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说起浦东，虽与繁华外滩一江之隔，却是农田遍地，在上海人口中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俗话；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浦东的动员令响起，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片热土上，先后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出 口加工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的“全国第一”，使得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如今的浦东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必须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如果说，当年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显示改革决心打出的一张王牌，那么，随着改革进入攻坚区，现在的浦东更需要找到解锁高质量发展之道的秘钥。
3月末，在十三届市政协的首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上，围绕“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浦东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议题，政协委员们踊跃议政建言。能否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如何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 在前期深入浦东新区各园区、企业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委员们纷纷亮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迎难而上惟有解放思想
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就需要客观理性地找差距，正视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浦东扩大开放的领先度在减弱、企业获得感不够强、人才政策供给跟不上人才实际需求”，代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作重点发言的徐建民常委，将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盘托出，这些问题也是开发区和企业普遍关注的。据徐建民常委介绍，在走访中，有外资企业反映，目前负面清单虽经过几轮缩减还是较长，与国际惯例相比仍有差距；有企业反映，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工商变更流程和时间并没有同步调整到位，尤其对创新型科技企业需要密集融资、频繁变更股权带来不便，部分政务服务在线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还有企业反映，海外人才生活工作在浦东不同程度地面临居住、出行、就学、就医、收入汇兑以及证件办理等方面的困难，而在国内人才引进方面，上海的人才落户打分和住房政策不能较好体现产业和企业发展需求。蔡友铭常委还指出，浦东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碎片化”情况突出，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用地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项目落地与空间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农村重复建设、无序建设影响了集聚效应的发挥。
改革进入深水区，新的难题摆到了面前。28年前的经验证明，要开拓新路，必须“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马驰常委看来，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端赖于解放思想，如今站在更高起点的浦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从何而来？惟有解放思想。浦东开发开放本身就肩负着突破旧体制、构建新体制的使命，浦东率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率先在金融等领域突破传统体制障碍，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离不开决策者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更离不开解放思想。马驰常委强调，要从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敢闯敢试的勇气和信心，抛弃满足于不犯错误、求稳怕变的守成意识，在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和增强开放信心等方面大胆作为。徐建民常委建议，要找准着力点，遵循“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要求，在推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进政府管理流程再造，优化符合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完善人才服务体系等领域有所革新和突破。
激发动能机遇大于挑战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举办、自由贸易港建设呼之欲出、金融航运功能势头看好，这些都为浦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委员们认为，今天的浦东要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机遇大于挑战。
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决策。董卫民常委认为，浦东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有优势，应主动探索解决博览会带来的产品和服务“进得来”、“进得快”和“从上海进来”等问题，加强有效制度供给，进一步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他建议，在产品和服务进口方面，要继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降低口岸费用，压缩口岸耗时，让目标产品更愿意从上海进来；充分利用展会契机，把符合浦东产业发展方向和科创发展需要的高端企业、生产线、研发中心等引进来、留下来，通过导入高端优质企业，倒逼区内企业在竞争和交流中加强创新驱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在更高层次上打造众创城市空间。“进口博览会还能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找到更好契合点”，董卫民常委提议，要引导、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到展会上找商机、找合作、找渠道，增强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对此，李昕欣常委持有同感，他举例说道，当前在非洲手机市场占有第一位市场份额的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厂商，原因是该厂商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的功能手机更好迎合了当地用户需求。由此，李昕欣常委想到，开放标准的设定应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更有利于主动参与当地新兴市场的规则建立。
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蓄势待发。长期在保税区一线工作的施惠良常委，深谙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他认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应当在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方面作深度拓展，确立“境内关外”的离岸地位是核心和关键。“要让自贸港真正成为离国际市场最近的中国市场、离中国市场最近的国际市场”，施惠良常委建议，要在制度上赋予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着力落实一线放开，使国际货物入区实现不统计、不报关、不核查、不纳税，体现自贸港“境内关外”的本质特征。同时，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机场的航线优势，借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大力发展国际中转、中转集拼业务并实现产业化，实现上海港和浦东机场由世界大港向世界强港、枢纽港的跨越。
浦东承载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在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方面，蒋颖常委建议，积极探索对金融服务业领域有序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试点由外商独资与合资发起设立的银行卡清算支付机构，鼓励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综合交易平台；推进针对金融领域的税制优化，对现行税制中阻碍资本流动的不利税收因素进行梳理，研究实施促进国际金融活动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促进跨境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而在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港方面，马须伦常委建议，加快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机场群与城市群联动发展,逐步构建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市区、长三角区域之间的快速交通集疏运体系。
引凤来栖优化营商环境
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的目标是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城市。聚焦营商环境，委员们的建言反复提及两个关键词：一是服务，二是人才。
屠海鸣常委认为，政府服务要让群众、企业感受获得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在他看来，问题导向就是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企业发展的痛点和社会反映的重点，需求导向就是搞清楚政策措施是否与企业需求对得上号，效果导向就是要让企业真满意，而不是被满意。他建议，完善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各涉事部门对“共管地段”和“真空地带”齐抓共管，提供无缝隙服务。对此，卢慧文常委给予呼应，“现在市民中心的集中审批形式，在物理空间上做到了‘只进一扇门’，但若业务涉及跨部门协调，‘最多跑一次’尚不能实现”，卢慧文常委指出，把各部门的事前审批集中放到市民中心窗口办理之后，优点是规范流程、提高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出现窗口人员业务不熟悉的情况，办理涉及多部门的审批和登记，有时还需要多跑几次才能搞清流程。她建议，在市民中心增加“综合咨询柜台”，坐诊跨部门“疑难杂症”，尽量消除因搞不清流程无功而返的窘境。王国平常委也认为，政府办事效率好坏最能在窗口形象上得以体现，在突出智能型政府服务的同时，窗口服务的态度和能力也需要重视和加强。
不少委员还在如何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话题上产生了共鸣。
谈剑锋常委坦言，在目前的人才打分体系中，市场发现、市场评价、市场认可的引才机制未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一些工匠型人才并非是专业院校出身，如果单凭“给人打分”的评价标准，这部分优秀人才很可能被拒之门外。他建议，兼顾对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不同需求，探索将“给人打分”的方式转变成“给企业打分”与“给人打分”相结合的综合打分方式。“综合考虑企业的影响力、发展潜力、社会贡献率等要素进行打分，分数达标的企业可以获得人才落户推荐权，由企业自主推荐，将主导权分配给真正有助于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谈剑锋常委如是说。
扶持留学回国人才创业，赵丹妮常委的建议是筑巢引凤，围绕重点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增强对创业园及人才团队的投入和建设力度，推动留学回国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及示范建设，在自贸区、张江等区域强化创新创业促进机制，提升众创空间功能，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工作生活空间。
在培养高端专业人才方面，倪闽景常委提议，浦东要抓住张江科技城转型升级和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性布局的机遇，谋划建设世界知名高校科技类研究生院集聚区，吸引最优秀的高校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和共建科创中心，为上海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地城市打好基础。在张毅委员看来，法律服务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承担重要角色，他建议，研究制定上海律师业国际化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培养高水平国际化律师，落实本土律所聘用外国法律顾问政策，并对国际化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在税收优惠、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倾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