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夔
在时间维度上，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帝国研究的关注总体滞后于其他学科。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严格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帝国研究的开端，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隐喻可称得上是生动贴切。
近年来，随着世界史领域中出现了全球史转向，帝国研究再次成为了学术界乃至一般公众关注的议题。
仅在译介引进的中文图书中，近两年来就有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2017），中信出版社“帝国的背影”书系（2017年出版《哈布斯堡王朝》《土耳其简史》《拜占廷简史》3种），中信出版社“帝国几何书系”（多案例比较1种、普鲁士-德意志3种、英帝国1种）。此外还有散见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书系、“理想国译丛”，以及其他各出版社的一系列有关各个时期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著述。这大约是早年译介并“内部出版”的国际政治“灰皮书”系列、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化研究高潮时期出版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专题的多案例比较2种、奥斯曼帝国2种、西班牙的晚期现代化进程1种、俄国1种）之后，又一波历史学和非虚构写作领域帝国研究著作出版的高潮。
与之相对，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尤其是清帝国晚期）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及国家转型的研究也是数十年来国内学者及海外中国研究者反复耕耘、著述颇丰的领域。无论是在至今时有新译著刊行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还是在早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中，都占据重要分量。
如果说帝国研究著作译介的快速增长是对英语世界学术写作和非虚构写作趋势的间接反映，包括了作为传播者的译者和出版机构的再次选择；那么学术文献溯源统计展示的刊发数量趋势中，帝国研究在2014年出现了显著增长，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则是帝国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热点的直接反映。
早在帝国研究出现显著增长前的2010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就在当年的《政治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s）上发表综述长文“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降，与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专业对现代欧洲帝国的历史及其遗产的关注相比，政治学理论是迟到者”（第211页）。
皮茨从17世纪以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历史入手，梳理了既往研究自由主义与帝国关系的论述，注意到研究者关注了作为结果的（殖民）定居者社会中的后殖民困境。还从国际法的视角质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当下时代的问题，因其与帝国（主义）同1500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关联，成为沟通理论与现实的问题。皮茨最后在结论中指出，政治哲学、历史学、文化研究都意识到，帝国研究的理论化需将帝国视为一类政治体系，这是超越后殖民理论的方向。
初读皮茨时，曾对其忽视“帝国”的元概念，只讨论现代化兴起以来的殖民帝国、无视古代以来历史官僚帝国的“不察”表示诧异。然而再读才注意到综述长文虽然题为广义的“帝国”和“政治学理论”，但是开篇提出问题时，就将讨论限定在作者的研究领域中。讨论的“帝国”是狭义的“现代欧洲帝国”，所言的“政治学理论”是相对狭义的英法政治思想史。因而在讨论中强调政治思想视野下，（殖民）帝国与殖民的遗产、后殖民问题的同时，选择性地回避了承载观念的行为，更遑论主流历史学、历史社会学领域对变迁中帝国的研究与推进。
不过拓展到广义的帝国研究——在时空语境上拓展到帝国是“扩张主义或曾将权威扩及广大空间，以及当其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的元概念（《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中译本第11页），皮茨所谓“政治学研究者迟到”这一评论依然有效。
在时间维度上，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帝国研究的关注总体滞后于其他学科。除了早年作为社会学家的S. N. 艾森斯塔德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使用类型学的方法讨论《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1966）一书外，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关注同时代欣欣向荣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等问题，而对刚刚被尘封为历史的帝国，即使不是有意回避民族国家转型之前殖民或直接统治的历史，研究的指向也是“未来”而非“过去”。
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研究者最初转而关注帝国，是革命研究领域对帝国“国家转型的遗产”间接的讨论。斯考切波在第二部分“法国、中国和俄国社会革命的后果”,讨论了三个国家社会革命的“遗产”如何影响了各国现代国家转型之后的国家建设。不过一方面这种关照最初究竟是出于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需要，还是研究者从问题出发的自觉回应，并不清晰；讨论的聚焦也是新政权的国家建设，而非“旧制度”。另一方面，斯考切波案例选择的标准是“国家变迁”而非“国家形态”，恰好其中两个的前身是帝国而已。
在皮茨从政治思想的视角出发所看重的政治理论中，一方面与实际形态上“帝国”的绝对主义统治相左的自由主义观念，作为现代国家观念的一部分在（殖民）帝国范畴的传播并产生影响，进而成为这些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生成的催化剂，这点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得到了普遍承认。另一方面，正统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从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理论出发，所生发出的在比喻意义上对“帝国”概念的引申，及空洞的口号式呼吁，多不以为然。
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在很长时间内都习惯于在没有严格区分国家类型的情况下，笼统地解释某一类国家的转型和变迁，倾向于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国家转型的系谱中，根据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时期或空间维度上的国家类型这一类范畴，在总体案例中选择代表性案例讨论“早期现代国家”、“早期近代复合体”、“开明专制”等议题。或是在整个系谱中做类型学的划分，在分别讨论各类案例的基础上，对“现代化”、“工业化”等问题形成总体性的解释。
但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社会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苏联的国家形态及其与之前的俄罗斯帝国的承续关系。因此，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严格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帝国研究的开端，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的隐喻可称得上是生动贴切。自此以后，无论是关注变迁叙事的历史学家，还是关注其中因素和机制交互作用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帝国”兴衰都是他们关注和讨论旧制度和新制度、社会革命、国家转型和制度变迁“遗产”的激发点。元概念上“帝国”政体就此真正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以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帝国”的重新发现却由此开始。当然研究者开始关注“帝国的遗产”，其渊源或可追溯更早，随着二战后新兴国家在国家建设上出现了各类问题，“殖民（帝国）的（制度）遗产”早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议题。在皮茨看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萨义德（Edward Said）的研究是这一类研究的滥觞。20世纪90年代以后帝国研究的转向，开始超越传统“历史官僚帝国”和“现代（殖民）帝国”的截然两分，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联结起帝国政体、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国家建设等议题。
在对“帝国的遗产”的实证和解释中，社会科学在提炼核心要素，考虑物质环境和观念的恒与变，比较行为体和结构的变革，发现它们背后的动力、形成解释框架上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突出的优势。例如在对“帝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成败的分析解释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宏观时代趋势下从事件、事件中的行为体及其互动出发，对具体因素和机制的讨论和解释，有助于进一步澄清过去历史学研究提出的俄国囿于“政治文化”、哈布斯堡君主国囿于“德意志观念”和民族观念的冲突等过于笼统的解释；扬弃之前流行的如俄国“革命压倒工业化”，俄国、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奥斯曼帝国“大战压倒现代化”等无法从严格的因果推论中切实得到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建立新的证据有力、解释框架和逻辑链清晰的竞争性解释。这种新解释的有效性和清晰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事件在时间轴上位置的重新定义和衡量，从而更精确地确认其原因、意义和影响，而非社会科学研究常被诟病的用经验材料填充理论模型的代入。这一研究要得以实现，更有赖于历史学家在一手资料的支持下，叙述和解释变迁的进程、发现其中的关键前情（critical antecedents）、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转折点（turning point）和分水岭（watershed）等方面提供的证据与帮助。同时，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中讨论相关事件，有望纠正相当部分既往帝国研究中观念先行的偏见，剔除不合理的反事实假设。
同样，对“帝国的遗产”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和认识“帝国”的本质，追溯变迁动力的起点。这成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20世纪后期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研究议题的扩大和“向下深入”，与社会科学理论关注的变迁中的社会结构、物质环境、行为体及其相互作用等宏大解释渐行渐远后，一个理论和方法上的回归。
实质上，晚近的比较帝国研究的进展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如贝格和米勒（Stefan Berger and Alexi Miller）主编的《帝国的国族化》（Nationalizing Empires）论文集中对18世纪到20世纪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型的实证研究中，雷昂德（J？rn Leonhard）通过对多民族帝国19世纪和“一战”初期国家建设政策差异的比较研究
（“Multi-Ethnic Empires and Nation-buildin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提出，大国兴衰的宏观解释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只有具体深入引发民族主义社会运动危机的属性和社会运动推动变革的具体时机，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雷昂德首先以哈布斯堡帝国为例，解释了为什么维也纳顺利地渡过了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冲击，却未能在“一战”时继续维系帝国统治的权威（631—632页）。随后将讨论拓展到19世纪俄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帝国的各个案例，证实了相关解释的稳健性。菲茨帕特里克（Mathew P. Fitzpatric）主编的《欧洲的自由帝国主义国家》（Liberal Imperialism in Europe）通过对自由主义观念在欧洲各帝国中的传播与影响，讨论了其中的动力和阻力。此外，罗斯华尔德（Aviel Roshwald）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为例，在《族群民族主义与帝国衰落》（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1914-1923）中对族群民族主义在传统帝国解体过程中作用的探讨等等，都是历史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联手的成果。对帝国的个案研究则围绕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展开。梁若冰通过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清帝国在财政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实施财政压力极大的新政，底层民众面对高额的赋税起而抗争；立宪派对清帝国政府在实施地方自治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的不满，成为他们转而对抗清政府的动力。这两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了清政府执政基础和权威的丧失（《清末新政、财政崩溃与辛亥革命》，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研究者在时间维度上对动态的时代趋势的把握、对静态的变革时刻的捕捉，历史学对微观事件的掌握和社会科学对宏观解释框架的建构及在史实层面的落实，成为连接两类学科的关键。
此外，回到制度变迁和国家转型两个帝国研究本质问题，皮茨2010年的综述长文虽然只是讨论了殖民帝国、帝国主义及其带来的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问题。但是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承认，相关的研究是我们宏观地认识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及继之而起的现代国家转型，再到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型动力的核心因素之一。然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和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和解释历史上的帝国、回应当下的关照的、可行而且有效的路线。在这一进路中，帝国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再次结盟的起点。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