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倩
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往往引用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例子，证据就是他在担任学士期间的大量诗文都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恰恰相反，不断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和他积极参与议政，提供大量讽谏形成强烈对比。那么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
2017年12月30日下午，“仙道与鬼道”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生成史”作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与文化认同”作主题演讲。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古丽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陆扬首先指出，在较为传统的国内隋唐史研究中，政治史与制度史占据着中心地位，但目前这种中心已经面临很多挑战，基于这一前提，本次工作坊聚焦于“宦途八骏”与“文青官僚白居易”两大主题，兼具文学性和制度史特色，试图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刘后滨带来“宦途八骏：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和文化认同”的主题报告，并从四方面解读：一是“宦途八骏”、“八骏群体”概念；二是“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的路径构建过程；三是“八骏群体”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四是“八骏群体”的身份属性与社会等级再编制。
刘后滨认为，陆扬提出的“清流文化”对理解唐后期的整体变化有重大意义，他的研究和陆扬提出的“清流文化”也有很大关系，引出“宦途八骏”和“八骏群体”两个概念正是为了作出呼应。“宦途八骏”出自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反映了封演本人所概括的一条做官升迁途径，包括进士、校书、畿尉、监察御史、拾遗、员外、中书舍人、中书侍郎这八个步骤。“宦途八骏”是特定精英群体的生成路径，也是身份认同的基准体系。“八骏群体”指的是以“八骏”为认同基准的精英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内、外部双重认同而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是流动而开放的，更多体现在文化和价值的认同层面。
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刘后滨进而引出四个问题启发思考：其一，作为精英生成理想路径的完整表述及实际运用，“宦途八骏”最终出现在何时何种背景下？其二，这条路径构建的次序是从最高级环节开始还是从进士出身开始，是否相向而行？其三，“八骏”之间是否完全衔接，是否还需要其他环节（例如大理评事）链接？其四，若说“八骏群体”的核心认同取向是陆扬所指出的“文”，那么每个台阶在这个体系中的意义又是什么？
关于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刘后滨通过白居易的《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张九龄开元三年上疏，天宝九载三月十二、十三日赦，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节文等史料进行分析。在唐代制度和政治演进过程中，关键的变化节点发生在武则天开元之际，并最终逐渐形成了白居易在《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中反复申说的一套路径。
刘后滨还列举了薛逢、卢生（《枕中记》黄粱梦境人物）、杨筹（检校户部尚书杨汉公之子）的仕途经历以及张九龄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的事件。通过分析以上材料，他指出，“宦途八骏”不是制度规定的精英生成路径，而是社会对官员升迁现象的归纳——这种归纳意味着社会对这些官职的认知及对路径的认同。进一步地，刘后滨在引出《新唐书·韦湊传》中有关韦湊的记载后指出，对官职的社会认同与任官者个人的背景和流品有关。通过分析《封氏见闻记》卷三《铨曹》，他表示，某个群体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促成某种认同，文士之间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交游及文学作品的传播本身就是在构建这种认同。例如，沈既济对卢生理想仕途的描述，既是对精英生成路径的提炼总结，也反过来促进了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
最后，刘后滨就“八骏群体”的身份属性和社会等级的再编制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唐代的旧门和新贵如何利用当时的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如何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使其反过来影响了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发展进程？对此，刘后滨解答道：贞元元年及以后，进士及第成为新贵和旧门跻身精英群体的不二选择，且基本遵从“宦途八骏”的制度路径。为了尽量贴合这条路径，各种社会资源（如婚姻策略）都被调动起来。
讨论环节，陆扬首先对刘后滨的报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报告内容丰富，涉及唐代前期至后期的职官制度变迁，进而延伸出精英自我认同以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叶炜表示，“宦途八骏”是士人当官的理想，这种理想从北朝后期到唐代中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朝后期士人的理想是“功名马上取”。他还指出，目前，对“八骏”作为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还不够清晰，只勾勒了大致的变化。
唐雯认为，转官在唐代前期并无特别明确的路径，在安史之乱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八骏”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士人实际的升迁路径与“八骏”的前几个步骤可能比较符合，但到后期普遍出现分化现象。
孙正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出，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虽然没有“宦途八骏”的相关文献，但从零碎的史料中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些受到广泛认可的官职，如太常卿。此外，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官职存在很大的重复性，但官职地位却有很大差别。因此，他表示，“宦途八骏”这一路径是历经多朝长时积累形成的，非唐代一朝的沉淀结果。
古丽巍认为，从理想化的“八骏”升迁路径到具体落实的制度规定，是有趣又值得探讨的主题。此外，她将唐宋选官制度进行比较后指出，在宋代的升迁标准中，门阀的因素在减弱，而科举、亲民资历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妹尾达彦以“仙道和鬼道：唐代士人仕宦情结的再考察”为主题进行评议。他提出一个问题：唐代新型精英的虚实是仙道还是鬼道？科举作为制度定型的时期在九世纪，此后，唐代进入科举社会。而科举社会的最明显特征便是能力主义社会。其原理可分为两种：一是依靠家族属性，二是依靠业绩。通过科举这样的业绩考试，合格者们创造了“科举合格者阶层”这一全新阶层。
考察历史转变时期人的主客体意识之间的错位
接下来，陆扬以“白居易：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成长史”为题作了报告。他先对刘后滨报告作了引申式的评论，认为唐代职官体系有几个特点。首先，帝制时代的职官体系本身具有延续性和惯性，很多官职其实早已出现了，虽然这些官职具体性质不断变化，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也在变，但其本身具有的那种历史延续性和职位性质上的某些惯性仍不容忽视，唐代的“八骏”也不例外。第二，中古时代新官职的产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出于统治的某种特殊需要；二是重新确立与权力核心的关系，以及以何种方式建立这种关系，比如唐代的词臣是以对文的掌握建立起与权力核心的密切关系。第三，唐代仕途对于士人而言有特殊的重要性。八骏固然是当时的理想型职位组合，唐代人如此看重这一模式的仕途，从权力和地位体现的角度其实是难以充分解释的，说明官僚生涯是他们赖以获取自我身份的最重要途径，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这种追求其实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生理念，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想象，即围绕朝廷权威展开、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实现的体国经野的理想。所以才会出现“八骏”这样的现象。从时间上说，陆扬认为“八骏”更多体现在武后到玄宗时代以清要官为核心的仕途的再确立，还不完全代表以“文”为核心的清流官僚的确立，后一过程高度依赖前一过程，但必须作必要的区分。
陆扬说他的报告以白居易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不仅因为白乐天本身地位的重要，也是因为对唐后期政治和制度史的任何研究，都难以绕开《白氏文集》中的各类章奏制敕乃至诗文等撰作，尤其是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写的文字。这些写作提供了唐代在九世纪前期的政治与制度的种种细节。但此前似乎没有学者探讨过那位在科举中大获成功的“文青”白居易和早期官僚生
涯中的白居易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这一层关系的探究恰恰有助于我们窥见九世纪特定时空下的白居易，也有利于了解九世纪政治体制转型中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意识错位。这是一种新的“以诗证史”的努力，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方法和目的有较大差别，考察的既是白居易的“心史”，也是历史转变时期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客体角色之间的关系。陆扬的讨论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白居易对于进入到作为唐代政治核心的翰林学士院的反应；二是从中如何观察以翰林学士院为核心的新文学官僚体制在九世纪的转型。
诗文不是单纯的自我标榜，而是格格不入感的折射
唐代重要文人大多有仕途经历，可以通过文学书写来考察其仕途轨迹，白居易尤其如此。白居易在他晚年成为广受唐代社会乃至东亚世界尊敬的耆宿文臣，作品广被仿效，这种地位其实和他生涯前期拥有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词臣带来的光环有关。然而以往的白居易研究，很少把他放在这种制度史的框架下考察，即使分析白居易在翰林学士任职期间写作，也常常想当然地从一些错误的前提出发。比如作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提交给唐宪宗不少意见措辞相当激烈的谏议，以往研究者往往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探究，就因为白居易曾担任过左拾遗这样的谏官，未能意识到这只是他任职翰林学士时的一个作为阶官的职衔。又比如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往往拿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依据，却没注意到白居易对他的这种身份的清贵似乎缺乏认同，他在担任学士期间的诸多诗文并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恰恰相反，在他笔下不断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和他在那一时期积极参与议政，提供大量讽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正是陆扬的报告着重分析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涉及如何解读白居易的这些诗文作品的问题。陆扬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固然有对古代隐逸诗人如陶渊明等的强烈模仿意识，他在翰林学士院撰写的那些诗文却不单纯是一种自我标榜，而的确是一种格格不入感的折射。比如他在《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写道：“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在《松斋自题》中说：“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卢。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赠吴丹》：“顾我愚且昧，劳生殊为休。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难报，近地徒久留。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这些反复出现的意念具有高度一致性。要判断这些诗作的意涵，我们既要把它们放在中晚唐对翰林学士身份和工作的诗作群体中加以考察，也要对白居易进入学士院时的个人背景和身份，以及那段历史时期翰林学士院本身与权力核心的关系变化等方面加以考察。对于前者，陆扬特别举出与白居易有类似背景和生涯的莫逆之交元稹作为一个例子，认为白居易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也需要将元稹的诗作和生涯的关系作为参照体。元稹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作的《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就表达了与当年作为学士院学士的白居易截然不同的自我陶醉的荣耀感。
陆扬指出，九世纪初的翰林学士院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官僚机构，而是体现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理念的核心权力机构。白居易对于这一权力核心的疏离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而且他在学士院期间对自己的生涯规划也体现出他对如何利用这一机缘迈向仕途巅峰的轨迹缺乏敏感，比如他在翰林学士的职衔升迁中，选择了薪水较多的京兆府户曹参军而非更符合类似于“八骏”的一些朝官位子，这些现象只有放在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期翰林学士院的转型这一制度史框架中才能获得更充分、完整的理解。陆扬表示，翰林学士在开元时期出现，到贞元、元和年间逐渐成为最高文官的储备。他结合具体史料分析了翰林学士院入院模式在这三个时间段中的特点：贞元以前，入院职官有高有低，缺乏规律，说明学士院的临时性特点强；从贞元前期开始，入院职官变得极有规律，明显以下层文官入院为多，升迁速度缓慢，这是配合唐德宗特殊的统治理念；从元和初年开始，翰林学士院有全新的调整，一个明显特点是入院官职相较于贞元期间越来越高，且升迁速度大大加快，出院前的最高职衔也从中书舍人提升到户部侍郎。元和的这一模式一直维持到唐末。白居易的入院正处于这两种模式交替的那一刻，他个人的出身和对官僚文化的认知显然造成他对这一趋势缺乏把握，使他始终像个身处局内的局外人。但随着时光转移，到了九世纪中期，这一词臣文化造成的辐射力却最终将白居易置于聚光灯下，使他成为时代膜拜的对象。这正是历史变化下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之间的错位。
讨论环节，刘后滨回应了关于元稹和白居易的区别。他指出，白居易的特点是通达和乐天，而元稹满足于自身权位且爱炫耀。此外，刘后滨还指出，文学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清流文化”便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路径。但是，白居易不属于这条路径，相较而言，钱辉、沈既济等人更加符合。
唐雯指出，翰林学士院从入院职官无规律到有规律的变化，与德宗的个人政治因素有关。制度史的背后是政治史，制度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孙正军首先将南朝的情况与唐代进行比较。相较唐代翰林学士院中的官职，南朝出现知制诰这一官职，任此官者可能会升迁，但不会有上限或者瓶颈。此外，关于白居易的诗作，他表示，历史研究以文艺作品为史料时，准确把握其所表达的含义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呈现“猜谜”的过程，他认为陆扬关于白居易的个案研究正体现出了这种过程。
随后，几位学者就白居易的仕途经历进行了讨论。刘后滨提出一个问题——白居易的前半段履历某种程度上符合“八骏”的路径，但为何没有官至宰相？唐雯认为，原因在于白居易在选择做户曹这一节点上出离了“八骏”路径。
最后，各位学者回答了观众的提问。就如何理解白居易《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一诗中“地贵身不觉”这一句，陆扬认为，白居易诗歌稳定性非常强，采用另一套诗歌语言来描述身份，表现出他始终有着格格不入的想法。关于大理评事这一官职在唐代中后期被高粱子弟争夺的原因，刘后滨认为，受到重视是因为隔品升迁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升迁台阶越来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