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长者之心
记得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兴高采烈地人未进门声已入室：“爸爸! 我又得了一颗五角星!”然后把作业本推到你的面前，翻开，又一颗红灿灿的五角星赫然在目，有时还有简短的赞评。不久之后，当上了班干部，回到家中却颇有不悦。问她原因，原来，今天收作业的时候，偷偷翻看其他同学的本子，全都是打的五角星!
再后来，我们学校相继设立了美术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常有研究民国美术史的同学，从图书馆中搜罗爬剔旧报刊，发掘出今天早已为美术界遗忘的某一小名头，在当时竟得到了蔡元培等显要人物高度的题辞褒奖。于是，便以此为课题，完成论文，充分论证了该小名头的卓著成就和重大贡献，堪称民国大手笔，而后世的今人把他遗忘，实在是非常不公正、不应该的。这篇论文，自然也因此而成了“填补民国美术史空白”的优秀论文。
由此又联想到韩愈、苏轼等唐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当时的文艺青年多有向他们请益的。他们对年轻人的批评，一定是讲他们的优点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几乎不讲不足。而事实上，为他们所奖掖、推许过的青年，后来真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作品来的，十不一二!
原因何在呢？ 是韩、苏没有眼光吗？ 并不是的。
虽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学艺术家们谈文论艺，大多自恋而卑人，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更是百无一可。但韩、苏包括蔡元培等，尽管在文艺上有卓绝的成就、高标的风华，他们的志向却不在文艺而在“志于道”，其弘毅的精神，在“行己有耻”、“为仁在我”；至于文艺，在他们仅“游”之而已，不过是“德之糟粕”。所以，事关道义，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指名道姓地抨击悖离道义之人，虽权贵而不畏，虽千万人吾往矣。而对于文艺，牵涉到具体的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则往往只言其长、无视其短，非无视也，乃不言也。这就是韩愈在 《原毁》 中所说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而绝不是“文人相轻”的“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即使一个极其平常的普通人，在他看来也必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以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以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
然而，被他们表扬过的年轻人，知道了他们这个“秘密”，高兴过后却要不高兴了。
有一个李翊，贞元十七年时拜谒韩愈，极得器重赏识，韩还给他回了一封《答李翊书》，著名的“惟陈言之务去”句即出于此。文章的开头，更高度称赏他“书辞甚高”，“道德之归”指日可待；次年，权德舆主持礼部考试，祠部员外郎陆傪为副，韩愈郑重推荐李翊于陆傪，遂中第。李翊得到韩愈如此高的评价、期望和提携，心里当然非常高兴。但不久却发现，原来这样的赞誉，并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向韩愈请益过的年轻人都能享受到的公益! 如“出群拔萃”(崔群)、“语高而旨深”(陈商)、“吾子非庸众人”(李秀才)、“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窦秀才)、“才高气清”(孟东野)、“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刘秀才)等等。这就使他颇感不爽，便再次上书韩愈，质疑他对后进“泛爱无别”，没有对自己作特殊的看待。
为此，韩愈又回了他一封 《重答李翊书》，说明“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宁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进而不进也？”就是没有长处的，也要表扬他的“长处”来鼓励他，哪有确具长处而不表扬他的长处呢？ 不同的年轻人来向我求教，“虽其心异于生，其于我也皆有意焉”，都是希望上进。如果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打击，“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我希望年轻人到我这里来，是来“求益”的，而不是来“求知”，然后拿我的评价来显耀“其身而使人不可及”的，则你又何必“汲汲于知而求待之殊也”。“贤不肖固有分矣”，对每一个年轻人，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鼓励他的优长，至于不足的改进，是要看他自己的觉悟的。希望你“急乎其所自立，而无患乎人不己知”。最后，以“属有腹疾，无聊，不果自书”作结，颇有一点不耐烦的意思。
君子成人之美而不言人之不善。这句话的前半是孔子说的，后半则为孟子所说。我很早就把它们合而为一，但直到最近读到韩愈的 《重答李翊书》，才真正明白到它的意义，也进一步明白了小学的老师、蔡元培、韩苏，包括自己所接触到的诸多前辈对后生的一片长者苦心。
赤子之心
王国维 《人间词话》 力倡“纯粹美术”而重“赤子之心”，尤推崇李后主、宋徽宗和纳兰性德，不以世俗功利而以“自然”观物写情，“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甚至“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云。
何谓“赤子之心”？ 即李贽所论的“童心”，未受“闻见道理”“污染”的“真心”，因一己之欲而无所禁忌地得失悲喜的“私心”。故曰：“赤子之心”，“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作为一个“小皇帝”，他是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的，别人都必须让着他。与此相对的便是成人之心，它不纯粹、不单一，而是伴随着阅世的深浅而有善恶错综的复杂性，以“闻见道理”制约自己的本性应对人事的关系。“赤子之心”都是一样的，成人之心则各有各的不同，无非一个人从赤子走向成年，能永葆“赤子之心”的少之又少。
李煜的 《虞美人》 是“赤子之心”的千古绝唱。词作于破国后被拘汴京，虽然衣食无忧，但遥想当年在金陵时随心所欲的车水马龙，不啻霄壤。从成人之心，作为人家的阶下囚，即使不作慷慨玉碎，不作卧薪尝胆，也一定懂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而万不会表现出怨天尤人的不满。而他却不知隐忍，不加伪饰地回首故国，怨愁一江。于是，最终落得一个被鸩死而收场。
不过，宋太宗实在是以成人之心高估了后主的“赤子之心”，包括后世把此词当作爱国主义的悲歌，也完全未得“秉笔人之本意”。在李煜的心中，其实未必有多少政治上的“故国”观念，他所关心的只是“故国”时的寻欢作乐。而现在，过着囚犯般的简陋生活不论，还处处受到管制，自己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强加给你。这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 中所说：“生活之本质何？ 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氏认为，因欲之不足而引起的苦痛有二：一欲既偿，什百欲未偿；诸欲悉偿，更无可欲之对象而生厌倦。这种“人生皆苦”的理论是否可取姑不论，何况“生活之本质”不仅止于“欲而已矣”。但论后主此际的苦痛，既不在一欲既偿什百欲未偿的不足，更不在诸欲悉偿而生的厌倦，而主要在“故国”时得偿百千欲而今一欲难偿的强烈落差。设使宋太宗给他所偿的是千万欲，以他的“赤子之心”便不会生故国月明的怨思，反会生“乐不思蜀”的欢喜了。
说起来，阿斗刘禅其实也是一个扶不起的大小孩，只是他没有后主那样的艺术才华而已。正因为是“大小孩”，作为亡国之君，苟活于敌国的拘禁，他却会觉得“此间乐”，无怨尤地做着“安乐公”。李煜、赵佶、纳兰，才华盖世了吧？ 但在处世中又何尝扶得起来？ 才干，在“赤子之心”者，只有当它被用于文艺创作才可以有大的成就；除此之外，大到治国、理政、领军，小到务农、作工、经商，都是不可能扶得起来的。
那么，文艺创作是否只有“赤子之心”才做得出成就，而成人之心就做不出呢？ 也不一定。若屈原、杜甫、韩愈、苏轼、陆游，皆有“抱负”天下的担当，“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但在静庵看来，他们的文艺却是“无独立之价值”的非“纯粹美术”! 但社会之需要艺术，既需要“自然”的“纯粹美术”，也需要“阅世”的“依存美术”；“赤子之心”可以保证“纯粹美术”之真，成人之心则可以教化“依存美术”之善。此亦西哲所谓文艺有两种，一“服务于闲适之心情”，一“服务于崇高之目的”是也。
而且，事实上，即使对于“纯粹美术”，王国维虽然推重“赤子之心”，却也并非独许“赤子之心”，在 《人间词话》 中，同属“纯粹美术”而被置于二李 (璟、煜) 之上的冯延巳，便是一个机心深重之人。对于自己在官场上的坎坷起落，他从不直抒怨尤的情感，而总是“和泪试严妆”，借“闺思”来隐晦地表述，与西蜀韦庄的“弦上黄莺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单论情感的深挚痛切，后主毕竟要比正中天真得多，所以也更感人动人。这就像讲到可爱，“赤子”婴儿一定是胜于老成尊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