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生命观一二
■我把自己比作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一个人的头脑分成两部分，一边是逻辑思维，一边是艺术思维，软硬兼施，松紧有度，两方相互指导，交界并行，学艺贯通纵横，以学养艺，以艺促学，就能使自己内心世界充满圆融，自然寿而康。
■庄子曾言“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当静坐于一室之内，寂光所照，辉耀四极，光之所至，故有“生白”的感觉。心中一片光明海，充满吉祥来，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了，神与气同流，周行六合，这样便为“坐驰”。
■我来不及看书，来不及烦恼。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从14岁起，就学静坐法，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间九时必宽衣就寝。做学问时，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会停止；吃东西，饱了就马上停止，自己克制自己。
■本报记者 许旸
立春刚过，著名学术大家饶宗颐先生昨天凌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学术界一片悼念惋惜之情。人们敬重饶宗颐，不仅因为这位当代百科全书式古典学者，在中国、亚洲乃至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也是追念一代学人对数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不断挖掘、整理、研究的赤子情怀；更为他潜心做学问、享受人生快乐的自足精神所深深感染。
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与饶宗颐先生交往过的学人，尝试从他们的记忆拼图中还原一位通儒的音容笑貌。在多名学者看来，饶公洒脱自在的文人风骨，不改初心的博通治学风范，展现了对国家历史文化的担当，将勉励后学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推进国学研究的发展。
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饶宗颐出版著作60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浩浩14卷20册。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透露，除了“饶宗颐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饶先生2016年还将著作悉数授权中华书局，将出版的《饶宗颐著作全集》有望全面呈现一代大家的学术风采。
“不把研究看成苦差事，乐在其中”
饶宗颐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国学各方面，囊括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等门类，且屡有开辟之功，堪称诸领域大家。他兼擅文学创作、书画、琴曲，可谓一代通儒。使传统文化在当下时代重焕光彩，并试图给予新的诠释，也是饶宗颐倾其一生的努力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与饶老交往甚密，他出席了2006年、2015年在香港大学举办的饶宗颐九十华诞、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在香港做访问学者时“与饶先生每周有两三小时谈话”，多次领略了前辈的博通视野、丰富学养和人格魅力。“上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底香港研讨会，一直感觉老先生精神状态不错，银眉鹤发、清瘦矍铄，思维敏捷。早上获悉饶公仙逝消息，非常突然，心里很是不舍，真是中国汉学界一大遗憾。”
他向记者回忆，1994年做访问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是 《饶宗颐先生口述史》。“每周与饶公对谈，有时在大学餐厅，有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会客室，或饶公的办公室，有时就在他跑马地的家里。听老先生谈话是一种奇妙的享受，他谈风极健，完全不必担心有冷场的时候。而且他不是那种仔细斟酌字句、或抑扬顿挫式地谈，而是亲切随和、沛然莫之能御地与你谈话。”胡晓明还记得，饶老常常会大段背诵章太炎等前人文章，信息量大，记忆力惊人。
饶学研究者陈韩曦是潮州人，算是祖籍为广东潮州的饶宗颐同乡，多年来追随饶宗颐往返香港与内地，也是《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传记作者。他曾多次到饶老寓所拜访，记得饶老“手腕特别刚劲有力，与人握手，最喜欢有节奏地用力”。“老人家对家中阳台上一张折叠椅钟爱有加，大家笑称它为‘饶公椅’。从阳台望去，香港岛赛马场尽收眼底，饶教授常观看骏马竞逐的英姿、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也是人生一乐。”在他的印象里，饶宗颐饮食清淡，不吃参茸、虫草、燕窝等滋补品，但欢喜蛋糕甜点。“饶公生前有午休习惯，起来后开始写字、看书。用元代诗人的‘一壶天地小于瓜’来形容恰当不过，饶公每天坐在葫芦里，清净达观，身心愉悦。”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追忆道，2006年底他去香港、潮州参加了两地相继召开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对饶公风骨敬佩不已，饶先生曾有诗云：“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正体现出他坚毅独立、自在充实的生命精神。“他并不局限于书斋，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五洲，神州大地更是‘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胸襟宽阔，性情中人。”高克勤感慨，当今学科越分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难使人兼通和澹定，如饶先生这样具有多方面巨大成就的一代学者，今后恐怕再难出现。
饶宗颐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一直感佩从饶宗颐身上懂得了学无界限和求真钻研。“饶公没有领域的限制，当他有问题需要研究时，会参考各方资料，不分古今中外。他懂得多国文字，甚至古波斯、古印度的文献都能读懂。这种广泛涉猎、旁征博引的研究方法启发了我———不把研究看成苦差事，要乐在其中。”
“我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文化复兴”
身为中华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师，饶宗颐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自1952年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1970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第一人。此后，他又出版《敦煌白画》，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空白。
2011年饶宗颐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他还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等。历经百年沧桑，亲治中外学术八十余载，他始终有个信念：“我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他认为，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在科技发达、社会巨变的时代，如何不使人沦为物质的俘虏，求索古人的智慧，一直是饶宗颐思索的命题。饶宗颐发觉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曾出现过历史断层，只有中华文明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他对中华文明及其传统文化，充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尽管在近代以后中国饱经沧桑，但历史辗转至今，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我辈的使命是什么？ 我以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如何善加运用，开启和光大传统文化的宝藏？”饶宗颐生前的这番追问，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是十分要紧的”
饶宗颐生性淡泊、豁达，他曾坦言“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要做自己精神的主人。
看待生死，他颇为快意。在 《金字塔外：死与蜜糖》 一文中，饶宗颐直言：“庄子把死生看作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并认为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
对于“自在”二字，饶宗颐的见解是：“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障碍。自在本是佛教的话。我写心经简介，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