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号召，从黄浦江畔来到了渭水河畔，在这片热土上扎根、开拓。时至今日，交通大学多位老教授回忆起当年西迁的这段历史依旧热血澎湃、记忆犹新，那不仅是环境的改变，更是内心对新归宿的追寻。
62年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成为一代代交大人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精神密码”。
从黄浦江畔来到渭水之滨
交通大学西迁可谓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55年，根据国内外形势需要，中央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时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康与五位资深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一起奔赴西安查勘学校新址。
回忆往昔，许多老教授仍记得，有一段时间，彭康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处理好迁校问题，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夜。
考虑师生西迁后的生活问题，彭康在选址时提出，新校址要尽量靠近市区，学校环境需要安静些。校址选定后，他立即邀请上海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组成设计组到西安进行现场设计。
西迁教职员工在西安安家落户，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女的入学问题。在彭康的努力下，学校在上海市及有关省市和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妥善解决了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还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部门，使师生员工和家属免于生活的后顾之忧。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1956年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其中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教职工总数2585人，在校学生6881人；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300人，在校学生5078人。
1957年，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交大(上海部分)和交大(西安部分)；同时，位于上海的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筹)并入交大(上海部分)，位于西安的西安动力学院全部，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部分并入交大(西安部分)。1959年，国务院决定交大(上海部分)和交大(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历时四年的交通大学西迁工作终于尘埃落定。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在交通大学122年的建校史中，1956年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数千师生、员工挥别江南，自沪抵达古城西安，大规模的西迁由此展开。
上世纪50年代的大西北，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然而，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1400多名交大教工把实验器材装上火车向西行进。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通大学机械系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热情的。”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妻子当时卧病在床，同事劝他留在上海，但他还是带头迁校，只身来到西安。老教授率先带头，更多师生便也跟着义无反顾。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愉快地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 《我们向往着西安》 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一样。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劳动，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年届耄耋的金志浩教授，当年是第一批报考的学生。他仍记得那西行列车的乘车证，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样。“车上我们唱着《再见吧，妈妈》，就一路奔到西安来了。那时候哪里艰苦就往哪里跑，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当时年仅20岁的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陈听宽满怀一腔热血，认为支持西部建设很重要，便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安。“刚来时，四周都是农村和麦田，也没有实验室。但大家心很齐，学校的建设速度很快，平时我们上课、看书、搞科研，日子很充实、很舒心。”他回忆，虽然上海的条件很优越，但动力系的主要教师都比较支持西迁，最终决定动力系全迁。
西迁老教授何新楷说，当年从上海迁至西安，从校园建设到个人生活，全校师生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他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孩子一家四口住在13平方米的房子里，因为空间有限，每天晚上要等两个孩子写完作业，他和妻子才能开始备课。
“当年来到西安，我的第一堂课是用上海话讲的。学生说，老师你讲话我们听不懂。”何新楷回忆，当时学校的教师多是南方人，用上海话讲课的比较多，这成了师生交流最大的障碍。后来，老师们上课时总要先想想普通话怎么讲，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的语言习惯。
交通大学绝大多数教职工和科研设备迁到西安后，立即在陌生的麦田上重建一流大学，体现了西迁交大人的担当。“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成了西迁交大人的精神源泉。如今年近八旬的陶文铨仍然长期坚持在本科生教学第一线，每晚在办公室为青年学生答疑解惑。陶文铨说，自己是能源与动力学院第三代“西迁精神”传承人，未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青年人，在西迁精神的引领下，推动西安交通大学向世界一流迈进。
传承弘扬“西迁精神”，新时代再出发
1956年，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这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自此，交通大学在黄土地上永久地扎下根来，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
走! 去西部! 西迁开拓者们让大西北拥有了国家重点大学和一批新兴学科。西迁以来，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已近25万人，其中40%以上在西部奋斗。
老学长胡奈赛教授，虽然1994年就已退休，现在仍每天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师辈们办学就是为了救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人，办学是为了建设国家。现在的学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国。”胡奈赛说，“不管是救国、建国，还是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
时光流转，岁月如梭。当时坐在西迁列车上和伙伴们唱着歌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和谁在一起、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唱着什么歌，这些画面一帧一帧记录着的，是交通大学师生们相伴成长的点滴岁月，亦是西迁人62年的无悔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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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经的大学西迁
1956年，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这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自此，交通大学在黄土地上永久地扎下根来，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
而在更早的1930年代，中国的大学还经历过一场西迁。那一场内迁，被认为有“保全国家元气”之目的。而在那一场西迁中，中国的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
两场西迁，目的不同，但规模一样宏大，意义同样深远，都是一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
那些炮火连天中的西迁壮举也让今天的我们震撼、感怀———
西南联合大学：“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所独立院校。
中山大学：1938年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同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现为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厦门大学：1937年12月 至1945年7月，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长汀八年，厦门大学“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