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闫文君的这本《名人》，正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本书。十多年前我就关注名人问题，发现大部分研究这个重要社会现象的文字，是“如何做名人文化产业”的赚钱书。似乎整个知识界读书界都没有明白，这个名人狂热，是一种文化病的症状。
人类社会的“名人病”，由来已久，只是于今为烈。但是至今为止，书市上唯一一本讨论名人崇拜的书，是美国人汤姆·佩恩的《盛名之下：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与我们的生活》。人类并非向来有此病，古代名人大多是帝王将相、神仙圣徒，后来增加了著名科学家、文化人。崇拜有成就之人，绝对不是病。而当今文化中的名人，是做什么的呢？
前阵子全国报纸纷纷刊载消息：25年前曾经在某电视剧中演重要人物的某演员七十多岁高龄仙逝，人们沉痛哀悼，网上泪奔洪水，告别仪式隆重。傍晚我走过大学校园，抬头看到一张半页报纸大的简单告示：某某著名退休教授、中国第一部古典美学史的作者不幸去世，本系教职工不胜哀痛云云。告示昨天新贴，却已经风吹雨打半边剥落，无人注意。
我们见惯不惊，知道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这一代的名人；每一代的歌星唱得如何，不必与前人比；名人是一种社会共时性需要。问题是：谁有资格当名人？十年前，英国某机构曾在街上随机找路人，做了一个“名人识别率”测验。结果实在惊人：能识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只有10%；甚至能认出当时照片天天见屏幕的萨达姆的，也只有20%。至于英国文学经典大师，境况更惨。知道《失乐园》作者名叫密尔顿的，只有3%；年龄组之间的巨大差别，更让人震惊。越是年轻，越是无畏无知：18-24年龄组，得分最低。知识面“最好”的似乎是45-54这个中老年段。问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希特勒是谁？”答曰：“好像是邱吉尔的朋友。”面对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肖像，被测者，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兴奋地叫起来：“这人我认识，是克林顿！”电视台放出这场面，教师们晕了过去。
说英国老百姓实在笨得出奇，不公平，因为另一些人被识别率奇高，那就是娱乐明星。英国连续上演了近20年的电视连续剧《东区人》，几乎有一半被测者能说出5名以上主角，识辨率超过任何政治家。
美国有个统计数字：全国有200万“职业作家、艺术家、体育家”。这则统计，只谈“职业”，可用艺术谋生。少数球星之外的大量学校体育教师、少数明星之外的大量戏剧俱乐部指导、少数作家之外的大量写作课老师、少数音乐家之外的大量音乐课教师等，还都不算在内。美国总人口2.7亿，儿童除外，只算2亿。如果全国有200万人能以此为职业，那么每100人，可以出一个娱乐文化的“职业人士”。
现在我们假定平均每个人能记住1000个人名，那么这些职业“成家”者修炼成名的比率就是：2000个职业人士中可能有一位佼佼者“名人”。也就是说，声望之塔尖每一位幸运儿，社会上平均就有20万个人在仰望，并且有2000位“同行”在嫉妒。
我不知道中国的“名人”与俗众的比例，或许与上面美国的数字差得不远，类似的实验统计值得一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极端的名人“王者荣耀”？因为现代社会人过于孤立，只有靠与名人连接，俗众才能有“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先前的社会，邻里串门，飞短流长，每个人都是本村名人。现在的城市居民，互相不便接近。于是电视报刊代替三姑六婆，“实拍节目”代替了窥视邻居。如果请一群社会各阶层各单位的人坐一桌吃饭，大家都能听得懂插上嘴的题目，只能是最近几天娱乐明星们的八卦。
整个社会“休闲化”趋势，无人能改变，争论只在于，今日名震全国的这些娱乐界人物，是否有享受如此大名的“资格”？
问：谁是名人？
答：具有“知名度”的人；
问：谁具有知名度？
答：报刊愿意报道的人；
问：报刊报道谁？
答：名人。
“名人如何获得知名度？”这个许多文化学家弄不清的难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了名，所以就有名。
年前我有一篇长文，讨论当今媒体的文化“往下笨”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存在——中国是“往上笨”。理由是：中国社会不久前还是散落的村庄，城市化才没有几天，老百姓刚有机会成为娱乐追星族，先让他们追一阵子不碍事。
问题是，几代人追娱乐明星之后，还认识其他人，知道其他事否？一个社会只能以娱乐明星的飞短流长作为胶合剂，作为唯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否太脆弱了一些？ 在“名人文化”上，我拿西方人开涮。其实在许多文化问题上，西方的今天，就是东方的今天；东方的明天，也就是西方的明天。这真是令人苦恼的“地球扁平化”。
上面我说的只是一些让人哑然失笑的病状，笑谈容易，诊病就太难。至今我读到过的最犀利的解剖，是闫文君的这本书《名人》：她的诊断之犀利，她的搭脉之准确，值得我们细读；她提出的问题，她的病入膏肓警告，要求我们每个人深思并回答。
（《名人》，闫文君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