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观展人次突破百万。这也意味着，它成为上海美术展历史上观展人次最多的临展。这个绘画展除了策展构想、创作质量及艺术品位外，在宏大的史诗叙事和壮阔的社会景象中，凸显了海派绘画暨海派文化所蕴含的文化诉求和审美追求，展示了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

    ■从文脉中找寻海派绘画的笔墨精神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构建和艺术流派，发轫于近代上海开埠后、崛起于清末民初的海派绘画，以任伯年、吴昌硕、刘海粟、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林风眠等为代表的海派绘画群体，以精湛的造诣、开放的理念、变通的精神、独特的风格，凸显了海派绘画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将上海打造成当时全国绘画艺术的高原与高峰。

    然而，长期以来，对海派绘画的艺术评价“并不高”。如仅把吴昌硕看作是海派绘画的名家，对其海派绘画的领袖作用与宗师地位不置可否。吴昌硕除了在画、书、印、诗中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他强悍雄健、格古韵新的金石画风立近代艺坛高标外，他还是一位极有家国情怀、爱国精神的艺术家，他积极引导、率先垂范海派书画家的慈善赈灾、抢救国宝、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当“五卅惨案”发生后，这位已82岁的老人抱病作画义卖，并写了长诗《五卅惨案》，愤怒谴责殖民者的血腥暴行。他还热情地观看梅兰芳初来上海的演出，并教其画梅，和他切磋唱词。新文学的标志刊物　《小说月报》　改版后第一年的12期封面画，也出于他之手。可见他对海派京剧、海派文学的特殊贡献与倾力支持。他还培养了陈师曾、陈半丁、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王个簃等一批精英人物。然而，正是在海派绘画研究或评述中这种历史的回避性、艺术的菲薄性，使我们对海派绘画这个当年曾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充满了活力与激情、开放与包容、创新和拓展的大师群体，缺失更加深入研究的认知、资源开发的需求、文化思考的参照及艺术史学的梳理。这不禁令人想到海派画家吴湖帆“待五百年后论定”的闲印，想到黄宾虹“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能为世所知”的落寞。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对海派绘画大规模的整理、海派画展的推出，海派绘画的文脉在传承中展开新的历史画卷。

    ■建“上海学”研究海派文化大系统

    从海派绘画的研究来看整个海派文化系统的研究，应当讲还没有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思维、学术衔接及精神对应的水平。作为一种文化的崛起与发展，特别是其对社会的影响和历史的贡献，应作客观、公正的评判。放眼看世界、开门纳西风，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从而孕育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性特色和强烈的社会性标志的海派文化，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具有重要的人文奠基作用。海派文化的崛起，使上海这座城市具有了精神取向上的先进性、文化观念上的引领性与城市风格上的前卫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大批文化领袖、思想精英和精神导师，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马寅初、陈望道、瞿秋白、茅盾、巴金等，一时云集上海，使之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文化源与思想库，成为红色文化的策源地、海派文化的集聚地和江南文化的融汇地。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即诞生于“石库门”中，新文化运动的“金字招牌”《新青年》　杂志也创刊于“弄堂”内。

    海派绘画是海派文化最先孕育并成熟的艺术样式，其后有海派京剧、海派文学、海派电影、海派话剧、海派收藏、海派工艺等。此外，还有海派商贸、海派金融、海派建筑、海派服饰、海派出版等，由此形成了海派文化的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一门“上海学”。

    “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这不仅是对上海城市文化的科学总结和历史概括，也是对海派文化的正名与尊重。唯其如此，我们当对海派文化的历史地位、文化意义、社会影响深入挖掘和全面研究，使之真正进入一种文化性谱系和科学性范畴，从而让“上海文化金名片更加闪亮”。(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一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