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我从少小就怀有壮游之志，但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足迹所涉，不过江浙有限的几个地方。直到1982年考入浙江美院研究生班，两年的学习期间，每年都有足够的考察经费；1986年后又参加了王朝闻先生主编的 《中国美术史》 的编撰，获得了更坚实的经费保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到暑假必有一个多月的外出，挟 《中国地图》 一册，孤身一人，几乎跑遍了先前所“卧游”过的神州景观。
我的行旅，志在考察人文景观的历史，而与山西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方面缘于山西的地理环境，使历代的人文景观得到了最好的保存；另一方面，更因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人文事件，尤其是“春秋”的轰轰烈烈、荡气回肠，大多是演义在三晋这方舞台上的。为此，我还结交了 《太原日报》 的一批朋友，并长期为他们的副刊写稿，少年意气，文酒相交，极慷慨磊落，仿佛穿越到了热血的“春秋”时代。
大约是三十年前，那一次山西之行的目的地是绵山。到太原与朋友相聚后，第二天便驱车直奔介休，追寻介子推的故事去了。入山，杂木繁茂，溪流屈曲，一洗山下的风尘仆仆、灰头汗脸。如果不是森郁的古柏成林，标举着三晋的雄风霸气，真使人宛如置身江南清秀，虽酷暑而不觉执热。山中有“李姑崖”，传为李世民妹妹的修道处；山巅有“云峰寺”，一坪如砥，峭壁下另有“抱腹岩”、“佛掌痕”。而介子推的遗迹，虽曾在此山中，却踪迹无处寻了。
山上没有一个游人，寺庙也冷落得很，只有我们二三子。薄暮时分，居高临风，四望空阔，在漠漠烟色中凭吊介子推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眼前渐渐浮现出“刀枪剑戟摆得齐，五色旌旗空中起，人马纷纷绕树迷”的喧嚣，幻化在夕阳的残照下，飞腾起熊熊似火! 不由我引吭高唱了一曲马连良先生的 《焚绵山》：“春草青青隐翠溪……莫不是来访我介子推？ 任你搜来任你洗，稳坐绵山永不离!”
世人有热衷并追逐名利的，也有淡泊并逃避名利的；有为追逐名利而死的，却几乎没有为逃避名利而殉的。严子陵“天下有大有为之君，则必有不召之臣”，便足以留下“万世仰高风”的“山高水长”；为逃避名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介子推算得上是千古一人! 但“四海同寒食”，后人景仰介子推，只是因为他“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黄山谷) 的鄙弃功名利禄吗？ 近年重读 《春秋》，忆想绵山旧游，对介子推的“高风亮节”又有了新的认识，而颇感千百年来我们对他约定成俗的评价，还是不无误解的。
“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这是 《孟子》 说的。什么是“王迹”呢？ 就是周公制定礼乐统治下的西周三百年历史。除立国之初的管蔡之乱、中间的厉王之昏，几乎天下无事。相比于东周以来，重大的事件几乎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西周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淡乏味的一个时代。或言，这是因为文献记载的缺失所致。但此前的文献记载更为缺失，不也有牧野之战、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共工触不周的惊天动地吗？ 而正是这个平淡乏味的时代，却被孔子视作“郁郁乎文”的理想社会，各阶层人等正常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皆得以安居乐业于风、雅、颂。这就是“诗”。《诗经》 三百篇，一言以蔽曰“思无邪”；《孟子》 十四卷，自强不息在“行无事”。“思无邪”则各安本分，“行无事”则各尽本职。那不是教人不要有上进心？ 不是埋没了人才吗？ 不是的。因为社会的分工中，“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忧而不忧稼穑，农夫以稼穑为忧而不忧皋陶”，每一个人只要安分尽职，不需要怀才不遇的抱怨，也不需要毛遂自荐的钻营，自有相关的职能部门以发现人才、考察人才、擢用人才为自己的本分本职。“诗亡”，并不是说采诗的制度消亡了，采诗的制度一直到“春秋”还保存着；而是指“思无邪”、“行无事”的风俗消亡了，由一部分人并带动许多人，都有了不安分的想法，并付诸不安分的行动，天下从此便纷扰多事了，风起云涌，惊心动魄。折腾的事端虽各有不同，“思有邪”、“行生事”的性质则一。而孔子删 《春秋》的目的，正在于“懼乱臣贼子”的邪思生事，庶使天下复归于无邪无事、安分尽职的礼乐初心。
《春秋》 的微言大义，《公羊》概括为“大一统，攘夷狄”；《孟子》则说“诛乱臣贼子，治邪说暴行”。后来，常州学派的钱名山先生发挥为“大一统，重人伦，警僭窃，正名分，诛弑逆，外夷狄”(《名山六集·左传论》)。“大一统”所以“尊王室”，“重人伦，警僭窃”所以“思无邪”，“正名分，诛弑逆”所以“行无事”，然后可以“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天下归心，变非常为正常。
但我们读 《春秋》 尤其是 《左传》，既愤慨于乱臣贼子的倒行逆施，又感动于忠臣烈士的成仁取义。那么，为什么孔子、公羊、孟子们包括名山先生删、释 《春秋》，只重诛乱贼而不言褒忠义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春秋无义战”，根子便在“思有邪”、“行生事”，包括后世所认可的忠臣烈士，事实上也并非“思无邪”、“行无事”意义上的理想人物。如专诸刺王僚，站在姬光的立场上，专诸固然称得上是一位义士。但姬光之于王僚，实非以正义易不义，而是以不义易不义。这一点，即使当事人之一的季札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只是，孔子删 《春秋》 而真使“乱臣贼子惧”的实在少之又少，不惧而变本加厉者则前仆后继。于是，大约从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 开始，《春秋》 义例，便以诛乱贼、治邪暴与褒忠义、奖贤良并重了，遂使“懼乱臣贼子”演义为“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但这样一来，也就遮蔽了安分尽职的 《春秋》 本义。
介子推，正是 《春秋》 所褒奖并受到后世敬重的人物之一。他与狐偃、先轸等追随重耳，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终于复国。在这期间，包括晋文公后来成就了霸业，介子推的事迹并称不上特别的忠臣烈士，而狐偃等更不是什么“乱臣贼子”。那为什么 《左传》 要褒介子推而贬狐偃等呢？ 难道真的仅止于对淡泊名利和热衷名利的褒贬吗？ 显然，《春秋》 大义绝不可能是如此的简单，因为它所褒奖的人物中，有不少便是以艰难困苦地成就功名著称的。
原来，追随重耳助其复国，在介子推仅视作自己的本分、本职，“如吃饭睡觉，当然如此”(钱名山先生语)；而在狐偃等，则一个个胸怀图谋、行有目的，视作霸业的博弈。所以，侥幸成功之后，介子推视作“天之功”而“不言禄”，狐偃等则视作“己之力”而争功名；且晋文所赏，在彼而遗此。这就使他“且出怨言”。所怨者，当不在自己的“禄弗及”，也不在狐偃等的得享高官厚禄，而在“思无邪”、“行无事”的风俗沦丧，而“思有邪”、“行生事”的风气大炽，“上下相蒙，难与处矣”。介子推的悲剧，不正是“王迹息而诗亡”的一个具体例证吗？
一个平凡的人物，坚守着一颗平凡的日常之心同时也是礼乐之心，在“春秋作而霸业兴”的背景下，就这样引发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历史大事件，并因此产生了中华民族一个重要民俗节日，与后来屈原的端午节火烬水濯，并垂千秋。但屈原之死，高扬的是英雄主义的忠义精神，而介子推之死，伤逝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无邪无事。所以，后世的人们过端午节，没有不怀想屈原的高风亮节的；而过寒食节、清明节，又有几人联想到介子推无邪无事、安分尽职的 《春秋》 大义呢？至于历代的诗人，多有借寒食节作怀才不遇感叹的，实在是离题愈远了。
近年，山西的朋友时有相邀，说是介休县正以“介子推就住在这里”为题，大力打造旅游胜地；今日的绵山，也远非三十年前的景象了。我却以种种原因，“树犹如此”，无暇再作旧地重游，乃以小诗一首为寄：寒食春秋忆旧游，风云龙虎斗恩仇；心无邪思行无事，天下归仁乐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