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如果我们认同“改编”也是一种阅读与理解的方式，那么舞台剧《繁花》以自己的诠释提点并放大了原著中所隐含的象征结构，并为这种结构创生了奇异的互文关系。王盘声的《碧落黄泉》就是个很有趣的例子。

    《繁花》小说中，“碧落黄泉”出现两处。一是姝华说到“抄家”；二是大妹妹问银凤借唱机，因为银凤的丈夫是海员，家里有捡来的日本旧货，大妹妹要听《碧落黄泉》。小说里写：“70年代上海普通弄堂女子，听到王盘声，绝对痴迷。三个女人围拢台子，78转粗纹唱片，先一段‘志超读信’，声音轻，亮，荡气回肠，王盘声唱，志超志超，我来恭喜侬，玉茹的印象，侬阿忘忘忘记。我跟侬一道求学么，书来读，长守一只么课堂里，感谢侬常来嗳嗳嗳嗳，指教我，志超侬对我最知已。志超啊啊啊啊，我唯一希望……”说明《碧落黄泉》在“上海普通弄堂女子”心中的魅力。小说中“王盘声”出现的次数更多。提到“唱片里的王盘声，一贴老膏药，一杯酸梅汤，让女人腹中一热，心头一凉”，但是同时代同阶层的年轻男性就不一定领情，“小毛说，王盘声，唱得像死人一样。嗯嗯嗯，一副死腔。大家不响。”

    到了舞台剧中，上述细节都被纳入改编，还添了一笔，银凤丈夫海德听说银凤与小毛的婚外情之后，早就开始着手处理。小毛刚巧来找银凤。小说里形容，“海德对小毛，照样是笑眯眯”。舞台上则添上“不会真的是来听王盘声吧。”这就有一点讽刺，小毛明明不喜欢听这样谈情说爱的唱片。

    《碧落黄泉》是个老戏，故事说的是三十年代大学生的爱情悲剧。用现在的眼光看，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汪志超和李玉茹，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待业在家，又因为异地恋通讯不便，家中各有状况。最后志超在父亲的威逼下娶了条件更好的女同学为妻。玉茹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郁郁而病，志超到医院探望，玉茹已奄奄一息。一〇八句的“志超读信”是《碧落黄泉》全剧高潮，王派唱腔舒展流畅，悲怆动人，后与《黄浦怒潮》中的《写遗书》成为了王派代表作。

    完整出现在《繁花》中的“志超读信”，悠悠扬扬又带着苦涩的启迪，成为颇具冲突意味的风俗象征。编剧将之提炼并放大，似乎是意识到了“读信”这个姿仪所创建的互文。“碧落黄泉”两处意象虽然在三十万字的小说中宛如沧海一粟，但在舞台剧的搬演中却成为了重要的象征性结构，赋予了抒情的美学意义。

    从捡来的异国唱机(物质)到播放出禁忌的音律，禁忌的故事其实又是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小毛与银凤的孽缘到底算是情欲还是情义，小说里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们从偷听唱片的时候似乎就注定了危险的终结，“有情”因纷争而隐，实际上是人欲与人欲的互噬。

    “读信”的隐喻又被裁剪到了沪生与姝华的恋爱悲剧中，可见编剧的巧思。沪生是在邮局的火车上，看到别人偷拆信件时想到姝华的最后一封信，这和小说的结构就不一样了。《碧落黄泉》里玉茹的信里是给爱人结婚道喜，《繁花》　中姝华的信是跟初恋情人道别。姝华说，“我们相隔千里，见解并不相同。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联系了。我现在明白，人是独立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是无法相通的。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读信是读心声，信的文体模式是“一对一”，和恋爱形态同构。它是私人性的，但在舞台上却成为了大家听得到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偷窥。

    值得注意的是，舞台剧《繁花》是用上海话演的，评弹《繁花》开场，高博文说“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说的也不是苏州话，而是上海话。这也为“碧落黄泉”进入舞台剧《繁花》，成为一种风俗象征的美学姿态提供了便利。“小说文本”实际上可以通过某种带有偏见的诠释，探索出更为多样化的再创作。戏剧舞台则更加放大了“选择什么成为冲突地带”的敏锐度和审美定锚。《繁花》也许是一个有趣的改编范例。(作者为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