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星

    “你们知道吗？　藏红花虽然姓‘藏’，但在去年之前，西藏却从未真正量产过藏红花。这两年，通过我们在江孜的努力和实践，让藏红花真正在高海拔的藏区开了花。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当地培育发展藏红花产业，我们已经帮助数百名当地农牧民摘下了贫困帽。”在日前举行的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安自豪地告诉大家。

    在沪期间，在江孜县挂职的几位援藏干部仍四处奔走，为新产于江孜的藏红花，卖力吆喝着。

    藏红花从前不姓“藏”

    藏红花作为西藏药材资源的一种，明朝中叶通过茶马古道从古波斯帝国(现在的伊朗)经西藏地区传入，故得名。古时作为朝奉贡品，有“宁舍黄金万两，不舍红花一朵”之说。由于种植技术等原因，此前西藏并不产藏红花，多年来西藏一些地区曾试种过，但并未大规模成功。有专家认为，藏红花无法在海拔4000米以上生长，因为抵御不了高原的紫外线和寒冷。平日在西藏当地所售的藏红花，大都来自伊朗，也有部分产自我国的安徽亳州、杭州建德以及上海崇明。

    这几年，上海援藏工作的重心有所调整，从原先围绕援建项目为主逐渐转到了以民生和脱贫攻坚为主。尤其是2016年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进藏后，用什么方法帮助当地百姓顺利脱贫就成了他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由上海浦东新区对口援建的江孜县，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2014年起，为帮助当地实现农业强县的目标，一座现代化的农业园区———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应运而生。“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是不是能尝试引进企业，在园区试种藏红花，从而带动脱贫工作呢？”作为红河谷农业示范区的分管领导，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委、副县长陆剑涛告诉记者，在他们的多方奔走下，从上海找到了一家相关企业，并在红河谷园区投资4600万元，建设了2.5万平方米的藏红花繁育基地。经过一年多的孵化，技术团队终于攻克了藏红花在高原生长中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技术难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高原种植标准和技术，大规模的繁育和种植也取得了成功。

    据企业负责人郑安平介绍，2016年11月，他们在红河谷园区首批引种了8000株藏红花种球，获得成功，收获了1.2万株种苗。这些西藏原种种球与内地种球相比，养分足且抗病能力强。尽管西藏原种种球体积小于内地产种球，但其重量却比内地种球重了约三分之一，经检测采摘的藏红花营养物质含量比伊朗等原产地的高5至8倍。去年11月，1.2万株西藏原种和45万株内地引进的种球在经历了抹芽、夏眠、发芽等三个阶段后，终于开出了绚烂的花朵。这不仅结束了西藏不产藏红花的历史，也为当地解决了至少150人的就业问题。

    让闲置大棚“活起来”

    要想帮助当地百姓彻底脱贫致富，光有一个“红河谷”，恐怕远远不够。扎根江孜的上海援藏干部们在下乡调研中发现，在江孜县的19个乡镇，还散落着闲置的温室大棚，比如达孜乡苦乐村有5座建成两年的大棚，就什么都没有种，紫金乡努堆村的27座大棚，缺乏技术指导……经过上海援藏干部的一番细致谋划，一套以依托红河谷农业园区把藏红花基地向19个乡镇延伸、实现点对点扶贫的“1+19+ⅹ”模式在江孜县落地。

    以日朗乡卡尔村为例。去年当地由于干旱造成青稞大面积减产，一亩地的产出只有110斤、200多元。而藏红花采花期通常在10月底左右，恰逢青稞收割完成之后。当时，红河谷园区的藏红花剥花丝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正在日朗乡工作的陆剑涛发现这一情况后，联系企业将部分工作转移到了卡尔村。随后，村里的两座大棚也被利用了起来，由企业提供藏红花种苗并负责包销，带动了卡尔村22户贫困农牧民参与到藏红花的种植中。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倪俊南告诉记者，如今藏红花已被列入江孜县“十三五规划”重点扶贫产业，今年上海援藏计划再投入3000万元资金用于藏红花产业发展，并启动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标记办理工作。而江孜县委、县政府也计划在3年内整合各类资金将种植面积扩大到300亩，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藏红花种植基地，到2020年通过红河谷农业园区的孵化形成以藏红花种植与销售、藏红花药品研发、藏红花蜂蜜、藏红花手工皂、藏红花精油、藏红花鲜花饼等食品及日用品生产为一体的产业链，以创建合作组织、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带动更多当地贫困农牧民脱贫增收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