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

    六十多年前，我从医院出生被母亲抱回家时，就进入圆明园路的怀抱。在这条路上，我投下孩提时的身影，融入青春的色彩，人生时光在小路岁月中慢慢流淌，从容而宁静。我们家在这条路上一住就是五十多年。前几年我和女儿陈颖一起举办 “上海意象”油画展，我们留驻了圆明园路的宁静和睿智。

    圆明园路从历史中走来。圆明园路北京东路路口，是上海外滩的兴起地，当年是有名的 “李庄”。路边的仁记洋行建于二十世纪初叶，带有圆锥屋顶，窗间外墙均有希腊古典式装饰，呈现折衷主义风格。我们家住在圆明园路97号，原是安培洋行大楼，有序连接圆明园公寓、哈密大楼、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协进大楼、兰心大楼、真光大楼…… “这里的建筑更接近于外滩本来的面目，它们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上海商贸的中心地带，也是当时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通道与载体。”真光大楼是斯裔匈籍建筑师、当时 “上海新建筑的先锋”邬达克设计的，1932年建成的真光大楼被认为是邬达克 “设计风格的最初转变”，其哥特式尖券的造型和褐色的面砖使整个建筑的造型简洁，又不失华丽和凝重。从紧贴圆明园公寓的一条狭小的弄堂可以穿到虎丘路，1874年 “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募集社会资金，在上圆明园路 （今虎丘路）20号建成永久性会址，内设图书馆、博物院和演讲厅。其中，博物院也称 ‘上海博物院’，虎丘路因此被称为  ‘博物院路’。这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也曾是远东地区中国标本和文物收藏最丰富、影响最大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无疑，圆明园路的宁静带有历史的沉着和稳重。

    如果说，黄浦江边的外滩更具城市的浪漫、热烈、奔放和自信，而一路之隔的圆明园路则更显城市的含蓄、祥和、静谧和安宁。有人称圆明园路为 “外滩后街”，一个 “后”字另含性情、别有风华。当年，外滩建筑的设计师们让大门端坐热闹的外滩，向东远眺江心，把后门安放于宁静的圆明园路，前后照应，动静结合。外滩 33号 (原 “英国领事馆”)是外滩最老的一幢楼房， “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水泥的实例,在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楼高两层，砖木结构，平面呈 “H”形，整体上属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建筑风格，在圆明园路上当年就有后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小学同学住在围墙之内，常从圆明园路的后门出入，尽享宁静。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是 “外滩惟一一幢极具中国民族传统装饰风格的早期现代高层建筑，也是外滩惟一一幢由中国的银行投资、中国设计师设计、中国建筑商和建筑工人建造的大楼。”四方尖攒顶覆以暗绿色琉璃瓦，大楼中有三门、五窗和九级台阶的设计，显示浓郁的中国特色。从外滩的大门可领悟中国银行大楼的民族大气派，而从圆明园路出入的小门又可感受平和与安宁。在著名国画家朱屺瞻先生过世后，师母、徐昌酩先生陪着我和上海博物馆的同事来到中国银行大楼的保险柜，取出六十多枚齐白石先生为朱屺老刻的印章，如数捐给上海博物馆，走的就是圆明园路上的这道小门。

    随着岁月的变迁，圆明园路有了很大的变化。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上海广告公司相继告别了圆明园路，上海工艺美校也离开了。住在邻近的陈逸飞先生已离我们而去，再也看不到他在圆明园路上写生的情景。伴随改革开放，居民搬迁，老房子进行保护性整修，艺术展示和时尚商品悄悄进入，在昔日的宁静中平添了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

    在外滩源的整合中，我们家动迁，离开了这里。

    当年，宁波轮船在黄浦江上响起汽笛，长长的鸣叫声后，圆明园路回归平静。今天，悠远的海关大楼钟声敲响后，圆明园路上依然宁静一片。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