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建平
时近岁末，听说张林岚先生因病住院，老领导张韧书记与我相约同去探望。走进病房，只见张先生戴着氧气面罩，呼吸急促，口不能言。我不由想起七年前父亲病危时的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好在张先生神志清醒，我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等您好了，还要请您写文章。”他望着我，眨了眨眼睛。我又告诉他：“您的‘月下小品’专栏已收入报业卷。”他又眨了眨眼睛。我从他的眼神看到了欣慰。怕他老人家情绪激动，我们不敢久留，告别时，握住他的手，感觉还是那么温暖而有力。我们默默祈盼张先生能创造奇迹，重新拿起笔来。然而奇迹没有发生，虽然他第二天换了药，呼吸趋于平稳，但最终还是驾鹤西去了。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在1981年3月8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新民晚报》复刊筹备组假辞书出版社的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说是座谈会，其实是一次面试，张先生不时提问，语气温和却内藏机锋。后来又举行文化考试，张先生是命题的“主考官”。考试合格者获机会参加“新闻业务讲习班”，张先生又担当了“总教官”。记得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临时安排大家去影院观看电影《伤逝》，散场后即刻赶回报社写一篇影评，当场交卷，第二天由张先生讲评，好像合格者不多。
晚报复刊后，张先生担任副总编辑，分管文化生活组（部），但他与赵超构社长、束纫秋总编同处一室办公。曾有人戏言，如果把老社长当作“司令”，那么老束就是“政委”。而我觉得张先生的角色则有点像“参谋长”。
那时候的晚报是“爷爷带孙子”，张先生对年轻的后辈很关注，当时报社的业务氛围也很民主，鼓励不同的意见开展讨论。1986年3月间，我看了河北梆子女武生裴艳玲演的《钟馗》，其中“院试”一场，她悬肘挥毫，当场书写梅花诗一首，一手行草，苍劲有力。击节称赏之余，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在不破坏中国戏曲写意为主的传统风格的前提下，适当运用一些写实的表演手法，或许能缩短舞台同观众的距离，对普及中国戏曲起一点作用。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碰到了张先生，他说看了我的文章，能理解我的用意，但不赞成在戏中“写实”。于是，他在“月下小品”专栏里写了一篇《台上的书画展览》，文中谈到：“我国传统戏曲的表演，多用假定性的虚拟景物，演员的真本事是‘无中生有’。明明是张白纸，能让观众见了觉得满纸云烟，万紫千红。讲得彻底些，‘举鼎观画’、‘王佐说书’的画幅上尽可以没有人像，‘太白醉写’、‘柳林写状’的纸上也可以不着一字。当场吮墨调色，拂纸挥毫，作擘窠大字或牡丹花，更属多余。”张先生的文章让我开了窍，使我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特点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我的印象中，张先生是个杂家。他说自己年轻时爱好诗歌，也写了一些诗，但当时的客观环境使他无法表现真正的思想感情，诗要真诚，一沾假大空，就不成其为诗了，不如不写。上世纪50年代，他又应约赶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国家机密》，描写国安人员反间谍斗争。他自嘲“近乎胡编乱造，所以不敢用真名发表”。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是苛求的，他认为略有点意思的是写于1959年春末的一篇《访李淑一》。那是他从副刊上的一首诗获得的线索。那首诗的题目是《五妹季明接游申江喜赋》，看似很普通，但诗的结尾是：“若问桐园谁氏女，主席曾赠‘蝶恋花’。”这就显示出作者就是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一打听，李淑一果然在上海，寄寓其五妹家中，妹夫汪猷是科学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于是张先生当即赶去访晤李淑一，当天就写了篇访问记，分三天连载。这是毛泽东《蝶恋花》词发表以后，首次介绍李淑一和此词的历史背景，因而被各地报刊转载，并编入学校教辅书籍。
张先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他离休之后，除了继续给各地报刊写二三百字的文史小品外，重点放在了为赵超老写传上。这是他很久以来的心愿，只是赵超老在世时不让他写。赵超老去世后，经多方劝说，家属才松口同意。其时张先生不顾大病初愈（突发大面积心梗，经抢救才脱险），决定到赵超老青少年生活的家乡浙江温州、文成、瑞安去实地看看，访问几家老亲。张先生在同是多病的老妻的陪伴下，一同在浙南山区奔波了一个多星期。偏偏那几天苦雨绵绵，山道崎岖，真是一路艰辛。这本《赵超构传》他写了10个月，共26万字，出版后在五年一届的全国优秀传记文学评选中获了奖。评委们的评价是：这部传记写得朴实从容，细腻生动，使我们领略了一代报人的风采。张先生自己则说，他写《赵超构传》没有溢美之辞，甚至还揭示了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的软弱和缺点，是完全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而写的。
张先生曾说赵超构先生是“最后一位报人”，其实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老报人。我觉得报人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标志，而是需要有坚定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我听张先生讲过，《新民报·晚刊》在上海初创时期，发行才几千份，屡屡亏损，老板欲关门了之。但以赵超构为代表的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老新民报人提出，宁可不拿薪水也要坚持把报纸办下去。老板深受感动，决心继续支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日后的辉煌。在如今纸媒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真应该向老报人学习，牢记初心。
张先生有一幅喜欢的画，是俗名“老少年”的雁来红。新世纪开始时，他在这幅画上自题诗一首：忍看腊后复春前，雪冷霜寒未许妍；明日凭栏花生树，枝头雀噪报新年。以表现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故事新闻（张林岚九十年回忆录）》的末尾，他又这样写道：“我不服老，我要做老少年。做个90岁的老少年。”敬爱的张先生，您的精神不会老，任凭岁月流逝，您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一个“老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