经都超过40年，当然觉得“与有荣焉”。宇文所安是我在耶鲁读书时的学长，不过因为他的研究是文学，所以我不是很熟悉他的贡献。但是斯波先生是以宋史起家，所以我们比较常联系。我每到日本，差不多一定都会与他见面，而这一次的唐奖，我又是推荐他的学者之一，所以很乐意在这里简单阐述他的学术，并回忆我与他交往的一些琐事。

    当我还在研究院读书的时候 ，芮 沃 寿 （Arthur F.Wright）老师就已经让我们读斯波的成名著作《宋代商业史研究》。当时这本书才出版不久，但是受到杜希德 （Denis C.Twitchett）的鼓吹，所以在英文的汉学界很受重视。不久以后，伊懋可（Mark Elvin）以缩节的方式把它翻译为英文，影响就更为深远。当时正值宋史研究在美国兴起，很多人都读过斯波的名著。当前著名的包弼德（Peter K.Bol）， 伊 佩 霞 （Patricia B.Ebrey）， 贾 志 扬 （John W.Chaffee）， 戴 仁 柱 （Richard L.Davis），韩名士（RobertHymes），万安玲（LindaWatson）等人就是这一些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在1980中叶出炉（我的《宋代教育与科举》出版于1985年），斯波的地位也因而水涨船高。事实上，斯波就曾经写了一篇书评，讨论了我、贾志扬和韩明士等人的书，说这是新一代崛起的美国宋史学者。

    由于《宋代商业史研究》这本书不在身边，我仅能就记忆所及，提出简短的讨论。我最记得的就是他提出的 “宋代已经出现全国性的商业网络”。简单地说，宋代各地物产的产销已经抵达全国各地，而商业活动也以国内的市场为基础，即使是与辽、金、元的种种茶、马贸易也不是商业活动的重心。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论点。在这之前，学者们一般只是就宋朝是一个政治体，经常受到异族的入侵，把政治作为宋朝历史的想象基础。东大的学者因此往往重视研究中外贸易或政治关系，但是斯波却让我们看见宋朝是一个充满了经济活力、生活富裕的国家。宋的对外贸易其实以东南亚贸易为主。这些都让我们对宋朝生命的活力有了新的认识。

    我记得的第二点就是斯波能用西方商业史的方法来看待中国的史料。在他之前，系统地使用《宋会要》这套大书的人还很少（日本人编的《宋会要食货志引得》当时还没出版），至于采用私人文集中所提到的商业、物价、经济的记载的，更几乎是绝无仅有 （像陶希圣虽然很早就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但多采用制式的官方纪录[正史、类书等等]，还无法大规模耙梳文集等著作），因此借用西方研究的方法来检索中国的史料，这是重要的发展。例如他研究宋代的内河及海船的大小，收集了十多种材料，这是前此没有人做的工作。我查对现在各种数据库，其完备仍然令我们佩服不已。

    1974年我得了博士学位，选择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第二年，我第一次与斯波先生见面论交，地点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原委是因为他从美国回日本，经过香港（我猜想这是他第一次到香港）去看全汉昇教授。全先生是上一代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师，所以斯波先生特地去看他。随后，他就由全先生陪同来中大看我。两位长者来访，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他说在美国时，也跟郝若贝 （Robert M.Hartwell）见了面。当时，郝若贝没有获得何炳棣任教的芝加哥大学的长聘，转去宾州大学，地位还不是很稳定，所以还没有教出太多学生，影响力不是很大。美国汉学界的主流学者仍然接受柯睿格（Edward Kracke）和何炳棣的论点，认为中国社会（宋代到明清）有充分的上下流动。郝若贝发愿要把这个说法推倒，因此利用70年代初王德毅教授所编的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这套书得到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的资助，所以我虽然只是学生辈，也获赠一套六册）全面收集宋人家族关系的资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要计算中国人的社会升迁，一定要同时看各人的旁系，乃至于姻亲的家族背景，这个看法因为很新，所以不为人马上接受。大家对郝氏收集材料的全面性及解读也有保留。我记得我和斯波先生谈到这件事，斯波先生也笑说他听说郝氏用的是卡片，翻阅卡片，十分不便。他还比手势形容用手指翻卡片的样子，就好像算钞票一样。我们不觉大笑。

    1980年代以后，斯波先生开始注意中国沿海各地的区域经济史，从福建开始，但后来集中研究所谓的“江南”地区，于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就创新的角度言之，这本书容或不如 《宋代商业史研究》，但是他把许多地方的方志材料放在历史社会发展的平台上面，使得这些材料活了起来，例如浙江萧山的湘湖，斯波先生算是第一个用地域发展史的观点研究它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学者。从此，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地方名胜 （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就成了历史学者可以除魅的客观存在。

    斯波先生从东京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并未被留在母校，而是到熊本大学、大阪大学任教。这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说是斯波先生沉潜劳心的时代。由于地近京都，所以他的学术不免有所谓“京都学派”的气息。我这里故意提出所谓的“京都学派”，目的是要顺便批评日本学界使用“学派”来替学者定位的办法之荒谬。日本人习惯把师承关系作为“学派”的标准，因此也有人把斯波先生说是“东京文献学派”的学者。从师承来看，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是东京大学的中国研究（战前说是东洋研究），光就传统中国历史来说，从白鸟库吉开创以来，已经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貌和方法上的特质，例如仁井田陞就不被认为是属于这个学派。但是他毕竟是东大的毕业生，又在东大教书，所以往往也被称为是东京学派。于是什么是“东京学派”？它与“东京文献学派”又究竟是不是同为一个，这就引发了很不同的争论。

    “东京学派”又往往被拿来与“京都学派”对比，用来解释两方面 （特别是周藤吉之与宫崎市定）对宋代田制的不同解释，并广及其他学术风尚的不同。这两个学派的分立甚至影响到美国的汉学。以专门写很长的书评把学问的对手或后辈骂倒的牟复礼 （Frederick W.Mote）便曾指控狄培理是属于“京都学派”。这个是因为狄培理的思想史一方面尽量接受传统中国人的解释（不重视“现代性”），另一方面强调根据文献的根本意义，而不天马行空，望文生义。如果从第一方面来看，这个的确比较接近京都学派的特色，但是就第二方面来看，那么这岂非说狄氏比较接近“东京学派”（有如仁井田或沟口雄三）？

    两派的不同事实上只呈现在师承上面，其他就五彩缤纷，各擅胜场，对我们认识一个学者治学的特色完全没有帮助。例如师承周藤吉之的柳田节子后来便部分接受宫崎市定的说法。有一次我访问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专研究宋代官制的梅原郁交流。他拿着仁井田的《唐令拾遗》，指出里头好几处在他看来是误读的地方，直斥仁井田不能阅读中国古文。这岂不等于说 “东京学派”或“东京文献学派”不能以善读文献令京都学者折服？

    仁井田以善用20世纪经济学理论而名于世，虽然他的学术是建筑在文献的搜罗考证上面，但是他问的却是经济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背景及其运作的问题。或许京都学派的学者

    们不鼓励推论、联想的功夫，所以觉得东京学派常常显得有过度想象的缺点。斯波还在大阪的时候，当然不免会让人家觉得他应该会与京都学派有所往来。但是他的治学方法显然与所谓的 “京都学派”互有扞格。另一方面，如果说他是东京文献学派的一员，那么就他重视方法论的特色言之，他又似乎没有反映出 “东京文献学派”的特质。怪不得他在2015年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完全抛弃  “学派”的架构，而就法制史及社会经济史来讨论日本的东洋史学。对他来说，史学研究当然不能不讲“实证” （就是兰克的史学），建筑在文献的考证上面，但是显然这只是基本功夫，史家一定要进一步使用专门的学问或辅助科学，来处理诸如法制、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历史。总之，把斯波划入 “东京文献学派”不是合宜的做法。

    1988年，日本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件争议。京都大学退休教授佐伯富以 《中国盐政史研究》被提名学术院赏。结果早稻田大学教授  （也已经退休）藤井宏跳了出来批评，说佐伯富的巨著是抄袭他更早的一些文章 （主要是有关明代徽商的研究）而成，根本不算原创，更是剽窃藤井自己的作品云云。这件事引发了不小的风波。1989年我正好去了东京，到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去看斯波。由于我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竟然在他的办公室当着东大的一些学者学生面前问起这件事。当时斯波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顾左右而言他。事后他请我去吃饭，才告诉我说这件事背后有两校之间长久积累的矛盾，所以我提起它，他会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知从何说起。坐在东大办公室，当着东大的同事学生面前，斯波并没有直接捍卫藤井，可见他对学术分野的公正态度。那一年，佐伯先生依然获得学术院的恩赐赏。

    斯波先生的学生很多，我没有特别留意，但是知道现在东大中国思想史教授的小岛毅就曾经受益于他的教导。由于小岛教授后来跟随沟口雄三研究思想史，所以他也受到斯波指导的事比较没有受到注意。事实上，小岛在2000—2005年间主持一个文部省支助的 “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与日本文明的起源”大型计划（大意如此，正确原名一时记不起来；常常简称为 “宁波计划”），获得多过日币十亿以上的拨款，参与计划的伊原弘教授得意得很，对我说，用一般手掌上的计算机竟然没法运算。说时还手足舞蹈，可见当时获奖的兴奋。这个计划便充分反映了斯波在学术上的影响。我有幸受邀担任这个计划的国际顾问，每一年飞到东京去咨询和接受报告。事实上，1985年，小岛毅和夫人还在北京做研究时，便曾应斯波先生的吩咐到香港玩时要顺便来看我。没有想到今天小岛教授已是一方之主，执日本中国研究的牛耳。我特别记述他与斯波先生在学术上的因缘，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斯波先生的直接、间接影响。

    2003年，小岛毅给我写了信，要我准备参加他计划每年一次的大会，同时告诉我斯波先生已经膺选为学士院的院士，要在我到东京时用计划的名义替他开一个庆祝餐会。我能参加这个餐会，确实感到非常难得而兴奋。这时斯波先生已经是东洋文库的“文库长”。所以我也趁便去文库 （其实我早在1978年便已经去过，当时还在旧址，由生田滋教授安排）参观，在那里接受他亲自招待。那天，我也再一次见到田仲一成先生。田仲先生曾长期在香港作田野考察，研究“中国的演戏”，是另一位我非常佩服的学者。我记得陪我的小岛先生指出文库附近的一条街叫做 “不忍通”，说这是出于《孟子》，并说日本许多街道、商店名 （像 “三省堂”， “后乐园”都取材于中国的经书云云。我当然知道这个，但是取用“不忍”，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想不到吧。

    斯波后来的研究又拓展到都市史。现在做中国（特别是唐代）城市史的第一把交椅的是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他就是斯波先生在大阪大学任教时的高足。

    我最近一次与斯波先生见面是在2008年，他应邀来台作学术演讲。当时我刚到台湾交通大学。接待他，我自然不遗余力。我们谈起学术院种种，他说基本上他是接了江上波夫的遗缺。因为按照学术院的规矩，员额控制在80人，所以没有院士过世，就无法补人。可见其获世人荣宠的理由和程度。有趣的是，江上波夫的名著是《骑马民族史》，主张日本人种的起源来自蒙古、朝鲜或西伯利亚。斯波先生研究中国文明如何往南移转，以及中国东南海岸与东南亚的交流，这里头可能隐含的ニュアンス（nuance）就留待大家猜测了。

    谨以此文恭贺斯波先生实至名归的唐奖荣誉。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