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青　张鹏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　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医生已经可以通过全外显子检测，准确锁定致病基因，经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让年轻夫妻实现生育健康宝宝的美好幸福愿望。

    红房子医院探索多学科联动、不断创新奋斗的模式吸引了业内的关注。他们成立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临床论证、应用转化整条科研临床创新链，努力破解全生命周期源头上的“基因密码”，真正阻断疾病的发生发展，不断收获科研成果，也不断收获奋斗的喜悦和幸福。

    打破科研与临床之间的藩篱，临床一线案例迅速反馈实验室

    时下，越来越多符合政策的夫妇在满心欢喜等待二胎宝宝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孕、习惯性流产、出生缺陷、生育力下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逐步成为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世界性难题。

    30岁还不到的俞欣(化名)，就出现卵巢早衰情况。出现在红房子医院的这一临床案例，很快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张锋教授关注到了。他通过基因检测，发现俞欣携带卵巢早衰基因的突变，这仿佛是一个“警钟”，提醒与俞欣一样有基因突变情况但仍年轻的女性。眼下，张锋在实验室已通过建立小鼠模型，探索这类病患的发病机制和临床干预方法。

    受传统学科分类的影响，长期以来，生殖与发育医学的主要理论与技术分散于妇产科、儿科、男科、泌尿外科、组织胚胎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学科之间的区隔制约着生殖与发育健康领域科技的发展。以红房子医院为主体，复旦大学有效整合校内生殖医学领域高水平基地和平台，通过生殖与发育研究院，打通横亘在临床与科研之间的藩篱，让临床的切实需求落地落实，真正满足医生和患者的需要。

    “如何才能区分完全正常型胚胎与易位型胚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孙晓溪教授坦言，在创新应用PGH(胚胎植入前单体型连锁分析)之前，自己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这也是当时生殖专家与遗传学者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否通过构建家系全基因组单体型连锁分析，来推断胚胎遗传了父母的易位型染色体还是正常染色体，进而判断胚胎的染色体状态是易位型还是正常型？　当孙晓溪团队萌生出这一大胆研究假设时，找到生殖与发育研究院，很快与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卢大儒教授一拍即合。

    他们纳入20个平衡易位患者家系连续开展临床论证，收获了满意的结果，有11个家庭成功生育了健康宝宝。说到创新应用的过程，孙晓溪教授振奋地说：“PGH项目的创新应用成功凸显出生殖研究发育院交叉融合、开放共享的学科建设新机制，它预示着平衡易位携带者家庭遗传性的‘魔咒’将被彻底破除，出生人口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

    实现重大疾病预警机制，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我国每年有80万至120万名出生缺陷儿，给患儿家庭以及国家造成很大负担。在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阐释发育与生殖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成为了一项重要科研任务。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王红艳教授说，临床上很难解释的疑难杂症，通过科学研究，可以追溯生命源头的“基因密码”，探索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案。

    我国每年新生神经管畸形婴儿达10万之多，占全球此类畸形患儿的四分之一。神经管畸形婴儿出生后便会瘫痪、脑积水或者短期内死亡。因为此类病变对生殖力造成严重损伤，很难找到病患之间的亲缘关系，如何验证致病基因成为难点。

    王红艳教授在因神经管畸形病流产的胎儿中发现Vangl2基因突变，证实这些突变确实是导致严重神经管畸形的罪魁祸首。她还发现，不同人种的神经管畸形患者，在基因组范围内所携带的功能缺失性基因突变数量，总是显著多于正常人的携带量。王红艳与生殖发育研究院赵世民教授联手研究，发现了细胞内部的叶酸水平才是神经管畸形发生率的决定性指标。

    在实验室，张锋通过建立小鼠模型发现，TBX6基因突变不仅导致先天性脊柱侧凸，还会导致肾脏发育畸形。张锋把实验结果反馈给临床一线的妇产科、骨科和儿科医生，他们在诊断病患过程中果然发现了与实验结果相吻合的病例出现。

    “未来五到十年，面向科学前沿，根据国家战略需要，我们将建立国际领先的生殖研究平台，从解答基础性、前沿性重要科学问题和产生重大应用前景的成果出发，发现生殖发育相关重大疾病的致病、易感新基因，阐释相关致病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走向世界的高水平生殖发育研究队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充满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