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新举措，“文修讲堂”即将开讲。其系列读本的开山之作《重读中国佛像雕刻史》《中国古代书法品鉴》《收藏学论》近日出版。作者季崇建系国家博物馆特邀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副院长。该系列丛书旨在传文物品鉴研读之经，论古今视觉审美之道，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其中，《收藏学论》一书将收藏的类别、方法、品位、价值、鉴赏等以案例陈述的方式娓娓道来，材料扎实，生动有趣。
西方人爱上中国艺术品的启蒙者
倘若你做古董，而且走国际路线，想把这100年来流失海外的重要中国古代艺术品请回故里的话，你就应该去巴黎看看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塔”的“卢氏红楼”。这是一座位于巴黎蒙索公园附近街角处、有着中国传统楼阁式建筑样式的五层小楼，楼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卢芹斋。
卢芹斋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渡，十几岁便到法国寻找商业机会。他在马赛以打短工为生，后来辗转到巴黎，机缘巧合地结识了曾是孙中山密友、后与蒋介石结为兄弟的张静江。因为是同乡，张便帮助卢氏经营古董行业，出资成立通运古玩公司。卢很快将其特有的商人天赋和出色的敏锐度，以及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生意骤然兴隆，一发而不可收。
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协助孙中山，卢芹斋开办了自己的古董店，成立了卢吴古玩公司，并在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开设分号（C.T.Loo便是其公司和卢芹斋名字的英文缩写）。卢芹斋经营古玩店的成功，首先要归于其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当时正赶上国内清政府垮台，北洋政府执政，人心不稳，故宫和其他皇府内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入市肆典卖。一时间，古董市场红火，生意兴旺。其中尤以上海城隍庙一带最为热闹，商人云集，国宝汇聚，成为中国最大的古董集散交易地。其次才是北京、天津和香港。由此，卢芹斋与上海、北京古董行的大买卖人结成了一个圈子，类似现在的商会，由他本人坐镇巴黎，英语好的姚叔驻扎纽约，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给他们进货，统一由上海发往纽约或巴黎，成为中国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古董出口公司。
这座至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楼曾见证过卢芹斋最辉煌的时期。欧洲人是这样评价他的：“他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等。”“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于是在欧美的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中形成对中国文物的“抢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卢芹斋意识到古董市场的中心已经移到了美国。至此，他的销售重心也向新的世界帝国发展。从1914年他在纽约开设卢吴公司——当时美国最大的中国古董店开始，直到1950年他在纽约举办公司告别拍卖会，这35年间，其经手的国宝级重要文物不计其数。尽管从历史的角度乃至爱国的角度看，卢芹斋是背上了“国贼”的骂名的，但其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重要推手，着实让西方人在中国艺术品面前瞪大了眼睛，流下了口水。从一定意义上讲，卢芹斋是西方人爱上中国艺术品的启蒙者和导师。在此之前，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十分浅薄，对中国的艺术品所知甚少，更没有像样的汉学家。他们只对看似漂亮的古董艺术品有兴趣，比如来自宫廷的官窑瓷器、珐琅彩器皿等，而对那些出土年代久远的墓葬品之类，如古玉、古青铜、古佛雕等，完全是陌生和畏缩的。卢芹斋则以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和品味很高的鉴赏视角，让西方人为之改变收藏的口味。很快，卢芹斋在欧美古董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各大博物馆的座上客。
探访卢芹斋经营古董的真实记录
1950年，卢芹斋这位史上“最牛”的中国古董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宣布正式退休，接着将纽约分店的古董作清仓拍卖处理。据说卢芹斋清仓打烊后，所有的剩余物品和古董档案资料悉数由他的同僚弗兰克·加罗接收，并继续经营了十年，至1960年代中期也结束了经营。但他把卢芹斋留下的珍贵古董经营资料全部完好保存，最终由其后人捐给了纽约大学，现保存在美术学院的档案馆内。
在征得纽约大学有关方面的同意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档案馆的地库，3排共12层的新式铁皮柜里装载着卢芹斋数十年经营中国古董的秘密和最真实的记录。上万张的资料卡片，记录了卢芹斋所经手古董的来龙去脉、进出价格；数十万张照片的拍摄，留下了这些古董最宝贵的面貌。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浏览了全部的资料卡和图片。虽然在目前未被允许的情况下，无法透露其中的重要细节，但至少让我们非常近距离、深层次地了解了卢芹斋是如何将中国古董推荐给国际顶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可以有如下的归纳：卢芹斋以非常翔实可靠的来源，去证明古董的真实性；卢芹斋以精度很高的影像手法，去显示每件作品最优美的部分；卢芹斋以十分细致的分类方式将中国古董的发展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
以上几点足够表明，卢芹斋不仅善于经营，更会去研究总结，而且十分专业。更令人惊讶的是，卢芹斋所经手买卖的古董，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那些欧美博物馆中陈列着的十分著名的中国艺术品，大多在他的资料图片中显现。不但是青铜器、石雕作品，更多的是宋元书画，实在是太丰富了，不胜枚举。可以这么说，一旦卢芹斋所见所获、所售所藏的资料大白于天下，那么很多鲜为人知的国宝流散的经历都将被重新书写，那些隐藏在国宝背后的故事都将被重新述说，甚至于那些国宝真假的神秘面纱也将被无情地揭开……
四尊一样的佛像， 孰真孰假？
我在这里仅仅以一张珂罗版底片来揭示一桩国宝谜案。该底片上显相是一尊北齐时期大背光石雕佛坐像。我们把它翻版成照片，竟然发现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北齐时期释迦牟尼佛石像完全一样。它不仅代表着当时佛像雕刻的最高成就，而且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顶级珍宝。
佛像气度雍容，表现了明澈、智慧、慈祥的神情。观赏者只要站在它的面前，就会在刹那间被震撼。整个作品以汉白石雕凿而成，根据质地和工艺，基本可以判定出自河北曲阳地区。有趣的是，除上海博物馆典藏的此件作品外（下称“上博像”），完全相同的作品存世明确有两件：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美术馆内（下称“英国像”），一件由日本私家收藏（下称“日本像”），而卢芹斋照片资料中也显现一尊（下称“卢芹斋像”），听说在法国私人收藏家中也有一尊，是否与照片为同一尊不得而知，但至少存世有四件之多。
从照片上看，“英国像”和“卢芹斋像”不论整体风格、细部特征，都与“上博像”大体一致，无甚差异，而“日本像”则稍显不同：首先前三像均作白毫相，后者光平无纹 ；其次，前三像衣褶的线条走向，均由外向内双线刻画，而后者的右肩部衣褶却是顺着披势双线外走；其三，前三像僧衹支褶纹刻画较简略，无束结，仅见垂带一条，寥寥数刀而已，而后者的僧衹支束扎刻画精细，双带飘垂，中束结。面对这四尊近似四胞胎的造像，我们首先假设他们都是真品，问题是，这四尊大型佛像为何都损坏双手，而且损坏的程度又是那么一致，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我们试想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在雕造石像中，由于手的部位较多地突出于主体呈圆雕状时，制作者当时就会分凿再后配，那么手与臂的连接面一定会留下圆孔或方孔，而四像缺手的状态显然不是因为当时手与臂分凿造成的；二是遭到灭法厄运而损缺双手。这种试想也不能成立。因为历来灭佛先毁容，四像的主体都保存完好，手先被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是因为手的部分较突出，极易被首先碰坏。由于四像不仅都损双手，而且损坏的程度是如此一致，这点也似乎站不住脚；四是还未完成，是等待手的安装。这点更不可能，因为四像身上都有彩绘，似乎都已完成并被供奉；五是为偷盗运输方便而敲断双手。这似乎也说不通，因为按照造像的现状看，其结跏坐的腿部突出的厚度与手印外展的宽度是差不多的，而且要把四像的双手都敲断得一模一样，有这可能和必要吗？
那么唯一的试想就是做假。如果我们就实物的现状分析，“上博像”是我看了摸了20年的作品，相对其他几尊，不论在人体造型、刻画线条各方面都有着一种自然、流转、柔和之美，丝毫没有生硬、做作的感觉。数年前，我也特地去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美术馆，亲眼看到那尊北齐佛像，似乎觉得与照片察看的感受有所不同：一是此像表面有一层黄中带赭的包浆，而且较亮，似有上腊的感觉；二是细刻的刀法并不顺畅，有牵强之感；三是背光和头光纹饰并不如“上博像”那样细致完美。“卢芹斋像”只是从照片上分析，比较接近“上博像”，而“日本像”从照片看，却是精致有余，柔美不足。如果这四像必有一尊是真的话，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是卢芹斋指使或是国内设局，那么其祖本一定是最晚出现的。据了解，“英国像”和“日本像”流出的时间至晚不会超过1940年代初，“卢芹斋像”的照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在1940年代初。而“上博像”是1949年上海刚解放，有位法国人想送出国，被海关拦下没收后，调拨给上海博物馆的，是上博在编文物中前100件的藏品之一，入藏时间是十分靠前的。因此“上博像”就是祖本？或者还有其他隐情？我们只能猜测。
现在看来，卢芹斋整个古董经营资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1930年代前在法国巴黎坐镇时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由于“红楼”易主，被一个德国人获得 ；二是纽约大学美术学院档案馆的那部分；三是上海博物馆保存的那部分。三者若能串连成一体，那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董发展变革史便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卢芹斋现象”将会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