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　引言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见，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习近平看到93岁的中船重工719所名誉所长黄旭华院士和82岁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就握住他们的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这感人的一幕，通过电视传遍了千家万户，温暖了全国人民的心。

    “习主席握着我的手和我聊天，我觉得他就像和家人说话一样亲切。”黄旭华告诉记者。

    黄旭华在大会上的激情发言，激起了全场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当得知他为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建设隐姓埋名、30年没有回老家时，很多同志的眼睛湿润了。

    黄旭华走下讲台，鲐背之年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田华激动地对他说:“您看，我双手都红了，是为您鼓掌鼓的!”

    今年，正是我国核潜艇事业走过六十年的日子。黄旭华为中国核潜艇事业贡献了六十年，他是我们共和国的英雄!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

    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

    这六十年来，中国核潜艇几上几下，从最初的孕育构想到如今已有多代多型核潜艇“征服五洋任所之”。

    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中船重工董事长、党组书记胡问鸣说，黄旭华在核潜艇研制岗位上坚守了六十年，非常难能可贵。如果说，我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领衔解决了中国核潜艇“有没有”的问题，那么，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使中国核潜艇真正具备核反击的实战能力，使中国核潜艇成为大国的“定海神针”。

    第一章

    深潜就是战斗力

    1、伟大者善梦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深潜有多难?

    曾任中国海军核安全局副局长的杨连新向记者讲述过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的故事:

    1963年4月9日上午8时，美国大西洋西岸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港，“长尾鲨”号攻击型核潜艇启航。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其设计的下潜极限深度为300米。在“云雀”号潜艇救援舰的保驾下，它将进行首次大修后的300米下潜试验。

    就像大多数海上的突发灾难一样，刚开始的时候，风平浪静，一切正常。

    在指定海域，艇长约翰·哈维中校充满自信地下达了“下潜”的命令。9时02分，“长尾鲨”潜入200米深的温跃层。温跃层内海水的温度和密度发生剧烈变化，“长尾鲨”原本清晰的通话声开始含混起来，“云雀”号收听到的水下电话变得断断续续。

    7分钟之后，“长尾鲨”号发动机舱的一个冷却管焊头断裂，发生泄漏。没有了冷却水，核反应堆迅速自动关机。核潜艇失去动力，开始下沉。哈维艇长立即命令自救，紧急启动备用的常规电池动力系统，用压缩空气排出核潜艇水柜内的压舱水。“云雀”号上的扬声器里，传出了“长尾鲨”上压缩空气全力喷射的“嘶嘶”声。

    9时15分，“云雀”号舰长紧张地通过水下电话询问哈维中校:“你们还能不能控制住潜艇?”

    无人应答。

    1分钟后，“长尾鲨”号发出了遭遇严重危机的信号:900。又过了1分钟，“云雀”号接收到一个短语:“超过测试深度———”

    9时19分，“云雀”号监测到了大海深处传来的一阵具有高能内爆特性的低频噪音，这是“长尾鲨”号留在世间的绝响。

    大海不动声色地关上了藏在深处的那道看不见的生命之门，迅疾而绝情，海面上风和日丽，波涛依旧。

    11时04分，美国海军大西洋潜艇司令部收到一份来自“云雀”号的报告:“‘长尾鲨’可能超过测试深度，潜艇爆炸……正在进行扩展搜索。”

    次日上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五角大楼悲痛宣布:“‘长尾鲨’号沉没，100多名艇员全部罹难。”

    “为什么设施完备的专业潜艇救援舰就在边上却无法救援?”在中船重工719所，记者请教曾在黄旭华领导下从事核潜艇设计的资深专家宋学斌。

    年逾八旬的老专家双手张开虎口比划说:“我们计算过，在极限深度，核潜艇只要有这么碗大一个破损，就难以救援了。”

    水深每下降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极限深度之处就是几十个大气压。巨大的压力将海水通过破损处压进潜艇，这力度远大于核潜艇用高压空气将水舱中的海水排出的能力。

    “长尾鲨”号至今仍沉睡在2300米深的海底。“深潜才有战斗力。”黄旭华院士告诉记者。

    二战中，反潜一方从空中和海面搜寻敌方潜艇，主要靠可见光观察和各种声呐。而如今，搜索核潜艇的手段更多了:布满太空的间谍卫星，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大洋，核潜艇的红外信号、尾迹信号，甚至是微弱的电场和磁场信号特征等，都会暴露水下核潜艇的踪迹。

    深海，甚至大洋深处的海沟，才是核潜艇最有效的安全屏障。只有深潜，才有隐蔽性;有了隐蔽性，才有安全性;有了安全性，才有突然性，才能防不胜防、一击制敌，令侵略者不敢进行战争冒险!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　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

    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

    “如果，你和来犯的核潜艇不在同一个深度上，怎么发现、锁定和攻击目标呢?”宋学斌说。

    “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伟大者善梦。梦想成真的国之重器，只能属于善梦的伟大者!

    2、“深海同舟”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

    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但那时因为‘文革’的破坏，不少设备还达不到我们期待的水平，还有的设备可靠性比较差，”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当年美国“长尾鲨”号深潜遇难的事大伙都知道，所以海军和719所、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这次深潜做了周全的准备工作，不但事先全面检修设备，还为操纵系统、反应堆安全、生化、电气设备等方面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的预案。

    他说:“黄旭华留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非常低调，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非常严细。比如，同一个设备，我们海军的习惯说法和他们719所专家说的不一

    样;同一个动作，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师傅和我们海军的叫法又不一样。大家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弄清楚，千万别搞错了。我们海军把专家说的‘通海阀’叫‘注水弇’;我们海军说的‘通风阀’，就是专家说的‘通气阀’;要拉紧一根固定核潜艇的缆绳，船厂师傅用当地方言说是‘带紧’，我们海军习惯说‘收紧缆绳’。这些语言上的区别，他都会在开会时一一问清楚，全都记在笔记本上，避免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单位的同志在沟通时因为误会而贻误生产。”

    “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

    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时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厂长助理王道桐说，他当时是船厂派到深潜现场的总负责人，船厂在深潜试验前还为参加此次试验的十几位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做个“最后的留念”。而参加深潜的年轻艇员也一腔热血，有几十位甚至写好了遗书。

    艇员董福生在悄悄留下的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嫁给军人不容易，嫁给干核潜艇的军人更不容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能陪你走完一生，一辈子欠你的情。希望你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好，再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告别妻子，但没有告诉她去干什么。胜利返航后，这封万一深潜失败才寄出的遗书就一直珍藏到如今。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问艇长:“你们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艇长说:“我们强调这次任务光荣啊。”黄旭华说:“完了。你们老说‘光荣’，这些小伙子会以为就是让他们去‘光荣’的。不怕牺牲是崇高品质，但我们深潜不是要他们去牺牲，是要完成任务、要拿到深潜的数据再回来。”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　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深潜的决心下定了，但黄旭华还必须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就是他的妻子李世英。当黄旭华把深潜决定告诉夫人时，其实他内心多少有几分对妻子难言的愧疚。和丈夫同在719所工作了几十年的李世英，是一位懂俄语、英语、德语的专家，深知深潜的重要和风险。她面不改色地宽慰黄旭华说:“你当然要下去，否则将来你怎么带这支队伍?　我支持你。你下去，没事的，我在家里等你!”

    这位身材瘦弱的女专家，让人知道了什么叫爱侣间的“深明大义”，世界上真难以找到另一位在精神上更适合黄旭华的知识女性了。那个大连海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当年在黄浦江畔遇见了英俊潇洒的黄旭华，接过他送上的“定情礼”———两块手绢和一个笔记本，心房就立刻被幸福淹没了。

    3、“先例”成“传统”

    1988年4月20日下午，南海碧波万里。执行深潜任务的“404”艇驶离军港，前往200多海里外的试验海区。

    极限深潜分两个航次进行:21日上午先进行了适应性预下潜，下潜至193米时起浮，潜艇一切正常;29日上午9时，进行极限深潜，要求达到极限深度。

    艇上共有本次试验副指挥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和技术负责人黄旭华等100多位勇士。下潜不久，突然出现了水声通讯不畅的问题。艇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于是边排除故障边等待。

    部队有唱歌的传统。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这时有人唱了《血染的风采》。在指挥舱二层的黄旭华笑着说:“这首歌我也喜欢，但现在唱太悲情。我们是去做试验的，不是去牺牲的。我们要唱就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气势雄壮，充满信心。”

    上午11时，接到继续下潜的命令，“404”艇如同一条鲸鲨向预定的深度潜去。薛法玉回忆说，从水深200多米开始，核潜艇的耐压壳体受到深海越来越强的挤压，有的舱门打不开了，艇身还不时传来“咔咔”的声音。

    这“咔咔”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黄旭华告诉记者，核潜艇通常是双壳体的，外壳是非耐压壳体，不会变形;而内层是非常坚固的耐压壳体，耐压壳体在海水的强压下会发生变形。当潜艇的耐压壳变形时，连接内外两层壳体之间的结构件就会承受很大的拉力。如果焊缝有一丝不牢，就会被拉开;如果焊接得好，虽然焊缝没有拉开，但结构件也会拉动整个外壳变形，同样会发出在深海听来令人惊悚的响声。

    薛法玉至今记得，深潜时，潜艇用于观通的升降装置固定支架被一点一点地压弯了;而当潜艇从海底上升起浮至海面时，这钢铁做的固定支架竟然又一点一点地被拉直，可见极限深度的压力有多大!

    “一块不到扑克牌大小的耐压壳体上，要承受一吨多重的压力。”黄旭华说，所以这“咔咔”的声音在深海里听上去就格外“瘆人”!　而且，有几个舱室的填料函出现了渗水，能听到“滴滴嗒嗒”的漏水声。

    核潜艇有没有危险，还能不能继续下潜?薛法玉记得黄旭华那时格外沉静。黄旭华和艇上几位领导一商量:核潜艇状态良好，没有问题，继续下潜。

    保存在我海军某潜艇基地军史馆中的一段当年留下的影像资料，永远留住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艇长王福山报告:“280米到了!”当时已经是某潜艇基地司令员的杨玺沉稳地下令:“极限深度就快到了，咱们各个岗位认真操作，不要紧张，有点响声是正常的。”

    记者问黄旭华:“您当时真的不紧张吗?”

    黄老笑了:“我当然也紧张，我要对全艇100多个人的生命负责啊，我可能是艇上最紧张的人!但我不能让人家看出我紧张，我一紧张别人就更紧张了。

    好在之前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在每个舱室的关键岗位都有人盯着关键设备，每个关键部位都安上了记录潜艇结构承压变化的应变片。”

    为稳妥起见，“404”艇再往下潜是每5米一停，各舱值班人员依次向指挥台报告:“报告指挥舱，一舱检查机械设备、水密状况，A!”

    “A是什么意思?”艇上有的领导不明白。

    “别管它，没事，可以继续下潜!”黄旭华胸有成竹地说。担心潜艇万一出问题，不良情绪会迅速蔓延，黄旭华事先就让报告人员当潜艇接近极限深度时，将一定范围内的数值对应“A、B、C”这三个字母，“A”表示一切正常，可继续下潜;“B”表示应力接近临界值，应小心下潜;“C”则表明超过临界值，必须停止下潜。

    核潜艇的深潜为什么特别危险?　它的深潜与常规潜艇的深潜有什么不同?

    1965年就到黄旭华的潜艇设计部门工作的资深专家黄庆德告诉记者，常规潜艇深潜到海底时，可以关闭动力设备，靠蓄电池供电，它没有必须时刻与海水保持交换的通海部分。而核潜艇恰恰相反，核潜艇的动力是核反应堆，反应堆一旦启动，除了战时受损或故障停堆，是不能停的。现在的核反应堆寿命已经与核潜艇的寿命等同，加一次燃料棒，就可以工作到核潜艇退役。核潜艇的战略威慑力也来源于此。因此，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是一刻不停运转、也一刻不停地需要海水来降温的。核潜艇即使坐在海床上一动不动，它的通海部分依然必须对大海保持畅通，以进行海水交换。如果没有海水持续不断地为核反应堆降温，就会酿成类似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1号反应堆因无水降温而发生爆炸的可怕事故。

    这是核潜艇深潜最难的关键点。通海部分的波纹管更是核潜艇最“脆弱”的部分，虽然黄旭华他们已经通过精心设计使波纹管有足够的强度，但真的潜到极限深度的海底，它还能不能经得住几十个大气压的考验?谁也没有试过。

    薛法玉说，大海深处的温度和海水表面的温度是不同的。当时海水表面的温度在18℃左右，但深潜到极限深度时就只剩几个摄氏度了。而且，大海深处的盐度也是与大海表面不同的。这温度和盐度的不同，使得它对通海设备的压力，以及带来的金属热胀冷缩的收缩率也是不同的。始终不能关闭核潜艇的通海阀，这意味着核潜艇最坚固的耐压壳体和最脆弱的通海设备要同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人民海军每个核潜艇兵都是最了不起的人!

    中午12时10分52秒，指挥舱里深度计的指针显示，核潜艇稳稳地潜到了极限深度，还略有超过。各舱值班艇员的报告声依次响起，扣人心弦。

    此时，艇体不再发出“咔咔”声，几处渗水处也并未加剧。核潜艇的耐压壳体和通海系统安全可靠，全艇机械设备运转正常，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达到了设计目标，符合实战需要。

    我人民海军潜艇史上一个深潜的最高纪录诞生了。“起浮!”指挥员一声令下，核潜艇沉着地缓缓升向盛满阳光的海面。

    当水手长报告核潜艇已经重新回到水深100米时，艇上所有人的激情和兴奋再也憋不住了，几乎同时爆发出一阵足以掀起巨浪的欢呼!

    恰好艇上的《快报》请黄旭华题字，激情澎湃的黄旭华一挥而就: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719所的深潜队长尤庆文按照黄旭华事先的布置，深潜中专门负责照看主循环系统的波纹管，他还抱着录音机录下舱室的声音和下潜的指令。录音显示，深潜过程中耐压壳体和结构件发出的“咔咔”声达11次。

    “回来后，我们根据录音找到每一处发生‘咔咔’变形的部位，分析它的成因，制定对策。”黄旭华说。

    当深潜成功的喜讯传回武汉的719所，外表始终平静的李世英突然放声哭了，释放出压在心头已经太久的“几十个大气压”。

    时隔三十年，黄旭华向记者讲述妻子失声大哭的往事时，依然泪眼婆娑。

    “原来，她心头的压力比我还大。”黄旭华说。

    原来，世间有一种“神仙眷侣”，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同甘共苦、有难同当。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

    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后来也成为新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宋学斌，年逾古稀还参加了新一代核潜艇的深潜试验。

    不久前，当黄旭华向记者讲述“深潜”这段往事时，将自己的人生都归结到他当时写的那首诗里:“我的人生都概括在那首诗的两个字里了，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六十年‘痴’迷核潜艇，再艰难困苦也‘乐’在其中，所以能百折不回。”

    “痴”，是初心进入极致的状态;“乐”，是一种无我之我的大境界。在别人看来波澜起伏、跌宕辉煌的人生，原来可以概括得如此简单。

    第二章

    千锤百炼,方成国之重器

    1、“当无名英雄?小事情!”

    曾经承载着无数中国人厚望的“401”艇，如今静静地停泊在青岛的中国海军博物馆码头上。海军博物馆馆长康海东告诉记者，阅尽40多年的大海波涛，“401”艇已经卸去了武备和核堆，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它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第一座里程碑。它是当之无愧的大国重器。

    大国重器，无一不源于民族自尊自强的伟大梦想。若无强国梦想，何来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咬着牙铸就大国重器的血性!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时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他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了他。当时设计组只有29人，分为船体组，以及动力、电气三个专业组。

    黄旭华至今记得，报到时领导找他谈话说了三条: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泄密了”;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黄旭华毫无犹豫。“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这与“党和国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么啊?　当年，他加入地下党，不就是无名英雄吗?“党和国家信任你”，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最为看重的荣誉，更与黄旭华本人的特殊经历分不开。

    黄旭华生于1924年2月，是广东海丰县田墘镇人，排行老三，原名黄绍强。父亲黄树榖与母亲曾慎其都接受过西医教育，以诊所和药房悬壶济世。黄树榖是内科医生，而曾慎其是田墘镇上有名的助产士。黄旭华自幼记得，无数个夜晚，只要有人来敲门请母亲去接生，母亲总是放下一切拿起药包就走。那时接生助产的费用，完全依产妇的家庭情况而定，给多少是多少。有些贫困家庭拿不出接生费的，她也从不计较，安慰产妇家人说，“没关系，等孩子长大了，叫我一声‘义姆’(方言:干妈)就行。”就这样，她老人家有了无数个“干儿子”。1995年，老人家享寿102岁仙逝时，有几十个连黄家人都不认识的“干儿子”前来戴孝送行。

    黄树榖先生在当地行医助学，颇具声望。日军侵占海丰后，想借助他的声望，威逼他当维持会长，被一口回绝。一日本军官气得把指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吓得边上的孩子哇哇大哭。曾慎其见状急中生智，赶紧拿出一叠钱塞给领路的汉奸。汉奸贪财，与日本鬼子嘀咕了一阵才恶狠狠地离去。

    父亲的爱国情操和刚毅品性，母亲的慈爱和豁达，都深深影响了黄旭华。少年的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民间抗日宣传队，在《不堪回首望平津》中扮演一名逃难的小姑娘。“我们演得特别认真，台下看的人也很动情。演着演着，台上台下就越来越激动，抓到汉奸后，台下无数的观众含着泪水一起高喊:‘杀!杀!’那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黄旭华回忆说。

    1938年，黄旭华为了求学，翻山越岭，整整步行4天才找到了为躲避日寇而搬迁到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但即便是在山区的草棚子里上课，日机也常来侦察轰炸。日机一来，老师就拎起小黑板，领着学生钻进甘蔗地或山洞里。这从天而降的夺命炸弹，竟然是一个从小在渔耕社会长大的农村孩子最早见识的“现代化”!　这样的震惊、恐怖、无助和悲伤，哪个少年学子能忘得了?

    1939年夏天，黄旭华回到老家，正逢日机多次轰炸海丰。黄家的老屋就在海边，黄旭华和他的兄弟妹妹站在屋顶上，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天上日机五六架一群，依次从空中俯冲下来，把停泊在海边的一艘艘渔船炸毁。

    这炸弹的冲击波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父母原来指望他们聪颖的三儿子长大后子承父业，黄旭华也很想学医，但此时的黄旭华说:“学医只能救人，我要救国。”

    “我的人生，就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年已九十有四的黄旭华，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

    黄旭华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原名“绍强”留给自己的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为“旭华”，寓意为:“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我要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贡献。”

    为求学来到广西桂林后，他写信告诉父亲，自己将名字改为“旭华”。父亲回信埋怨说，你们兄弟都是“绍”字辈的，你爷爷才是“华”字辈的，你怎么能随便改成爷爷这一辈的呢?

    “我爷爷叫黄华昌，是个武秀才。国难当头，他一定理解我‘匹夫有责’的心情，我就不改回去了。”他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情!

    当年，那些驾驶着现代化的飞机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上空肆意投弹扫射杀人无数的“大日本皇军”，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原本以为用最现代化的杀人机器可以粉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和中华民族仅剩的尊严，却让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念更为坚定!

    “当无名英雄，是小事情!”黄旭华风轻云淡地说。

    1956年年底，黄旭华因公出差广州，顺道回老家海丰田墘镇三天，探望父母兄妹。

    此后三十年，对父母而言，黄旭华只是一个会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的神秘的北京信箱号码。

    “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从此都没有联系了。此后三十年里，他们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们。”黄旭华说。

    2、“骑驴找马”

    国无防不安。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苏启动争霸世界的战车。1954年1月，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在美国下水;1957年8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列宁共青团”号也下水首航，这意味着美苏两国不仅形成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战略格局，而且具备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别以为有了原子弹就是核大国，有了核潜艇才是真正的核大国。今天世界公认的五个领先的核大国中，英法已经宣布放弃陆基和空基核武器，只拥有海基核武器———核潜艇，作为核打击和核反击的大国重器。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　《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后，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分别对这份绝密文件进行了批示并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签批后，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正式启动。

    鉴于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最初我国曾希望核潜艇事业也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无论是中方参观苏联核潜艇工程，还是请苏联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等要求，都遭到了苏方的漠视和回绝，苏方还提出了“成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与苏联核潜艇通信的长波电台”等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无法接受的建议，被激怒的毛泽东留下了穿越时空的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关于1959年秋天中苏高层这次互不让步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他名为《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经向我提出要帮助他们制造核潜艇，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

    赫鲁晓夫先生当然可以对中国人的“异想天开”一笑置之，但中国人不，中国人从小学过一句成语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更何况，中国人最初想造“两弹一艇”也好，后来改为“两弹一星”也罢，都是“逼上梁山”。

    这“两弹一艇”或者“两弹一星”，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1950年，我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前，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他说，看见你要回国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持和平，那么你们必须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

    “同理，我们必须拥有核潜艇。我们只要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在海底，帝国主义就不敢按下核按钮。”黄旭华说，“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地完成核潜艇的研制任务。”

    但是，当时中国人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之前，黄旭华虽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潜艇科长，但当时苏联交由我国“转造”的都是常规潜艇，而他在上海交大读造船专业时学的是民船设计。

    曾有人建议，将已经引进的苏联常规潜艇中间剖开，加一个核反应堆，但后来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情报入手，从国外报刊资料的点点滴滴中寻找蛛丝马迹，弄清核潜艇究竟是什么。”黄旭华于是提出了他的“骑驴找马”理论:“我们没有马怎么办?那就先骑上身边的驴子找起来!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机密，要在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找资料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就在黄旭华他们艰难地摸索时，1960年年中，苏联突然宣布中断对中国所有的技术援助，还撤回了全部专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困难，中央军委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原则，中央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经过了长达8个月的极为慎重的反复酝酿后，1963年3月，中央对核潜艇做出了最后决策:在保留一部分核潜艇技术骨干的同时，核潜艇的总体研制工作暂缓进行，习惯上说就是“下马”。

    “我当时听到要‘下马’，心里确实不好受。但我坚信中国不能没有核潜艇，所以我们终有一天会重新‘上马’。好在我们也不是‘马放南山’，而是从原来的‘快马加鞭’变为‘厉兵秣马，下马牵行’。”黄旭华说，“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技术骨干，继续进行核潜艇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突破。”

    那时，国家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一个人一个月也只有1斤肉、3两油。大多数科研人员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而每个人的办公费才8分钱。但即便如此，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依然“不改其志”，啃着咸菜窝窝头搞科研。

    “当时我们留下来的团队中懂核的人很少，在‘下马牵行’的日子里，核专家就给大家上课，反应堆物理、热工、自动控制、动力装置等，就是为了让大家尽快摘掉‘核文盲帽子’，等核潜艇重新上马后可以快马加鞭。”黄旭华说。

    这段历程重要吗?重要的。人生和事业谁没有个高峰低潮?落寞时更见人的意志和品性。从没有系统学习过核工业、没见过核潜艇的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甘坐冷板凳，拼命地汲取新知识。当历史再次向他们伸来机遇之手的时候，黄旭华他们的胳膊更有力了，思路更活跃了，胸怀也更宽广了。

    1964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林彪签署国防部任命书，任命彭士禄、黄旭华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那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国民经济也出现了全面好转，核技术也逐步成熟，核潜艇的科研团队得到了壮大。

    1965年的春天，对黄旭华来说，是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将军的一个电话带来的。还在春节里，于笑虹就让黄旭华和钱凌白到他家商量工作。黄旭华向他汇报了核潜艇研制的最新进展，于笑虹将军让他俩代表六机部向中央起草一个核潜艇工程应尽快上马的报告。

    那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

    于是，北方那个“荒凉的半岛”上，原已停工多年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重又热火朝天地开始施工建设。中央决定成立719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而719所正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隔山而居。

    3、水滴线型?水滴线型!

    半个世纪前“荒凉的半岛”，如今已是一座繁华的滨海都市。

    我们的采访车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出发，沿着滨海公路前往当年的719所。车过灯塔山，只见夕阳点燃了远处海平线上的晚霞，绚烂无比，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

    “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下厂。要是赶不上一天一班的小火车，就只能自己走着去。中间要翻过那座山，山上风忒大。当地人有句俏皮话:‘咱这里一年只刮两场大风，刮一场就半年。’”黄旭华笑着回忆道。

    年已古稀的柏喜林曾是核潜艇总装建造厂的运行值班长，他回忆说:“那时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里，一个月才1斤大米、2斤白面，其它都是苞米面和带着糠的高粱米。那高粱米还是陈粮，做成高粱米饼子吃上去又苦又涩。它颜色是黑红色的，所以几个南方来的师傅管叫它‘猪肝’。”

    曾在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担任军代表的杨连新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将至，当地副食品商店门口喜洋洋地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欢度春节，每人供应红方一块”。

    “红方”是啥?　东坡肉吗?

    杨连新摇摇头:“酱豆腐。”

    可见当时物资匮乏的程度已经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但人的幸福感真的不是和物质水平画等号的。冀维新是清华大学1960级读了6年的工程物理系高材生，清华毕业就直接上岛。记者问年已77岁的他:“清华毕业没有留在北京，直接分到东北这荒僻的半岛上，您是怎么想的?”

    “高兴啊。我家里条件不好，是拿着国家给的18块5的助学金才读完清华的。工程物理系学的是什么?　就是核工业，所以我觉得专业很对口，是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你可能想不到，当时我们厂里还有很多高干的孩子，连耿飚的儿子都在我们厂里干啊。”老人家爽朗地说。

    那一代知识分子，说起自己能上清华，都归功于“国家培养”。“我们毕业时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专业对不对口。最怕的是‘专业不对口’，只要专业对口都好说。”他说。

    “我们从进厂起就接受保密教育，对外不能说我们是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只能说‘保密厂’。只要你说出‘保密厂’这三个字，别人就敬你一等。别人觉得你能在保密厂工作，一定是又红又专、家庭成份还特别好的那种现在说来忒靠谱的人。”当年的那份自豪感，至今犹在。

    半个世纪前，黄旭华家住的那栋望海寺903小红楼还在，唯一的不同是楼下墙上多了一条广告:“望海寺红房子渔家小院”。

    当年，黄旭华家住三楼，推窗见海。

    李世英说，那时候，黄旭华太忙了，所以无论是单位分白菜或取暖煤，还是换做饭用的煤气罐，都是她和大女儿黄燕妮两人“蚂蚁搬家”似地一点点扛上去的。煤气罐重，母女俩只能四只手一起抬，走一个台阶得歇一下，歇一下再上一个台阶。记者特意去那儿数了数，虽说是3楼，也足有30多级台阶。

    “最艰难的是那次海城大地震，东北的2月份天还很冷，我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帐篷里……”李世英说。

    黄旭华在哪呢?　他一直在忙着让他揪心的事儿:

    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究竟采用什么线型?1966年1月份，719所绘制的第一张图纸画的仍是在役的苏制常规动力潜艇的那种普通线型。但黄旭华一直钟情于水滴线型。早在1959年至1961年，他就和钱凌白在上海交大、无锡702所的水池里做过无数次试验。虽然因为水池不够大，试验的大部分结果只能定性、还达不到定量分析的要求，但已经证明水滴线型具有明显的优势。

    为什么水滴线型最好?

    水滴线型核潜艇的设计灵感据说来自海豚，海豚是世界公认的海中游泳健将，它每小时可以游40公里，短时间内的最高速度甚至可达百公里。有资料说，两艘吨位和动力相同的潜艇，如果一艘采用水滴线型，另一艘采用常规线型，前者在水下的航速要比后者快16%。

    “这是因为水滴线型的每个切面都是圆的，圆的周边最短，与水的摩擦面积最小，所以水滴线型核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可以得到较高的航速和最好的稳定性;而常规潜艇因为经常要浮上海面充电，所以它采用和民船一样的普通型线型比较合理，普通线型使它在海面航行时可以得到较快的航速和较好的操纵性。”黄旭华解释说。

    当年，美国是分三步走才实现从常规线型到水滴线型的过渡的，先造一艘水滴线型的常规动力潜艇“大青花鱼”号，再造一艘常规线型的核潜艇“魟鱼”号，最后造一艘水滴线型的核潜艇“飞鱼”号。“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这样确实比较稳妥。但美国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还有必要重复吗?　就像侦察兵走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目标，我们还有必要重复他的弯路吗?”黄旭华力主我们应当站在美国人的肩膀上直接上水滴线型。

    而主张先采用普通线型的一方则认为，我们连普通线型的常规动力潜艇都没有自主设计过，不妨先从普通线型入手，有了经验再造水滴线型的核潜艇，这样既能按时完成任务，也可规避可知的技术风险和不可知的政治风险。

    第一代核潜艇的线型之争最后传到了聂荣臻元帅那里。1966年12月7日，聂帅召集会议，听取双方意见后拍板说:“(第一艘核潜艇)不要采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线型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它成为“401”艇研制的七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

    719所将这七大技术攻关项目称为“七朵金花”。其余的“六朵金花”是:核动力装置———提供水下长期航行的能力;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核潜艇的使命大于常规潜艇，舱室和武器装备也多于常规潜艇，因此核潜艇的直径和排水量也远超常规潜艇，其艇体的结构强度必然大于常规潜艇;远程大功率水声系统———先敌发现的利器，通过主、被动声呐在海洋的各种噪声中先发现和锁定敌方潜艇;鱼雷/战略导弹系统———对719所来说，主要负责保障实战时潜艇的姿态控制及操纵性能;综合空调系统———不仅是制冷，还包括制氧、有害气体的吸收和清除、净化过滤等功能，事关船员的生命保障;惯性导航系统———这是水下隐蔽航行、不依赖外界条件精确定位的保证。

    这“七朵金花”，在当时都是尖端技术。黄旭华对同事说:“大家不要怕搞不了尖端技术。美国的北极星导弹和阿波罗登月飞船，用的大多数都是常规技术，尖端通常不过是常规的综合或者提高。综合就是创造，关键是怎么综合见高低!”

    常规的综合，就是创建一个新系统，而系统的功能大于元件。黄旭华已经在用系统论思想来激发创新攻关!

    4、都“豁出去了”

    首艘核潜艇虽然选定了“水滴线型”，但黄旭华他们还真没有亲眼见过水滴线型的核潜艇是啥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时，我国一对外交官夫妇在回国去机场途中，在一家超市购物时偶然发现了几个孩子在玩一个铁灰色的核潜艇模型。外交官当然知道核潜艇是尖端武器，就买了一个带回国给孩子玩。有关方面无意中听说了有这么个玩具，就把它要来送给了719所。

    巧合的是，当时六机部的一个外事代表团在香港中转时，也在一家商店中看见了一个核潜艇的玩具模型。六机部自然知道我国也在研制核潜艇，也果断地买了模型转送719所。

    拿到模型的黄旭华喜出望外。“这两个都是美国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乔治·华盛顿’号的模型，大的那个导弹发射筒和各舱室还可装可卸，做得很精致。”黄旭华他们将这个模型反复拆装，测量、记录、绘图，结果证明他们之前对“401”艇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这让黄旭华的心里更踏实了。

    眼看“401”艇开建在即，黄旭华已经考虑到如此庞大的核潜艇艇体和如此繁多的各类设备，万一装不进怎么办、装上了万一不能维修怎么办?他和宋学斌商议，向当时的所长宋文荣提议，先用木头建造一个与核潜艇大小1：1的实体模型，以及早发现问题，改进设计，指导施工。

    这个投资300万元建造的“木核潜艇”，汇聚了上万件设备和舱室的模型，帮助发现和解决了大量诸如总体布置、设备安装、管线走向、耐压壳体上1000多个开孔及管道紧固件的位置等问题，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可以据此绘制全套的施工图，核潜艇的总体施工设计和建造安装一次成功有了保障。

    但风云突变，“文革”来袭。1966年底的一天，黄旭华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参加核潜艇工程协调会，719所的“造反派”竟然冲进会场，将他押回单位进行批斗。

    三十年前，作家祖慰在他的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中，记下了“文革”期间黄旭华被当时主政719所的军宣队审讯的往事:

    审问者:“你说你不是打进交大地下党的特务，这可能吗?　你家是工商业兼地主，怎么会提着脑袋去干地下党，你这不是冒死把矛头指向你自己的家吗?　天下哪有这样怪事!”

    黄旭华:“中央领导人中，有不少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的，他们为什么会背叛家庭闹革命?!”

    审问者:“你———你竟敢和中央领导相比，罪该万死!中央领导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黄旭华:“都是人，都是共产党人!”

    审问者:“你说你不是特务，那你交待出每次上街游行右面是谁?　左面是谁?”

    黄旭华:“你能记得二十几年前你在上学时每次出操左面是谁和右面是谁吗?”

    “你———你这个特务!只配吃两颗花生米(即子弹) !”这“花生米”三个字，却道出了他的性格刚烈的一面。确实，他要是认准了的事，吃“花生米”也是不让的。那回答，不是软性的语言流，全是他吐出来的一根根不可折的合金钢条!

    这真是蛮横遇见了刚强。

    黄旭华确实是交大的地下党，“我刚入党的时候，其实对党的理解还很肤浅。”黄旭华说。

    那时有一首来自解放区的歌　《山那边呦好地方》，黄旭华很喜欢，他经常组织“山茶社”的同学唱这首歌。不久，有个同学悄悄来问他:“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黄旭华回答说:“好啊。‘山那边呦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给你做牛羊。’‘山那边’没有剥削压迫，老百姓勤劳致富，人人有饭吃，当然好啊!”

    这也许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朴素本真的理解吧。

    黄旭华就这样加入了地下党。当时他们严守单线联系的纪律，所以即使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学生党员穆汉祥就住在他隔壁的宿舍，开始他也并不知情。

    1949年4月下旬，在国民党从上海败退前的大逮捕中，黄旭华机智脱险，而穆汉祥不幸被捕遇难。

    “其实，国民党大逮捕前4天，我们就得到消息，但躲了两天后发现怎么没有特务来抓人?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局欠薪太多，特务拿不到钱罢工了，大逮捕也就推迟了几天。特务冲进交大抓人的那晚，我刚要睡觉，就听见外边响起一阵阵机关枪声，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坏了，我想‘是解放军打进来了!’就冲了出去，没想到对面来人喊‘不许动!’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往回撤!”

    机智的黄旭华没有跑回自己的寝室，而是躲进了西斋一楼走道尽头的公用洗手间。他听见几个特务在说:“妈的，三个寝室人都跑光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悄悄告诉他，三楼已经被特务搜查过了，现在特务正换岗，楼梯口没人，他可以躲到三楼去。黄旭华冲到三楼，见有一间宿舍的门开着，立即闪身进去。

    第二天晚上，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黄旭华换上礼帽长衫，坐着交大总务长的车离开了被特务严密监控的交大。

    而穆汉祥因担心还有工作尚未交代，两天后返回交大，不料被潜伏的特务抓住。他坚贞不屈，最后在龙华牺牲。

    “上海一解放，我就和同学一起去龙华找被特务枪杀的穆汉祥的遗体。那里，烈士的遗体很长一排，有几十具，因为时间太长已经无法辨认了。”黄旭华沉痛地说，“听说，后来是根据穆汉祥曾经在声援同济学生游行时被国民党骑兵用刀砍折了门牙这个特征，才确认了他的遗体。”

    穆汉祥的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绿树丛中。

    而这次机智的脱险，却成为黄旭华在“文革”中被审查批斗的重点:“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躲进了三楼一间宿舍而没有被特务抓住?”

    幸好真有人知道。出来证明黄旭华躲进那间宿舍的人，就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李钟英。他也是地下党，对前来外调的造反派说:“黄旭华确实躲在我的房间里，特务没有抓到他。”

    造反派无功而返，又理屈词穷，对黄旭华无计可施，只能勒令他去养猪。

    大女儿黄燕妮回忆说:“我爸下放养猪时，养猪场就一个灶头一口大锅。每天早晨煳一大锅红薯，像样点的红薯我爸挑出来自己当饭吃，剩下的就都喂猪。”

    但如今，黄旭华说起往事，却对当事人充满了宽容和善意:“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是坏人，只是当年被‘四人帮’那一套洗脑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很同情我的，常有人偷偷跑到养猪场给我通风报信:‘明天要批斗你了，你不要紧张，就是说你什么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弘毅而又宽厚，正是黄旭华的品格。

    但“文革”带来的混乱愈演愈烈，各地工厂和科研单位纷纷停工停产，送来的设备质量也无法保证，核潜艇的建造陷于停滞。顶着“用生产压革命”的“政治帽子”，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负责人陈右铭和汪祖辉等同事商定，借鉴原子弹试验时中央军委下发《通知》的方式，起草一个《特别公函》，上报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立即送呈聂荣臻元帅，聂帅当即以中央军委名义签发全国，强调建造核潜艇“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要求各有关单位“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正是这把‘尚方宝剑’才保证了核潜艇建造的顺利进行!”黄旭华说。

    因为有这把“尚方宝剑”镇着，造反派才不敢把所有的科研人员统统关进“牛棚”。更滑稽的是，当“401”艇遇到难题时，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也知道担不起责任，只能跑到猪圈来硬着头皮求教黄旭华。于是出现了荒唐的一幕:黄旭华在猪圈和设计室、建造厂之间来回跑，今天是“猪倌”，明天是“设计师”，后天又是“臭老九”，来回折腾。“401”艇的建造虽然磕磕绊绊，总算没有停止。

    多年后，聂帅的女儿聂力问父亲:你当时为何如此大胆签发这份《特别公函》?

    身经百战的老帅只吐了四个字:“豁出去了!”

    第三章

    让弹道导弹“飞起来”

    1、总Mx÷总G＝Xg(船的纵向重心)

    黄旭华还在交大求学时，辛一心老师就讲过一个故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专业的学生毕业时，学校要给每人赠送一枚戒指，上面刻着一个公式:“I/ⅴ”，“I”表示的是惯性矩;“ⅴ”指的是体积。它以此提醒学生造船第一要考虑的就是船舶的稳性。

    在研制核潜艇时，黄旭华也给参研人员讲了这个故事，然后总结说:我们核潜艇的稳性设计要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但却有人不以为然:“这不翻、不沉、开得动，谁不懂啊，还用说吗?”

    轻视常识的人，不幸的是他的底气常常来自不知常识的轻重。我国造船业刚起步建造现代化军舰时，就曾发生过新造的舰艇“头重脚轻”，结果一下水就翻沉的事故。

    更何况，这是造核潜艇。记者感兴趣的是:设计核潜艇与设计水面舰艇相比，有什么不同和特殊要求?

    黄庆德给记者科普了一把:

    按照流体静力学里最基本的阿基米德原理，放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一艘5000吨的船，它的排水量就是5000吨。如果它的体积没有变化而自重增加了500吨，那么船的吃水更深一点就解决了，排水量为5500吨，重量和浮力又达到了平衡。但潜艇和水面舰艇不同，潜艇的耐压壳体是固定的，也就是艇体的浮容积是固定的。如果潜艇的前部超重了，潜艇就会艏倾;潜艇尾部过重，就会艉倾;侧向的左右哪一面过重了，潜艇的稳性就会被破坏，造成侧翻打滚。艏倾、艉倾和侧倾过大，都会造成潜艇沉没。

    719所总师办主任黄文华告诉记者，潜艇的设计是从潜艇在水中的悬浮状态开始设计的，不是从它在水面的状态开始设计的。悬浮状态，就是潜艇的重力和浮力在水中得到平衡的状态。如果浮力太大了，潜艇就潜不下去了;如果重力太大了，就可能即使把水舱的水都排空了它也浮不上来了。只有重力和浮力得到平衡了，潜艇才取得了在水下的前后、左右和上下“六自由度”航行的能力。

    这道理好像不太难懂，可设计起来绝非易事。首先，设计师要算出潜艇的重心和浮心，重心和浮心两者还必须纵向垂直。

    黄庆德和黄文华继续科普:

    那怎么才能算出潜艇的重心?　那先要算出艇的力矩。已知:G:潜艇上的每一块钢板或每台设备的重量

    Lx＝它与潜艇坐标原点的纵向距离

    M＝(Mx，My，M“)力矩(单位:吨米)

    那么，算出纵向力矩的公式为:

    G×Lx＝Mx(单位:吨米)

    然后将所有的G和所有的Mx分别相加，就得到了总的G和总的Mx，于是就能算出潜艇的纵向重心:

    总Mx÷总G＝Xg(潜艇的纵向重心)

    我们知道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要确定一个点的坐标，必须知道它在X、Y轴上的数值，而潜艇的重心坐标则必须是三维立体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垂直方向的纵轴Z，所以:

    总My÷总G＝Yg(潜艇的横向重心)总M“÷总G＝Zg(潜艇的垂向重心)

    同理，可以求得潜艇的浮心坐标(Xb，Yb，Zb)。

    一艘悬浮于水面下的潜艇，要保持其正常姿态，艇的重心和浮心位置，必定是位于一根垂直于水平面的铅垂线上，即艇的重心和浮心的纵轴、横轴坐标相等，垂向位置有一个高度差值，即:

    Xg＝Xb

    Yg＝Yb

    Zb-Zg＝△

    其中，△>0为一个设计值。

    一艘核潜艇有上万个部件，包括钢板、设备、管线等等。那时，设计人员没日没夜地用算盘算的就是这上万个部件的加减乘除，从而确定整个潜艇的重心和浮心。错了一个数值，潜艇的重心和浮心就全错了。

    更多的情况，不是他们算错一个数值，而是配套厂家送来设备的重量、大小与原来订货时相距太远，那就必须将所有数字都重算一遍。

    仅此而已吗?　黄庆德说:“就连艇上一个舱配置几名艇员，几名艇员大致的体重，以及潜艇携带的淡水、食品等等，都在计算范围之内。”

    算出船的重心和浮心后，还要看它俩是不是在同一条垂直于水平面的垂线上，如果相距太远，则必须调整。

    船的重心和浮心应该相距多少?　这直接关系到潜艇的稳性。在“401”艇的稳性设计上，黄旭华提出控制在浮心之下一定的数值比较合适。如果小于这个数值，潜艇的稳性就差，危险性增大;如果大于这个数值，稳性固然更好，但以当时的设计、施工能力而言，难度又太大。

    老专家钱凌白认为，黄旭华提出的这一数值的稳性值是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老专家宋学斌告诉记者，我国后来几代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思想。

    2、45000张秘密图纸

    记者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核潜艇设计这么难，而计算又如此繁重。

    “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当年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OK，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文革”导致的企业生产管理形同虚设，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找到所长宋文荣说，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把钱凌白“解放”出来，因为这个总体设计和初步设计就是钱凌白主持完成的。之所以说“解放”，是因为钱凌白那时还被关在“牛棚”里隔离审查。在一个卖友求荣、落井下石时有所闻的年头里，一个刚刚走出猪圈的“臭老九”竟然提出要“解放”另一个关在“牛棚”里的“臭老九”，不能不说这是需要大无畏的政治良心的。更何况钱凌白的父亲钱俊瑞当时还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直到1975年，曾先后担任教育部、文化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的钱俊瑞被释放后，钱凌白才知道他父亲曾经和彭德怀关在同一个监室里。

    宋文荣就拿着“尚方宝剑”去找造反派要人，也鉴于钱凌白自身的清白，造反派只能“解放”了他。钱凌白少年时就参加了新四军，也是老革命，1954年留学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潜艇设计专业，是719所顶尖的技术骨干。黄旭华、尤子平和他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进“401”艇，就会发现核动力舱的过道是舷侧布置的。而美、苏核潜艇核动力舱的过道都在核岛的上部，那为什么改用舷侧布置呢?钱凌白说，最初我们也打算将过道设在上部，因为核潜艇采用的是两次屏蔽，第一层屏蔽是核堆，第二层屏蔽是核动力舱的舱壁。为解决稳性问题，采用了舷侧走道的方案，艇的稳性指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401”艇最后总装完毕，实测下来重心与原来的设计基本一致，海军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怀念与黄旭华一起攻关的日子，感激他“还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带出了一支队伍”。

    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贡献，充分发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众筹”中激荡创新，是黄旭华的创新智慧。祖慰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中对此作了精彩的描述:

    每次开会，他提出个问题，像篮球教练裁判一样，把球往上一抛，挑起两队激烈交锋。

    但是，他不像篮球裁判，老在那里吹哨，惩罚犯规者，判定得分;不，他不“吹哨”，在创造性思维领域里，无规则就是规则，无犯规一说。他希望双方争得越激烈越好，这样，双方的智能就能发挥到高峰值。他不判谁的这个意见对和那个意见错，因为他只要一判得分，就一锤定音，争不下去了。他只是听着，像他平常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凝视听着。不，不是凝神，而是激越地听着。他的脸上，保持着永恒的微笑，严守中立，内心却处在高能激发态，自始至终投入激烈但又无声的论战。　

    ———这就是他与同事们组成的头脑网络的一种模式。凭这，他的大脑成为决策的终端输出。他最后拍板，制定出一个又一个的设计方案。他的拍板不是用“我的意见如何如何”来表达，而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式”表达。他总把自己的意见与尽可能多的意见衔接起来，成了这样的独出心裁的表述式:

    “根据某某的意见的启示，我这样想……”

    “我赞成某某意见的某一提法，发展成了这样的想法……”

    “某某的批评意见告诉了我们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告诉我们能够做什么的分寸……”

    呵，每个人输出的信息都与他的信息形成了网络，每个人都在他拍板的定案中找到了自我，这就会激发出大家更多的热情和更大的智慧。

    每次拍板之后，他还要加几句独具个性的补白:“在没有决定之前，大家说什么我都欢迎，骂几声都无妨。但是，一旦定了，我请求大家不要再动摇我的决心。干对了，没有说的;干错了，我当总师的承担责任。”

    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他们总共画了多少张图纸?

    “我知道他们719所的专家总共为‘401’艇画了45000张设计图纸。如果把它们一张一张连接起来，大约有30公里长!”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透露说。

    45000张秘密图纸!

    3、“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

    曾任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军代表的杨连新说:第一代核潜艇上的每一块钢板、每一台设备的零部件都是中国原创原装，使用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器仪表多达2600多项、46000多台件，电缆有300多种，各种管材有270多种。全国共有2000多家工厂、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军队单位参与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和21个国家部委，其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史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核潜艇是中华民族聚合力的结晶，是这一民族聚合力创造的奇迹。

    自从核潜艇工程于1965年3月重新启动，到1970年年底“401”艇下水，不过5年多时间。

    黄旭华至今记得在“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的仪式上，钱学森激动地说:“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现在不是一万年，不是一千年，不是一百年，也不是十年，我们就搞出来啦!”

    坐在一旁的黄旭华百感交集。核潜艇是他的理想，1945年他因优异成绩取得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保送资格，稍晚又接到上海交大造船工程系录取通知书。从小的大海情结、工业救国的理想，让他毅然选择了上海交大。交大求学期间，他加入地下党，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受命入列，3年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任命他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他内心十分感激组织的知遇之恩。

    “那时，我父母的成份被划为‘工商地主’，实际上我父母只有一点薄地糊口。”黄旭华说，“核潜艇是绝密工程，当时很多年轻有为的同志因为‘成分问题’，被迫离开这个岗位。而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也很珍惜这份信任，我要在这个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这就是我的理想。”

    为了核潜艇，黄旭华30年没有回老家。1961年12月，父亲黄树榖仙逝，黄旭华都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我心里很难过，我也想回家去送送老父亲。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保密纪律很严，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提出来，组织上是一定会批准让我去的，但这会让组织上为难。我身上带的‘密’太重大了，当时的研究任务又这么重，我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停顿了一会，他说:“我忍着。”

    三十年没有回老家，他的8个兄弟姐妹难免对他有所埋怨。

    1985年3月，他的二哥黄绍振病逝，享年65岁。因工作繁忙，他也未能回老家相送。

    直到1987年第一代核潜艇的保密程度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作家祖慰才在那年　《文汇月刊》　的第二期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　《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事迹。黄旭华把这期　《文汇月刊》　寄给母亲，这篇文章虽然全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读罢，老人把其他的子女都叫到身边说:“三哥正在为国家做大事情，你们从此不许说三哥的不是。”

    黄旭华的妹妹后来告诉三哥，此后，每当老母亲想念老三了，就把这本　《文汇月刊》　拿出来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双泪长流。

    知子莫若母。母亲为他深深自豪。

    黄旭华直到1986年11月出差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才首次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广东老家。母亲已经从一位硬朗干练的六旬大妈，成为白发苍苍、望穿秋水的93岁的老人。

    黄旭华在广东肇庆陪伴老母亲三天后，即告辞回所。

    “我母亲100岁时，依然生活自理。我爱人要为她洗衣服，她不让。她每天洗衣、扫地、浇花。不让家人插手。”黄旭华说。

    1995年，曾慎其老人享寿102岁去世。弥留之际，还对黄旭华的弟妹说:“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

    每当说起铸造国之重器的大师，如“两弹一星”的元勋王淦昌、彭恒武、程开甲、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我们心中就充满敬意。其实，为之付出牺牲的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就如黄旭华的父母兄妹，中国这样的普通家庭何止成千上万!　他们无名如沙砾、沉默若黄土、平凡似溪流，却是哺育和支撑中华民族挺起的脊梁的血肉。诚如习总书记所言，“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

    黄旭华说:“自古忠孝难以双全。一个人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的最大的孝。”

    采访时，记者问宋学斌:您有没有见过黄旭华发火?　他说，没有，但很多人都知道黄旭华哭过。那是在老同事闵耀元的追悼会上，他失声痛哭。别人问他为什么哭?　他说闵耀元对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贡献太大了。

    我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在总体设计时，他们曾看到国外有一份资料说，为了在发射弹道导弹时保持艇体的稳定姿态，美国人在核潜艇上安装了一个65吨的大陀螺。这到底是真是假?要增加这么大一个家伙，核潜艇就要增加一个舱室，黄旭华也拿不准，就把研究任务交给了闵耀元、陈源和沈鸿源团队。经过他们翔实的科学论证，证明核潜艇根本不需要装这个巨型陀螺。黄旭华说，当年如果没有闵耀元他们的科学论证，我也不敢拍板。后来事实证明，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其实也没有装这个大陀螺。

    陈源说，黄旭华是个对同事有真感情的人。现在企业一般的追悼会谁主持、谁致悼词、谁出席，都按级别有一定之规。但黄旭华不是这样，所有当年一起搞核潜艇的老同事的追悼会，无论什么职务、什么级别，他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去参加。

    “大家都是一起苦过来、一起为核潜艇拼过的人啊。”黄旭华说。

    4、“驭龙直上九重天”

    弹道导弹核潜艇才真正是大国地位的象征。

    1988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将潜射“巨浪1”导弹。

    核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导弹的飞行距离、分导突防能力、命中目标精度等等与导弹有关的问题。

    但“巨浪1”是潜射弹道导弹，它的发射与陆基弹道导弹“东风 5”的发射状态截然不同。潜射弹道导弹自身重达几十吨，发射时会对核潜艇产生什么影响?　潜射导弹打得准不准，怎么打，都离不开核潜艇性能的支撑。

    “黄旭华关照我们:我们做核潜艇总体设计的，一切性能都要从满足海军的实际战斗需要出发。”宋学斌说。

    潜射弹道导弹，对核潜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准备阶段，当核潜艇接到发射命令后，先要打开平时紧闭着的导弹发射筒舱盖。这时虽然舱盖打开了，但必须保证海水不能灌进发射筒，必须有一层软盖将海水和导弹隔离，这层软盖必须足以承受海水的压力，但又不能太厚，太厚了会增大弹道导弹出水的阻力。

    其次，发射阶段，这时候整个核潜艇必须保持前后左右的平衡状态，艇身既不能艏倾也不能艉倾，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发射时的稳态事关弹道导弹的精度。

    三是发射后，核潜艇自身的平衡必须迅速恢复。一枚弹道导弹重达几十吨，发射时虽然是二次点火，但用高压燃气将导弹推出发射筒时，仍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同时海水瞬间就会灌入发射筒，核潜艇的重心和浮心瞬时发生极大变化，所以如果不能及时“补重”调整，核潜艇就有“失稳”的可能。一旦失稳，第二枚弹道导弹就无法及时发射了。

    “我们必须根据海军同志提出的要求，满足核潜艇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再次发射的能力。”黄旭华要求宋学斌说。

    “我们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能否充分满足实战的发射需求?”记者签过保密协议，不能打听核潜艇的具体技战术指标。

    黄旭华笑了，“海军提出的发射‘巨浪1’的方式，我们核潜艇都能满足。”

    那天，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艇长杜永国指挥下，在指挥舱里的机电长高德海将核潜艇稳稳地下潜至预定的发射深度。

    发射时刻一到，杜永国一声令下:“点火!”高德海传令:“点火!”

    导弹舱里的发射手迅速按下发射按钮。“巨浪1”裹着巨大的白色水雾从海中跃起，画面极为壮观。

    杜永国通过潜望镜观测到“巨浪1”在空中二次点火，飞向蓝天，“导弹出水，运行正常!”

    “我们的‘巨浪1’采用的是‘水下发射、水上点火’的方式，当高压燃气将导弹推出水面时，我们艇上人员都听到一声轰响，艇轻微地震动一下，略微下沉，很快就恢复了平稳。”那时在核潜艇上参加技术保障任务的钱凌白告诉记者，“大家都宽慰地舒了口气。潜艇轻轻地关上了发射筒盖。”

    “巨浪1”几秒钟后就消失了，蓝天上只留下白色的尾迹。

    弹道导弹核潜艇上的无线电兵不断地向杜永国报告指挥部传来的消息;“第一级发动机脱落”“第二级发动机点火”“第二级发动机脱落”“测量船已经测到再入舱，飞行正常”“再入舱正中指定目标!”

    正在迅速驶离发射阵地的核潜艇里一片欢腾!

    “巨浪1”的研制成功，我国著名火箭专家、核潜艇弹道导弹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黄纬禄居功至伟。

    测试仪器显示，核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时，艇体在行驶中的位置偏差、摇摆角、升降角、偏航角都接近于零，艇体姿态近乎完美，证明了我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设计得非常科学，满足了潜射弹道导弹的各项要求。

    作为发射“巨浪1”试验首区副指挥长的黄旭华，在祝捷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

    “奋发图强奇功坚，苦战告捷喜开颜。骑鲸日游八万里，驭龙直上九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