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李昕，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一系列文学研究和编辑学论文以及文学创作散见于报刊，著有《做书：感悟和理念》《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敖登陆记》等。
李昕新著《做书的日子：1982—2014》回顾了他的编辑历程。本文摘自该书下篇“北京三联9年”。
2005年春节过后，我从香港回京，3月31日到北京三联报到。
那几年，随着中国出版界转企改制的深入开展，三联在经营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出版社要完成规定的经济目标，要创利，当然要有畅销书。
2009年，三联的经济效益问题已非常突出。上半年，新书销量逾1万册的仅一种。长此以往，三联将落到边缘化境地。于是，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对策，统一认识：领导不能仅坐镇指挥，班子成员要带头抓畅销书。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选题策划的成功率，另一方面可引导编辑部转变观念。而且，领导介入，便于统筹各方面人力资源，理顺畅销书的运作模式。
一
当时中华书局刚出版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和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等作品，做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向这些作者约稿我以为并不难，问题是他们已被中华书局炒热，三联没有必要跟风。我说，假如我们的编辑能在文化界发现另一个阎崇年或于丹，三联就可出版他的书。
至于其他作家，我首先想到王蒙。他是文坛常青树，作品畅销不衰。我和他较熟，1985年我出版他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后，与他一直保持联系，每年都去拜访他。此时，他已有十多年不在北京三联出书， 和三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王蒙的作品除了小说，有很多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非常适合三联出版，于是我向他约稿。
起初，王蒙对三联的市场发行没有信心，不愿把新书交给三联。我一再邀约，他盛情难却，便同意在三联出版《老子十八讲》。这是他在北京电视台“中国文化大讲堂”举办的讲座结集。该书后来王蒙亲自配合宣传，销售了8万册。
二
有些畅销书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齐邦媛的《巨流河》，是美国汉学家王德威介绍给三联编辑冯金红的。我利用周末看了一遍，被作者父亲齐世英的故事震撼，被作者与飞行员张大飞的爱情故事感动，被作者在颠沛流离的境况中坚持治学的经历所吸引。我觉得此书作为横跨两岸的家族记忆，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于是决定出版。但当时并未认为是畅销书，首印只印8000册。
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是郑勇约稿。我曾读过作者另一部同类作品《人有病，天知否》，了解其爬梳史料，解读当代文人、学人性格和命运的功力，故同意将两本书同时在三联推出。
《故国人民有所思》写了11位大学教授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运动中的遭遇，作者根据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并加以反思，内容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剖析，警示性很强。这本书首印也只是1万册。
刚出版时，《巨流河》与《故国人民有所思》都波澜不惊，未引人注目。我们也没做宣传。但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者有口碑，三联出好书的消息不胫而走。特别是两本书分别上了2010年和2013年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后，更引人关注，以至热销不衰，连印多版，最终销售总数都为10万册以上。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对我来说是个奇缘。我在1989年曾与他联络，希望出版他的作品，但失之交臂。在香港工作时，我与台湾文化界联系较多，请朋友向他索要了一套样书，总数大概是18册。我把这套书带回北京，考虑在三联出版。但当时王鼎钧的回忆录尚未完成，18本书中只包含四部曲中的两部，无法出版。
2011年，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在台湾全部出齐。三联的编辑饶淑荣反应较快，她注意到报刊上推荐王鼎钧回忆录的第四册《文学江湖》，便与我商量出版事宜。由于当时已有几家出版社和书商对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版权展开竞争，她建议我给作者写信洽谈版权。我在信中重点说明，我们要向中国大陆读者隆重介绍他这位大师级的作家，以作品系列的方式，出版他的全部作品的单行本，共23册。此时王鼎钧原已准备和别家签约，见到我的信后，转而决定与三联合作。他通情达理，认为三联包下23种作品的风险太高，便精选了16种作品与我们签订版权协议。我们首批出版的是 “回忆录四部曲”，由于定价不低，且王鼎钧当时还少为人知，能否引起读者重视，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
2013年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上，我每每把记者领到这套书前做详细介绍。毕竟，这套书对于20世纪百年沧桑的历史记忆是震撼人心的，所以这套书当年在各种媒体评奖中也频频获奖，最终也销售了5万套以上。
三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修订再版的作品。它于 1996 年在三联书店首次出版。由于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记述展示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时好评如潮。然而，由于民事诉讼，该书不久被叫停。因为书中言及“反右”运动前夕在中山大学的某位任职者，引发其子女的不满，认为作者侵犯其父的名誉权，将作者和三联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判原告败诉，侵权事实不成立。原告不服而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作者不应把涉及个人的档案资料公开，改判陆键东作品侵权，不做修改不得重印。陆键东认为判决不公正，宁可从此不再重印，也不肯删改作品。于是，这部备受好评的作品断市达13 年之久。其间，三联多次联系作者，希望修订再版，都被婉拒。
2012 年7月，三联副总编潘振平对陆键东表达了重印这本书的愿望，陆这次反应积极，表示会考虑。随后我和老编辑孙晓林请陆键东吃饭，进一步恳谈。陆说了几个意思：一是如果修改，他不知需改哪些具体内容，怎样修改才能既不损害文意又不惹起官司。二是他当时刚完成另一部书稿，这本书书名是《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24年》，现在几家出版社都认为，书稿中有些敏感内容需做技术处理。他不希望这种处理是伤筋动骨的。他说，这已成了他的心病，如《历史的忧伤》的删改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他根本没有心思考虑重新出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对于他的顾虑，我做了回应。我告诉他，这本书如果印10万册，版税应在30万元以上。至于修改分寸，我答应为他去咨询律师，取得权威意见。而《历史的忧伤》的技术处理问题，我承诺他，我会亲自处理，尽量减少原文改动。这样，当即我和他达成重印《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意向。事后，我请教了两位律师，两人意见一致，表示只需隐去那位书记的真名实姓即可。于是，陆键东轻松地处理了这一遗留问题，并对全书进行了修订，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陈寅恪家人提供的资料，又增补了3万字的内容。
2013年6 月，此书修订本出版，再次引起轰动，不仅短时间内发行10万册以上，还进入当年媒体评定的几种好书榜。
四
我在北京三联9年间参与策划的畅销书，最重要的当属《邓小平时代》。三联两位嗅觉灵敏的编辑叶彤和舒炜早早就读到这本书的英文版。叶彤拿着英文版来找我商谈出版事宜。我对该书作者傅高义原就有所了解，及至了解此书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和英美学术界反应以后，决定支持此书出版，亲自参与洽谈版权和整个编辑出版过程。
此书是我一生经手的图书中出版难度最大的，当然影响也最大。难度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争夺版权不易，二是审读定稿过程艰辛，三是营销推广压力大。
当时， 内地参与竞争版权的出版社多至30家，在当代出版史可谓破纪录的事。傅高义将此书内地版权委托给香港中文大学，由该校出版社社长甘琦总揽其事。为争夺版权，我们组成三人团队，由我负责，时任总编助理舒炜和资深编辑叶彤参加。我们最初报价偏低。但我们分析了傅高义的心理，在策划报告中集中讨论和回答了他最为关心的书稿审读和删改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于是他内心天平开始倾向三联。后来甘琦邀我和叶彤专程赴港与傅高义会面，这相当于面试。傅很郑重，甚至为此推辞了香港特首的饭局。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所作分析和判断合乎情理，策划方案切实可行，进一步获得了他的好感。他直言欣赏我们的出版策略，当场宣布与三联合作。
此书的编辑定稿分两步，第一步，叶彤和舒炜到港与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一起工作，解决翻译中的技术问题，将繁体字版定稿。然后，编辑回京与我一起着手解决简体字版需处理的敏感问题。关于如何删节，我写过6封长信给傅高义，所提建议和意见均获他的认可。我和叶彤研读过两遍书稿，进行了几百处技术处理，每处均征求作者同意。最后履行送审程序，根据有关审稿部门指定的专家意见，逐条与作者协商。其间，我们怀着忐忑心情等待作者回复，因为合同明确约定，作者有权根据修改的实际情况决定最终是否出版。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由于作者抵制删改意见，最终此书未能获准出版。可以说，当初签合同，我们是把宝押在傅高义这位善良长者的人品上，相信他不会让我们的心血付诸东流。果然，尽管有许多不同意见需要交流和讨论，我们最终达成了 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经过整整一年的编辑制作，这本巨作在2013 年1月隆重出版，此时正值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21周年，借此机会大大地进行了宣传。
《邓小平时代》篇幅达60多万字，平装定价88元，精装定价 128元，首印50万册。我说营销压力大，因为这并非一般的流行读物，甚至不能算人物传记，而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因题材的社会关注度高，可读性强，我们认定此书会畅销。但在出版前，谁也不敢说能销售50万册，毕竟市场上鲜有同类书畅销的先例。
然而，当初不按首印50万册报价，三联得不到版权，为此只能横下一条心。三联领导班子尝试采用畅销书特有的出版运作模式，“举全店之力”共襄盛举，所有领导班子成员和所有相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都担任组员，便于及时协调联络。我们在出书前对各大书店举办吹风会，制定多项优惠和奖励政策，使50万本新书立即被订购一空。随即我们又加印了 30万册，连同精装书8万册，总印数达到88万册，且销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