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4月29日  多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4月23日至27日在北京举办 “馆藏民国文献——名家签赠图书展”。展品中有两册鲁迅题赠本，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册是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小说旧闻钞》，扉页有毛笔题字：

    呈  维钧兄  迅  一九二六，八.一三.

    图书展的 “文字说明”称此书为“鲁迅赠予顾维钧”者。顾维钧（1888—1985）何许人？他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在袁世凯政权、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任职，是中国现代声名赫赫的外交家。但当时顾维钧在官场行走，鲁迅在文坛坚守，两人的人生轨迹并不交错，鲁迅日记中并无与顾维钧来往的任何记载，而顾维钧也不大可能对 《小说旧闻钞》这样专门的书发生兴趣。这位 “维钧兄”真的会是顾维钧吗？

    好在此书题字有落款时间。查1926年8月13日鲁迅日记，并无赠书顾维钧的一字一句，却有： “下午寄常维钧 《小说旧闻钞》一本，照相一张。”这一句至关重要，原来鲁迅另有一位名常维钧的友人。常维钧（1894—1985）名常惠，字维钧，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选修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鲁迅日记中有与他交往的不少记载，鲁迅曾赠他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 （据鲁迅1923年12月12日日记），再送他刚出版的《小说旧闻钞》也就顺理成章。此维钧非彼维钧，由此应可确定，鲁迅题赠的 “维钧兄”不是顾维钧而是常惠常维钧。

    如果 “维钧”之误尚可厘清，那么另一册1923年12月北京新潮社再版 《呐喊》的题字情况就复杂了。此书扉页左上角有毛笔题字：

    奉赠  济之先生  迅 寄自北京，二四年十月廿日.

    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有两位有名的济之，一是翻译家耿济之（1898—1947）；另一是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字济之。图书展的“文字说明”认定此书系鲁迅 “二九年十月二十日”题赠李济者， “为该书出版数年后鲁迅所赠”。到底 “济之先生”是谁，耿济之、李济之，还是另有一位济之？

    耿济之虽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但与鲁迅并无直接交往，至少鲁迅日记上没有与他接触的记载。鲁迅晚年致孟十还、郑振铎等信中确实提到他，还托郑振铎转送他  《海上述林》上卷 （据鲁迅1936年 10月 2日致郑振铎信），正是因为与耿济之无直接联系也。所以，鲁迅送他  《呐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济之倒是极有可能，因为鲁迅与他有过交往。鲁迅1924年7月赴西安西北大学作夏期讲学，李济之是同行者之一。鲁迅在西安期间，曾面赠李济之 “磁猿首”和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 （据鲁迅1924年7月20日和8月1日日记），离开西安后还与他通信，可见两人关系不错。更关键的是，鲁迅1925年2月23日日记有这样一条记载： “寄李济之以 《呐喊》一部”，不就是这册 《呐喊》再版本吗？而且鲁迅当时确实在北京。不过，奇怪的是，这册 《呐喊》再版本题字落款时间为  “二四年十月廿日” （图书展 “文字说明”误认作“二九年”，1929年 10月 20日鲁迅在上海，不可能在北京寄书给李济之），也就是说，鲁迅题字整整四个月之后才把书寄给李济之，令人费解。也许当时李济之行踪不定，鲁迅确定他新址后才寄出？这个谜一时是难以完全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