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
两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重大部署。
作为全国最早成立、以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为主要任务的学术性群众团体，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今年迎来了60华诞。60年来，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始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思想、学术和理论创新中不断成长进步。
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市社联现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本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智囊团，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普及宣传社科知识的重要平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一步繁荣发展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本报论苑版今刊发上海市社联部分学会会长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学科建设及上海实际撰写的文章。
新时代经济学人的新担当
周振华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上海经济学人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促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上海市经济学会作为经济学人的学术之家，作为经济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团结、组织上海经济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开展经济科学研究、应用与交流，着力抓好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决策咨询、编辑出版等工作，不断加强学会自身及专委会建设，大力推进学会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学术引领等职能，促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推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目标、新征程作出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为转变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理论指导。经济学会将此列为今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并专门新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上海市资深经济学家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举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专题理论研讨会，成为集聚各高校和研究院所研究力量的重要平台。
针对新时代面临既有来自外部，也有来自内部的各种新挑战，改革走向综合配套，进入“深水区”，许多领域突入了“无人区”，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主动开放，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学会组织了一系列研讨和交流活动。如“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组织讨论了“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摩擦”专题、“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专题等。
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学会组织全市专家学者开展改革开放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再出发等研讨活动，撰写“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敢为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研究”系列丛书，从我国及上海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提炼宝贵经验。学会围绕改革开放再出发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并把第十二届上海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的主题确定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学会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0年的成功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揭示其新特点新规律，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作者为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时代担当
李友梅
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为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新的使命呼唤新的担当，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学要在新时代有新作为和新贡献，就不能停留在吸收、消化和转译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必须更加重视立足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创建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使自己的话语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并在交流对话中让世界更全面和更好地认识中国。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随着其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原有社会学理论在解释这种重要变化时遭遇了诸多严重挑战。然而，这些严重挑战并没有改变西方人使用其社会学理论来判断和预测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习惯。中国与全球化有着越来越深的联系，但始终坚持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内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那些基于西方实践经验而形成的社会学理论无法真正深刻理解和解释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这个社会变革不仅涵盖了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流动的加速等诸多变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积极探索并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转型路径。中国社会治理的当代转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断推进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与欧美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国家形成齐步并举的演进式路径，与苏东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化为导向的急剧式路径都大不相同。因此，那些直接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努力，都很难准确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要贴切地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推动力及其内在逻辑，必然要依赖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学对自身的能力和使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始197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社会学要“重新补一补课”，希望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不仅要进一步了解和把握社会理论的传统与脉络、研究与分析的方法论，还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实际，保持发现真问题、提出新范式的“文化自觉”。其目的是要形成能够回应社会真实需要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积淀有所贡献。
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当前一个重要考验来自“中国社会学能否以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为切入点，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这是所有有勇气、有志向、有理想、有担当的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挑战与追寻。面对这一挑战，上海社会学界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文化和发展的实际经验，在理论上避开自说自话、画地为牢的陷阱；在方法论上超越狭隘的理论流派之争与简单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之争；在实际研究中，避免零敲碎打、不见森林、缺乏问题意识的“误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建设不仅是历代学人奋力求索的目标，更是世界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实际方向。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极有可能产生根植于中国实际的重大理论，当然这需要学者具备通贯古今中西的眼光、兼容并蓄的心胸与格局，发展与建设的气魄，并在不同的学派、方法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包容借鉴地共建共享，在具有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上提出引人注目的见解，共同弥补理论与研究之新的空白点。(作者为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
在创新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生命力
王国平
今年是上海社联成立60周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社联领导和扶持发展的重要组织。长期以来，社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度重视，促使学会工作持续拓展，并始终坚持创新发展。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不竭的生命力，是源于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其中创新性具有根本支撑作用。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遇到的考验之一，就是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形态面临经济发展的挑战。苏联模式的曲折历程及其最后的失败，加剧了人们这方面的困惑。幸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诞生，不仅从一般意义上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把中国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对此，若作深层次的思考，究其原因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经济思想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先后至少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商品货币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的设计，马恩曾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劳动产品不再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可以由社会直接分配，因而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不必要的东西消亡。十月革命后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是基于这样的构思 (战争环境也是原因之一)。但战争结束后，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13年的三分之一。
第二阶段：过渡时期商品经济。新经济政策在此时实施。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期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阶段必须推进商品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实施新经济政策10余年之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时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是指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
第四阶段：广泛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突破了第三阶段的一系列限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五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到承认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重大突破。尽管此时的商品经济有限制，但毕竟承认了商品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之前既有8年的计划商品经济实践积累，更有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题和奠基。继往开来的延续，终于完成了由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跨越。
随后20余年的实践探索，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市场的功能界定更为明确：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6个阶段中思想演变、创新是起因和源头，今天的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发展是丰硕成果。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经济思想得以验证、支撑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持续展示生命力的需要。(作者为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哲学在新时代的思想任务
吴晓明
哲学与时代有着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黑格尔则把这种联系表述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这意味着，哲学总以思想的方式体现着时代并参与到时代的进程之中，总是根据时代问题的本质来提出并规定自己的思想任务。上海市哲学学会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学会，至今已有68年的历史。长期以来，面向时代发展诉诸哲学思考，围绕时代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已成为学会的优良传统和自觉担当。1950至1960年代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问题的争鸣，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实践与真
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当今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探讨，都与时代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反映出上海哲学界试图从思想上去把握时代的积极努力。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说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已迎来一个飞跃并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以这一实践进程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将由此获得积极动力并开启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总体特征被概括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基本标志是“自我主张”。只有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高度时，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才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的奠基；唯当这样的“自我主张”在学术上得到贯彻之时，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思想的任务乃是哲学最本己的任务，因而哲学理应首先承担起中国学术在新时代发展中的思想任务。这个任务一来具有批判性。如果说，我们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曾经见识过这样的外部反思———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或俄国经验作为教条先验地强加到中国革命的内容之上，那么，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这样的思维方式依然盛行———只不过那时的教条主要来自于俄国，而时下的教条主要来自于西方。二来具有建设性。这与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相一致的。摆脱外部反思就是要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亦即深入到特定的“现实”之中；而此种深入正是思想开始起作用的地方，并且唯借助于以“现实”为旨归的思想—理论方能够被通达。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就意味着：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书中得来”和“纸上推演”，它要求将自己的立脚点建立在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基础之上，是以揭示和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为根本的思想任务。当这样的思想任务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中被牢牢确立并广泛开展时，从各个不同方面来把握“中国道路”的研究，才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这样的学术决不拒绝真正的“世界眼光”：只要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质地并且必然地包含着它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就意味着必须由此去把握这样的世界联系；但这却同时意味着拒绝那种仅仅在外部反思中抽象地活动的所谓“世界眼光”。
当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进入到新时代，当新的时代产生出思想和理论的巨大需求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将在此基础上趋于成熟并迎来它的繁花盛开。唯其如此，中国学术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并且为人类学术作出伟大贡献。(作者为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
通过阐释历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熊月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研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职责。上海市历史学会是上海市社联下属的组织，前身是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52年，1958年更名为上海市历史学会。在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特别是1978年恢复活动后，学会形成了通过梳理、研究与阐释历史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特点。
历史学会是联络、团结上海市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学研究与普及的学术团体。围绕史学界关注度比较高、兴趣比较浓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学会的重要工作。每次举行年会，通常都会邀请相关学者介绍当年史学界若干领域的新成果、新方法、新动态。学会还与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举办过多次讨论史学前沿课题的会议。
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结合全国或全市重要历史性节庆与纪念活动，开展学术讨论，进行历史学知识普及，是学会的重要特点。这方面的活动几乎无年无之。比如2011年举办“辛亥革命与上海”国际研讨会，2012年举办“历史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为主题的研讨会，2013年举办“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6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4年举办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2015年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讨论会、《新青年》创办100周年讨论会，2016年纪念孙中山诞生150周年讨论会，2017年举行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暨张元济先生诞生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8年举行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生150周年讨论会。此类活动对于激活、增强、整合民族历史记忆、普及历史知识，具有重要价值。2013年，本学会与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国梦与中华复兴之路”年会历史学科专场，向全市市民开放，多位学者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悠久性、独特性及其近现代演变角度，论述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性意义。2014年，本学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研究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与教训”学术座谈会，邀请专家解读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与内涵，结合中国历史为青年学者讲述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与教训。在市社联领导下，本学会与多家兄弟学会，多次合作举办有关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系列研讨会，主题有“上海城市精神和中国梦”(2013)、“中华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2015)、“商务印书馆与中华文化复兴”(2017)、“蔡元培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8)。此类会议，多学科交叉，相互启发，效果甚好。
上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相当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宣传和普及上海历史文化是本学会重要职责，本学会多次举办相关学术报告会与展览。为了适应上海地方史研究的需要，本学会还与本市相关区县或高校等单位合作举办了关于上海名人史量才、穆藕初、钮永建等的研讨会。
历史学是格外注重学术传统的学科，敬老携幼是学会的优良传统。近些年，每逢本市健在的史学家八十或九十诞辰，或已故史学家百年诞辰，本会照例都会与相关单位联合举办以弘扬学术为主的纪念活动，组织编辑出版了《沪上史学名家印象记》。对于已经退出教学或研究一线工作、对历史学仍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本会经常组织以他们为主体的学术活动，为他们退休以后出版的新作举行座谈会。针对本市高校与研究单位青年史学工作者较多的特点，本会为他们专门组织青年研究者论坛与青年中学教师培养两项工作，旨在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联系，提升其学术水平，自2012年以来已举办了5届。另外，本学会组织上海各高校、科研机构的资深学者，为高中青年历史教师讲授学界前沿问题，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形成名教授与准名师的零距离对话，获社联“品牌活动”荣誉。(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