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军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郭延礼先生已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勤勉耕耘、持续探索了整整60年，出版了数十种研究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留下了足迹，引领着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进展，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树立了榜样。特别是在进行了多个重要文献史实问题、文学史理论观念问题的深入思考，进行过不同阶段、不同流派、不同文体文学创作的多项个案研究、专题考察，经过充分学术准备之后终于完成的皇皇170多万言的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不仅是郭先生众多著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而且是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构与发展的重要成果。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域、足以代表研究水平的专家文学史。20世纪20年代以降，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近代史”观念的不断明晰和强化，“中国近代文学”概念也逐渐形成和发展，先后出现了胡适《近五十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这些著作基于不同的学术观念、思想方法和文化意图，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开创和建构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全新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转换和学科建设的著作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到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一个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一次被关注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时间过去了近30年，研究者也换了几代人。从学科建构特别是教材建设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有任访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管林先生和钟贤培先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陈则光先生著《中国近代文学史》虽然出版时间较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早，但由于原来计划的上中下三册只完成了上册，其代表性也不能不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也具有文学史著作的部分功能。

    直至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现，方在学术积累、学科建构和研究进展的多重意义上宣告了中国近代文学专家文学史的诞生。从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从以普及读物、高校教材、一般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的阶段，提升到专家文学史撰著、专门问题研究、重要文体考察、研究专著陆续出版的阶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多个领域的扎实建设和研究进展。其后数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第5卷《近现代文学编》的近代文学部分出版，也具有专家文学史的特征，该书篇幅约为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1/3。因此，也可以认为，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从研究专家而不是高校本科阶段课堂教学的角度与高度描述出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内容，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历程描述和价值评判的学术基础，具有承前启后、转换生新的基础性、启发性意义，对后来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是被作为中国新文学（后改称现代文学）的渊源而受到关注，并在这个意义上逐步获得了学术合法性、确定学术地位的。这种新文学、新文化立场和标准一方面强势确立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处于中西冲突、古今嬗变之间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期间的大部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著述，都是以新文学、新文化的眼光和标准进行价值判断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直到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出现，才首次全面准确、清晰有力地表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能力，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才具有了更加明晰的学科意识、建构能力、知识呈现和话语方式。从日益开阔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立场出发，以尽可能接近中国近代文学史本相的贴切角度、内在立场，对其历史分期与发展阶段、总体框架、基础知识、基本线索、文学思想与观念、文学流派和潮流、创作现象与流变、主要文体及形态、典范作家及作品、文学史贡献及局限等等，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描述、分析、阐发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确立和呈现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总体景观、知识谱系、话语方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学史资源和研究引领。从教材建设的角度来看，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先前出版的数种本科层次的中国近代文学教材的基础上，出现的第一部由国家教育部正式推荐的供研究生使用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表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教材建设达到了新水平。

    最近面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则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基本方向与研究视野的不断丰富和适时转换。时间过去了近30年，郭延礼先生也已从一名年富力强、才情英发的中年，变成了一位年届八旬、精神矍铄的长者。在初版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特别突出者如：对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作家作品予以特别关注，希望能够反映“中国”而不仅仅是“汉族”近代文学史的面貌；基于对晚近以来中外文化接触冲突、交流汇通的理解和把握，对近代翻译文学的国别、文体和形态进行尽可能准确充分的呈现与分析。这些颇有成效的努力，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学术天地和思想空间。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中有多处修订、补充、重写、新增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比如关于近代女性文学的部分就作了显著加强。以近些年来郭先生对于近代女性文学的专门研究，把原已提出的“强化女性文学方阵”的设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呈现了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群体的多姿多彩和独特成就。可是谁又知道，为了补写修订本中的第41章《20世纪初期（1900-1919）的女性文学》（约6万字），郭先生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跑遍了京沪广等地的图书馆，在馆藏的发黄变脆的百年前报刊中搜索、查找原始资料。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20世纪第一个20年（1900-1919）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这一文学史概念，更充实了“近代女性文学方阵”的研究。又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进程的认识，他明确提出近代“戏剧界革命”。在该书初版本中，郭先生采用的还是当时学界通行的一般说法：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运动”；在修订本中，他对这一重要的文学史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思考，将“戏剧改良运动”正式修改为“戏剧界革命”，从而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原来的“三大革命”的说法发展为“四大革命”，这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也是首创之举。可以看到，从初版本到修订本，特别是一些重要修改、新增内容，不仅反映了郭先生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勤勉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治学态度，反映了郭先生学术思想、文学史观念的调整变化，更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风气变化和寻求创新发展的学术史轨迹，尤其体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