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勇
最近，随着两部谍战剧 《风筝》 和 《红蔷薇》 的先后播出，那些曾经奋战在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身影重回人们的视线。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党情报战线英杰辈出，这是受理想与信念感召的结果。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份“英雄谱”。支撑他们前赴后继的是崇高的信仰，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 一一一编者
在斗争异常激烈残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日伪占领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包括了工青妇农群众运动、党组织建设，还有特殊统战工作、秘密社会工作等内容。情报工作作为其中一项，与其他工作事项交互渗透。与影视作品中的紧张激烈相比，真实的情报工作大多数时候是隐忍的，日常的，但确实关系到党组织的生死存亡和民族的解放。顾顺章叛变，国民党武汉方面向南京连发电报，幸运的是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中统的前身)的钱壮飞截获。他及时通报党中央，周恩来紧急安排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后来在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时期的重庆，周恩来亲口对陈立夫谈起此事，说到当年自己如果迟走五分钟，就难以脱身。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党情报战线英杰辈出，这是受理想与信念感召的结果。
项与年为传递情报敲掉四颗门牙，谢和赓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白崇禧的岳父……他们在龙潭虎穴，隐忍而坚守
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开展情报工作，始于大革命失败之际。危难时期成立的中央特科，所设四科中就有情报科。正因为中央特科的积极作为，留守上海的李克农，与打入南京国民党情报部门的钱壮飞，以及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三人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挽救党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中共中央1933年春撤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仍留上海，接受其后成立的中央上海局的领导。在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建立奇功。在1930年就建立关系的粤军将领莫雄，1934年春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所用骨干为共产党员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都是中央特科成员。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赣鄂湘豫鲁五省主席和军长秘密军事会议，莫雄破例受邀参加。会上制订了“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计划在一个月内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占领瑞金。通过莫雄，中央特科获得“铁桶计划”。项与年敲掉四颗门牙，装成乞丐，得以通过重重关卡，进入苏区传递这一重要情报，促使中央立即制订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
继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之后，又有熊向晖、申健、陈忠经成为“龙潭三杰”后三杰。他们深潜在胡宗南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我们，对于他们的光辉经历已经耳熟能详。然而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书写了光荣的传奇。
在担任冯玉祥的助手后，在敌营高层当过八任秘书的谢和赓，经历足以骄人。谢和赓担任过吉鸿昌的秘书、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等，这其中尤以他对白崇禧做的工作最见成效。进入桂系后，通过将自己的书稿与白氏内弟联名出版的方式，谢和赓初获白崇禧的好感。同时，他针对白氏好读书的儒将特点，每周精心选书，供其阅读，深得赞赏。有一次，白崇禧风风火火来找他，原来是白的岳父在桂林骨折，问其如何处理。谢和赓自告奋勇，不顾个人安危，乘坐桂系当时仅有的装配简陋的练习机赶去救治，让白崇禧感激不已。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召李宗仁、白崇禧到庐山和南京会晤，共商抗日大计。但因桂系与蒋政权积怨甚深，又有西安事变后蒋扣押张学良之事，李、白无意赴京。谢和赓情急之下，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力主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奉召赴京。由此促成白崇禧北上，谢和赓以机要秘书身份陪同前往。为了遵循中共中央关于“紧跟白崇禧”的指示，谢和赓有意地推掉了可以升迁的机会。正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曾经积极反共的白崇禧与周恩来在武汉实现了重要的会晤，就军政部应拨给新四军相当装备、八路军派教官执教游击战术等内容达成共识。为了影响白崇禧，《论持久战》 一经在报上发表，谢和赓就将其呈阅，单行本一发行就弄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以坚定其持久抗战的决心。
中共隐蔽战线上，还有很多专业的技术人员。比如医者柯麟。柯麟求学于广东公立医科专业学校 (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医学院)，三年级时在彭湃的影响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初转为共产党员。翌年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柯麟离粤辗转赴汉，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医官，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柯麟来上海挂牌行医，所开设的达生医院兼作中央特科的交通站，同时也能收治从革命根据地来沪治病的领导同志。
1929年8月，彭湃、杨殷等中共江苏军委五位同志在开会时被捕。通过内线，共产党很快查实出卖同志的是江苏军委秘书白鑫。得知白鑫正患疟疾，中央特科特意叮嘱柯麟有所准备。果然，约摸过了十来天，在彭湃等四位同志牺牲之后，白鑫在保镖护卫下找上门来。白鑫早就认识柯麟，认他医术高明，但并不知他是共产党员。柯麟不动声色给对方诊脉，随后借口取药下楼，赶紧通知联络员，只是他返回后，不见了白鑫踪影。原来，因为出卖了同志，白鑫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异常敏感狡猾。10月中旬的一天，柯麟接白鑫来电，约他到法租界的白宫饭店出诊。柯麟如约而至，见仍有保镖在场，继续给予诊治。中央特科据此判断，白鑫还会找柯麟看病，于是，在法租界为柯麟新找了住处，一楼是法国人的住家，二楼为柯麟的住处，三楼由“红队”人员蹲守在那里。但是，白鑫并没上钩。
两星期后，柯麟又接白鑫电话，这回是请他到霞飞路和合坊的范争波家中。范争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原来白鑫就躲在那里。柯麟设法记住了具体地址，迅速汇报中央特科。白鑫藏身之处暴露，在其出逃之时遭到正义的处决。
郭汝瑰称得上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并顺利打入高层的又一典型代表。他是黄埔军校五期生，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归国，进陆军大学学习。后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战役、长沙会战，屡立战功，并善作日军敌情研判，颇为上层看好，开始靠拢国民党军权的核心层。然而，在“同袍”眼中，他是一个投机的飞黄腾达者，因为在重庆见到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没落，一心想要恢复与共产党的联系。其实，郭汝瑰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终于，通过关系，郭汝瑰见到了董必武。二人秉烛夜谈，进行充分交流。郭汝瑰说到何应钦想派他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但自己想去延安。谈话一两天后，联络人传来董必武的话：“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郭汝瑰就此有了新的任务使命。
抗战胜利前夕，郭汝瑰结束将近一年的对英国国防机构组织情况的考察归国，进入国民党高级司令部工作，并在一年内三迁，成为陈诚“十三太保”之一。在这过程中，他将国民党军各军作战序列和编制装备人马数目情报提供给我党；作为随员参加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会议，又透露了国民党谈判的底线。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郭汝瑰提出三个用兵方案，诱使蒋介石决定抽调主力决战山东，由此缓解了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压力，随后又将此方案提供给党组织。1947年5月，郭汝瑰出任徐州陆总参谋长。因战事吃紧，徐州陆总战斗序列内的劲旅陆续被抽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郭汝瑰两次去看他，不料两次遇见对方在收听解放军的广播。郭试探性地说：“国共两军谁也消灭不了谁。”张并不认同：“不见得吧! 解放军已转弱为强。”郭汝瑰心中暗喜，想着以后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没想到张克侠早就是共产党员，1948年11月与何基沣率部起义，撕开了敌军的防线，共产党华东野战军乘机进兵，实现对黄伯韬的战略合围，淮海战役形势大变。郭汝瑰闻讯能不心中怦然一动？
此时，“徐州陆总”早被“剿总”取而代之，郭汝瑰出任国防三厅厅长。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徐州方面的战事，根据郭拟定的计划作出作战指示。郭汝瑰随后传递相关绝密情报。淮海战役步步被动，让杜聿明对郭汝瑰心生怀疑，杜有意避开众人与蒋密商机宜。但当杜聿明大军被围后，郭汝瑰还是左右了蒋介石的决策，使杜聿明不得不全力突围。眼看胜利在望，郭汝瑰原想进入解放区，但党组织要求他谋划西南。于是，郭汝瑰谋得72军军长一职，1949年12月 10日在四川率部向全国通电起义。
蒋介石在讲到绝密内容时，要求与会者和速记员都停笔不记。沈安娜就将意思默记于心，趁上厕所时记下来
战争无法让女人走开，谍战也如此。最近播出的电视剧 《红蔷薇》 因为聚焦于我党女性谍报人员而独树一帜，而在历史上，为共产主义信念付出血和生命的女性谍报人员并不在少数。
沈安娜，一个温婉的江南女子，书写了女谍报人员的新传奇。1934年冬，已是中央特科成员的沈安娜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录取为速记员。凭借过硬的速记本领，沈安娜很快成为首席速记员，重大会议每每端坐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身旁。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沈安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受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派，沈安娜找到已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不仅谋到了中央党部速记员的差事，而且得以办理“特别入党”手续加入国民党。此后转战重庆，在参与筹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沈安娜得知其中的反共内容，星夜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告。1938年底，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委员会会议，沈安娜担任了那次会议的速记。由于直接领导人意外被捕，沈安娜1942年再次失去组织联系，只能“长期隐蔽”，“以待时机”。整整三年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那年10月，中共南方局负责隐蔽工作的吴克坚突然造访，让沈安娜流下欣喜的热泪。此后，蒋介石多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碰头会、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以及还都南京后的各个重要会议，沈安娜一直担任记录员。蒋介石在讲到绝密内容时，每每要求与会者包括速记员都停笔不记。但这招对沈安娜没用，她会全身心默记蒋氏说的主要意思，等到休息时就悄悄跑到厕所里把内容记下来。沈安娜的出色工作，大大有助于党中央按准敌人的脉搏。
张露萍，四川崇庆县人，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化名余慧琳、黎琳。1937年秋，她奔赴延安，因指挥演唱抗战歌曲 《拿起刀枪干一场》 而闻名，人送雅号“干一场”。1939年秋，张露萍从延安回到四川，年末到重庆，接受周公馆的指示，就此改名，扮作军统局电讯处中共特别支部成员张蔚林的妹妹，与张同住在牛角沱新居。她的任务是建立联络点，领导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将获取的情报转送周公馆，并相机在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因为中共特别支部在军统局电讯处出色的工作，军统数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为共产党方面掌握；戴笠派遣的三人潜伏小组刚进延安就被抓获。有一次因为时间紧迫，张露萍直奔国民党特务就要围抄的中共地下党密点送信，保全了一个地下党组织。
张蔚林暴露时，她正在成都，被张蔚林署名的一纸电报“病重望妹速返渝”催回，一到重庆就遭守候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
蒋介石听说军统机要部门竟被我党情报人员打入，并泄露电台重要秘密，大骂戴笠，戴即指使属下大搞刑讯逼供。张露萍遭受酷刑拷问，但就是这位弱女子，军统也休想打开缺口。她坚不吐实，只承认与张蔚林的恋爱关系，其他几人不过是因张结识，平时一起耍耍而已。
硬的不行，就来巧取。敌特人员押送张露萍到上清寺附近，放她下车，跟他们往曾家岩方向走去。经过戴笠公馆，张露萍明白了，前面就要到曾家岩50号，这是特务拿她来“钓鱼”。于是，张露萍佯装茫然，平静地从周公馆门前走过去，见到同志看都不看一眼，好像从来没来过此地、认识任何人。国民党没能得逞，就将张露萍重新收押。经过炼狱般的审讯，张露萍等七人被判死刑，仅因政治考虑暂缓执行。七人被钉上死镣，囚于白公馆。1941年3月，被转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七人同遭枪杀。
在敌人开枪后，张露萍厉声呵骂：“笨蛋!”敌人又开第二枪，张撑持负伤的身体怒斥对方：“再开两枪嘛。”吓得刽子手倒退几步。最终张露萍身中六弹，牺牲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她的青春年华定格在24岁。
周恩来紧握熊向晖的手，说道: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禁不住流下眼泪。在最艰难的那些时刻，是信仰，也是党组织的关怀支撑着他们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生活于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没有坚忍的意志，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而党组织的关怀与教育犹如久旱甘霖，滋润心田。
董必武问郭汝瑰对共产党有何看法时，郭汝瑰的回答既有个人经历情愫，又道出理想信念的时代共同因素所在———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当时，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徐向前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亲耳聆听过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所讲授的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社会进化史》 《政治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我对共产党有很好的印象。我认为共产主义先进，党员朝气蓬勃，肯定能救中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要求入党。以后，在郭汝栋部又参加了共产党，经常开小组会。抗战以来，共产党真正打敌人，在敌后发展游击队，根据地日渐扩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拖住了大量日军。……”
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没有不持有强大理想信念的。然而，基于对生存环境的厌恶，潜伏者总是希望尽早回到自己人的阵营里去。不仅郭汝瑰这样要求过，沈安娜也这样要求过。博古没有同意，再向董必武提出，遭到斩钉截铁的拒绝，沈安娜正沮丧时，周恩来主动来找她沟通。“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条件，也获得了重要情报。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你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许多机密文件，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这项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党很需要你坚持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努力。”一席精辟的话语，说得沈安娜茅塞顿开。但她转而提出到延安学习一年再返渝做情报工作，周恩来爽朗大笑：“去一天也不行。你去了延安，就不能再回国民党中央党部了!”接着，他进一步开导沈安娜坚持学习、善于学习。
对于熊向晖，角色与时间都不容周恩来向他多做思想工作。抓住胡宗南宴请后让熊向晖护送周恩来回去的机会，周、熊二人有了片刻时间密谈。据公开披露的史料记载，当时二人进屋，关上门，周恩来再次紧握熊向晖的手，说道：“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禁不住流下眼泪。周恩来柔声说：“要忍住。”就这三字，一语双关，熊向晖立时领会。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二人马上切入到对国民党内情的研判上。
周恩来对孙师毅的关爱，尤其令人动容。孙师毅，1930年代初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在左翼戏剧运动、左翼电影运动中成为佼佼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结交国民党高层，为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孙师毅在香港发动起义，但没有成功。此后，遭到港英当局搜查与拘留审讯的迫害。孙师毅想为新中国挣些钱再回内地，但办贸易公司受骗赔本，公司关张散伙。正苦闷彷徨间，内地传来的一个消息彻底击倒了他：孙师毅在离开贵阳时，曾将一只皮箱委托贵阳烟厂厂长、共产党员屠天侠保管。里面珍藏着共产党的机密文件、单据票证，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笔信、照片等。不料贵阳解放前夕，国民党败军刘伯龙为大捞一笔，扬言要搜查烟厂，屠天侠闻讯就焚毁了那只皮箱。在香港立功无望，丢了党的珍贵文献更令他觉得没有颜面来见周恩来，来见党组织。从此后，孙师毅如同行尸走肉，漂荡在香港贫民窟。
周恩来专门打电话给广东统战部，询问“孙师毅去哪里了？”并指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章士钊受周恩来的委托，终于找到了潦倒不堪的孙师毅。头发蓬松、胡子拉碴的孙师毅这才重燃生的希望，返回内地。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