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春宇
“术语学指的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我只是一个铺路者，我希望中国学界有人站出来扛旗，把术语学好好地建立起来。国家现在特别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其实就是要打造中国思想与中国理论的术语。”
文汇报：谈论起术语学，人们似乎都会谈起奥地利人维斯特（E. Wüster），那么现代术语学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前期有哪些思想上的铺垫？
郑述谱：术语学从无到有，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与科学的一路同行。20世纪初的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随后产生了语言哲学，一些哲学家认为，语言研究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F. Frege）、罗素（B. Russell）、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与卡尔纳普（R. Carnap）等人提出了创建形式化语言的设想，希望借助这种语言的初浅形式来阐明自己的认识论学说。他们致力于建立全世界统一科学语言的努力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是这一哲学思想却产生了极大影响。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正是受之启发，逐渐形成了整顿科学术语的想法。
如果说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那么科学史的研究之于术语学的诞生，就类似于催化剂。惠威尔（W. Whewell）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他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归纳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Present Times）一书中，惠威尔对术语问题展开了论述：“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奥尔什基（L. Olschki），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互相依存、紧密相关。在1919年出版的《现代语言的科学文献史》（Geschichte der neusprach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中，奥尔什基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他把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
1931年，维斯特发表了《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 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宣告了现代术语学的诞生。他在著作的开头引用了奥尔什基的原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科学语言的整顿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更容易些。”
文汇报：在术语学的世界版图上，除了奥地利和德国，据说俄国的一批学者也很活跃，在术语理论和术语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
郑述谱：在俄国开创术语学的是洛特与德雷津，包括两人在内的一批俄国学者又或多或少受到了维斯特以及其他西欧学者的影响。术语学在俄国起步早，当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认为研究对象属于语言范畴，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学。1933年第2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报道了技术术语小组在莫斯科成立的消息，在一场关于技术术语理论问题和整顿问题的报告会上，排在最前面的3位报告人分别是马尔、洛特与维诺库尔。洛特是工程师出身的院士，另外两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与语言学结合，这是维斯特所推崇的。
上世纪30至40年代，术语学在俄国应运而生，代表人物如洛特、德雷津、维诺库尔等，他们在术语学领域施展才能，为建立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1933年，管理术语工作的专门机构——科学院术语委员会（后更名为科学术语委员会）建立，其基本任务就是研究术语学理论并制定整顿术语的方法。随后的20年是术语学在俄国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学者关注较多的是术语的地位、术语与名称的关系、术语的历时研究、术语的逻辑问题以及术语的翻译等。与此同时，术语研究涉及的专业学科与语种也增多了，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专门的术语学课程。1969年，莫斯科大学召开了主题为“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确认术语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快，这一共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形成。维斯特去世后，费尔伯（H. Felber）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词汇本身还有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就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俄语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有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文汇报：作为国内唯一的术语学研究机构的带头人，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谈术语学在中国的发展？
郑述谱：1962年，我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同年留校任教。1975年，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文辞典编辑、出版工作会议”，规划编写（或修订）11部词典。根据会议部署，我们系里的词典编辑室承担了重编“刘典”（即北京时代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俄汉新辞典》，此乃俄语界老前辈刘泽荣受周恩来总理亲自嘱托主编）的工作，后改名为《大俄汉词典》。当时是“文革”后期，本来我也要走“五七道路”，负责人找到学校党委，说这是国家下达的任务，“五七道路”可以缓走。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我的老师辈，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1990年代初期，老先生们陆续退休了，原来六七十人的班子只剩下一两个人。正当我在考虑去向问题时，偶然间发现了一本俄文著作，书名翻译过来就是“术语的普遍理论”，这让我眼前一亮。记得以前编词典时，要区分普通语词和专业语词，为了定名经常要跑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如果掌握了“普遍理论”，能否跳出专业限制呢？我和当时的名词委副主任黄昭厚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也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表示会支持我。考虑到实际情况，双方签了一个术语合作研究的协议，这样我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名词委起草了“申请术语学学科独立代码”的文件，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后经过多次沟通与协商，在2009年如愿以偿。拥有了学科独立代码，这为术语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从事的是俄语教学和研究，而俄罗斯继承了俄国（苏联）时期的学科传统，术语学理论的积淀非常深厚。近水楼台，大有文章可做。后来我承担了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与“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除了译介和出版，以及培养研究生，我还加强了与俄罗斯同行的联系。2012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维诺格拉多夫俄语研究所成立了中俄国际术语研究中心。
术语学指的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在俄罗斯，术语学被认为是重要的方法论学科，与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是一个层级的。在我们国家，术语学被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是语言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应用语言学兼顾理论与实践，只是术语学研究的一方面，涉及比较多的有术语管理、词典编纂、语料库建设；另一方面是做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个难度非常大，尤其是像我这样学语言出身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于术语学性质及其地位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更多的是强调这门学科的综合性与边缘性，而非与生俱来的独立性。当初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关系到它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如果是作为单独的学科，它理应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结合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所处的现状，通盘考虑并进行整体规划。
在我们国家，术语学理论是一个薄弱环节。尽管实践历史、编撰历史、翻译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严复、徐光启以及一大批传教士，但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理论的指导，这些成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术语学有一句名言：“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想要建构理论的话，必须有一个严格的体系，否则彼此对话会出现意义的偏差。没有术语就无法展开理论问题的讨论，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文汇报：您从事术语学研究，而术语学研究所是由全国
名词委和黑龙江大学共建，那么术语学和名词审定之间有什么关系？术语学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述谱：名词审定属于术语活动，或者说术语建设的实践性工作。我没有做过任何学科的名词审定，但是参加了一些关于审定原则的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字面上看起来是同一个词，但在不同的学科，所指不一样，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凸显出来了。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无论掌握知识还是建树理论，都离不开术语。特别是某个学科要提出一个新概念或修正一个旧概念，都是重大突破，那么用什么来表达呢？
名词审定，审定的是“名词”，而理论研究上叫“术语”，我跟名词委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术语”就是专业领域的一个名词解释，国际上习惯这么叫，但我们国家发布之初就用了“名词”两个字，所以也不改了。当然，汉语的特点与西方语言不同，完全照搬也未必合乎情理，更不用为了消除差异而削足适履。国外术语学侧重于科学与技术的标准化，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加以拓展，渐渐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社科院就做了很多工作。站在传统术语学理论的角度，你会发现选用的部分名词更接近百科性质，实践中可能会让人产生困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宁愿将其视作术语学中国化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严格的逻辑束缚，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取得突破，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线索。
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活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处理方式肯定有所区别，尤其后面两类更强调人的因素。我们和俄罗斯联合办过几次会，曾把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议题。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些成就取得了国际领先，那么社会、人文科学要想走出去，术语体系该如何构建？这又回到了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即术语建设与现实脱节，或者说落后于实际需要。我们要抓紧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因为目前的工作难以满足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学科的要求。名词委的工作重心是组织名词审定，让他们腾出更多精力去推动理论研究并不现实，而我们在前期也仅仅译介了一批国外术语学理论书籍，做了一些学科创建的基础性工作。我曾多次呼吁，我只是一个铺路者，我希望中国学界有人站出来扛旗，把术语学好好地建立起来。国家现在特别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其实就是要打造中国思想与中国理论的术语。现代术语学是以印欧语言为依托建立，所以思想源头是别人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借用概念，无论表达还是传播，效果并不是最佳。大家都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重视术语学，不光是我们自己，将来也要让别人认可和使用中国的术语体系，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