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明

    利玛窦的称谓五花八门，其中“道人”尤其耐人寻味。利玛窦1595年春出韶州时，给自己所起西文称谓是“predicatore litterato”，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而据德礼贤的研究，其中文名称为“道人”，“道人”与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学界流行的利玛窦出韶州后由和尚变为“儒士”之说，提出强烈的挑战。

    纵观利玛窦研究资料汇释的历史，开山之作当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860—1956）所编《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Macerata：F. Giorgetti， 1911—1913）。 上个世纪之初，为了纪念利玛窦逝世300周年，汾屠立在欧洲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以及利玛窦书信和同时代耶稣会士的相关书信，进而编辑出版了《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这部名著分为二卷，第一卷题为《中国札记》（I commentarj della Cina），即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原题为《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从而取代了之前流行于世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拉丁文改编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第二卷为《中国书信》（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收录了利玛窦以及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其中利玛窦书信54通。但是，汾屠立本人不懂中文，虽然得到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但利玛窦著述中的中国人名、地名等无法甄别，书中多数内容也未加考证。

    汾屠立深知其书缺陷，故力请正在中国的另一耶稣会士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1890—1963）返回意大利，继续深入利玛窦研究。德礼贤于1934年从上海返回罗马，经过十年的钻研，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对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的注释，并题为《基督教入华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Roma：Libreria dello Stato，1942—1949）。该书共有三卷，前两卷为利玛窦晚年回忆录全文以及注释，第三卷则为附录与索引。德礼贤给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编号为NN. 1—1000；另外的编号则是：NN. 1001—2000为利玛窦书信，NN. 2001—3000为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NN. 3001—4000为年信之类的文件，NN. 4001—5000则为其余各种杂件。换言之，这三卷本是德礼贤庞大研究计划的五分之一，而德礼贤给这个计划命名《利玛窦资料：有关利玛窦以及欧洲与中国早期关系的原始文件（1579—1615）》（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尽管德礼贤没有完成后面四个部分的汇释，但第一部分的三卷本已经引起学界的轰动，该书充分利用了在罗马以及欧洲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档案材料，加上他从中国带回的地方志和文集等，甄别出利玛窦著述中多数中文人名和地名，并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学界誉之为利玛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2017）则是德礼贤《利玛窦资料》之后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汤开建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澳门史、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成果卓越。这次汤教授花费4年多的时间，专心收录从明末至清末的有关利玛窦资料，遍寻全球各大图书馆、各种数据库及各地私人藏书而成此巨著。汤著涉及400余种文献，录入资料达630余条之多，总计573页；全书分为《碑传》《序跋》《公牍》《述论》《诗柬》《杂纂》六卷，书末附有《征引文献版本》，全面展示了利玛窦的生平事迹、著述思想以及在中国的深远影响。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的问世，标志着利玛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汤著之前，有两部相关作品值得一提。本世纪初柯拉迪尼（Piero Corradini）主编了新版利玛窦著作集，包括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恢复了利玛窦手稿原名，即《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0），以及《利玛窦书信》（Lettere，1580—1609，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1）。出版这部著作的主要动机在于读者要求，因为汾屠立《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以及德礼贤《利玛窦资料》早已绝版。该书在注释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比德礼贤有所退步，故学术意义不大。与此同时，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实为利玛窦中文著作汇编的开山之作，但它并非利玛窦著作的全部，其中缺少《几何原本》正文，而且版本选择欠精，注释亦简，故需要改进。因此，这两部著作虽然比较重要，但并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笔者将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

    称为利玛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理由在于其“汇”周全且其“释”精当。下面试从“汇”与“释”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汇”即文献汇编。如果说德礼贤试图将利玛窦研究的西文资料网罗殆尽，汤开建则试图将有关中文资料一网打尽。在某种意义上，汤开建收集资料的难度大于德礼贤，因为西文资料大多为档案材料，相对集中，而中文资料则非常分散，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汤开建不遗余力，四面撒网，八方搜罗，近乎“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汤著中，可见不少罕见的资料，如刘承范《利玛传》，徐时进《鸠兹集》，王同轨《耳谈类增》，利玛窦、徐光启《开成纪要》，周献臣《莺林外编》，朱怀吴《昭代纪略》，魏矩斌《药房偶记》，应撝谦《天主论》，刘凝《天学集解》等。不但如此，汤著中还收集了西方档案馆的一些罕见资料，如江为标《为幸逢至圣首出六经大显真诠中西咸仰指示事疏》，胤褆、张常住《奏西洋人赫宣、施体仁事》等，均为首次公诸于世。在11月7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除《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之外，汤开建还发给与会者一张附页，正反两面。正面为《碑传第一》补遗，收录了清代静乐居士《大西修士行略纂》，存于方豪私藏的海内孤本，方豪去世后，将其捐给台湾政治大学，并由台湾有友人拍摄照片寄赠。反面为《序跋第二》补遗，收录了明代郑怀魁《大西方杂语序》和《浑盖通宪图说序》，存于《葵圃存集》，现仅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由日本友人寄赠。据介绍，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汤开建几易其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极其耐心地不断更新；但在该书终于定稿后，汤开建又发现了这些新材料，最后只能以附页的形式出现。这个有趣的插曲，一方面反映了汤开建“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也许还有个别资料沉睡在某个档案馆或图书馆的角落，等待人们去发现。据说汤开建已经对他的学生发出悬赏令：发现新材料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但愿有人能够成为“重赏之下”那位幸运的“勇夫”。

    新材料势必开辟新视野并提出新问题。例如，众所周知，Matteo Ricci的中文姓名为利玛窦，字西泰。坦率而言，利玛窦这一姓名有点古怪，因为同时代的耶稣会士的中文姓名均是中国化的，如罗明坚、麦安东、石方西、郭居静、龙华民、范礼安等，唯独利玛窦的别具一格，姓为生僻的中国姓，名则非典型的中国名。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中文文献中，“利”又写作“琍”、“利著”（页24）、“利给”（页393）等，“玛”写作“马”，“窦”写作“豆”，等等。利玛窦的字“西泰”是中国式的，但通过汤著可知他有时也被称为“利西江”，（页249，302，342）因为他曾居西江之畔。此外，利玛窦称谓五花八门，如“西僧”、“番僧”、“子”、“生”、“公”、“先生”、“山人”、“道人”等，其中“道人”尤其耐人寻味。事实上，利玛窦1595年春出韶州时，给自己所起西文称谓是“predicatore litterato”，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而根据德礼贤的研究，其中文名称为“道人”。德礼贤的依据为龙华民西文著述中的两条材料以及一条中文材料，即冯时可《蓬窗续录》中所载“外国道人利马窦”、“道人”。汤著中收录了陈龙正《几亭外书》所载“利道人”、“道人”，从而补充德礼贤之考。“道人”与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学界流行的利玛窦出韶州后由和尚变为“儒士”之说，这无疑提出强烈的挑战。

    再举一例。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并出版了首幅中文世界地图，根据章璜《图书编》所载地图，德礼贤将肇庆版世界地图名为《舆地山海全图》；然而，刘承范《利玛（窦）》称之为“大瀛全图”，如果这是孤证，也许可以忽视；然而，汤著收录了另外两条史料，即徐时进《鸠兹集》所载“利生入中国，……以所携《大瀛全图》译而示人”，以及方弘静《千一录》所载“（利玛窦）译其所谓《大瀛全图》，言天地形圆如瓜也”。因此汤开建得出结论：“这些早期见到利玛窦世界地图者均称为《大瀛全图》，可证利玛窦在肇庆刊刻的地图其名即《大瀛全图》。”（页7，注2）关于肇庆版世界地图，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在苏州镌刻勒石，前辈学者洪业和黄时鉴先后托人去苏州寻访，均无果而终；汤开建在王同轨《耳谈类增》一书中发现了赵可怀《〈山海舆地图〉说》一文，（页104）对于认识肇庆版世界地图极其重要。当然，另一方面，这一发现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赵可怀将肇庆版世界地图命名为《山海舆地图》，并非《大瀛全图》，反而比较接近章潢的《舆地山海全图》，而后如郭子章《〈山海舆地全图〉序》所载“太西国利生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页105）、吴中明《题〈万国坤舆图〉》所载“利山人自欧罗巴入中国，著《山海舆地全图》”（页100）等，当均出自赵可怀。因此，笔者认为肇庆版世界地图之名，究竟是《大瀛全图》还是《舆地山海全图》或《山海舆地图》，似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第二，“释”即相关注释。如果说“汇”多赖体力或眼力，那么“释”则多赖脑力或学力。从德礼贤《利玛窦资料》到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期间过去70多年，学界对利玛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此，汤开建纠正了德礼贤的一些错误。这里仅以汤著所收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的人名为例。关于1595年春利玛窦出韶州，艾儒略记载：“少司马石公适就任之京，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石公”在利玛窦晚年回忆录中写为Scielou，德礼贤猜测此人为兵部尚书石星，此说长期以来被学界广泛接受；但近年来被纠正为兵部侍郎佘乐吾（佘立），汤著采纳了新说。（页32，注4）关于利玛窦在南京的交往，张维枢记载：“李卓吾、李汝桢诸公，俱与谈论。”利玛窦晚年回忆录载利玛窦南京交游人物之一为Ligiucin，时年70多岁；德礼贤订名为李汝祯；汤开建质疑德礼贤之说：“李本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二十六年（1598）出任云南巡按，直到1620年光宗立后才到南京任职，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时，李本固40岁，而利玛窦回忆录称这位李公是‘在南京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显然这个李本固（汝桢）并非德礼贤今天学界所考订的李汝祯。”最近杜鼎克（Ad Dudink）将之考为李如真（李登），汤开建遂欣然采用此说。（页35，注1） 

    汤著不但采纳了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示了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还是以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和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的人名为例。艾儒略介绍利玛窦进京之初的交往说：“于是礼部赵公邦靖周旋其间，利子始安意京师，偕庞子僦屋以居。”利玛窦回忆录未提此人，故德礼贤无考。汤开建考证说：“‘赵公邦靖’，此处‘靖’字疑为‘清’之误记。据查，当时的礼部未有名为‘赵邦靖’的官员，而吏部则有名为‘赵邦清’之官员。赵邦清（1558—1622），字仲一，号乾所，甘肃真宁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滕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次年授吏部稽勋司郎中，万历三十年（1602），在利玛窦入京后不久，赵邦清因故被劾贬官，与文中所称‘因他事去官’相符。若此判断属实，则文中所记载的赵邦清标注利玛窦疏通关系、虔祀《天主实义》等信息均表明，赵邦清是利玛窦进京初期所结识的私交甚笃的好友。”（页36，注4）张维枢介绍利玛窦进京后交往的一个人物为“少司寇王公”，汤开建考证说：“‘少司寇王公’，明代称刑部侍郎为少司寇。王公，德礼贤考为王汝训。……王汝训（1551—1610），字师古，号浤阳，山东聊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任元城知县，刑部、兵部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落职听戡，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月方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因此，余断1601年6月以后来北京的南京刑部侍郎不应是王汝训，应为王基。王基，字启亭，号对沧，山东青州人。嘉靖乙丑（156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大同知府等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升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仍担任此职。任职时间相合，此为其一；利玛窦书中称他向利玛窦介绍了他的山东老乡箫大亨和冯琦，王基亦为山东人，此为其二；利玛窦将此人写为Guantuizam，‘tuizam’当即王基之号‘对沧’拼音之对应，此其三也。可知，此处的‘少司寇王公’实指王基也，而非德礼贤考证之王汝训。当今有关研究者均以德礼贤为据，定其人为王汝训，当误。”（页47，注6）窥一斑而见全豹，上述几例足以显示汤著在“释”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及对于利玛窦研究的重大贡献。

    毋庸讳言，汤著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例如，首篇刘承范《利玛传》，采用了《刘氏族谱》原先的篇名，然而，在传记的正文以及族谱目录中，写的均为利玛窦，因此“利玛”后面实际上遗漏了一个“窦”字，作者似应对此做一说明，甚至不妨考虑将《利玛传》改为《利玛（窦）传》；事实上，该篇还有其他遗漏，如开头写利玛窦“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末尾写“天和尚留金陵，西泰则以进宝如京师矣”，“天和尚”显然即“僧天佑”，故似可写为“天（佑）和尚”。关于“天佑”，支允坚《梅花渡异林》载：“大西洋国二人来，一曰利玛窦，一曰郭天祐。”杜鼎克认为“郭天祐”即郭居静，亦即刘承范笔下的“僧天佑”。然而，郭居静从未到过肇庆，而他去韶州也是在麦安东和石方西去世之后，虽然他后来确实留居南京。为此，汤开建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天佑”为麦安东最初的名字，而后郭居静沿用此名，以遮人耳目，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要求不带新面孔来中国内地。（页4，注2）但是，石方西在郭居静之先来韶州，如果要冒名顶替，其人当为石方西，而非郭居静。石方西在韶州不久去世，故不可能“留金陵”，而“留金陵”者则非郭居静莫属。笔者以为，刘承范的利玛窦传记谬误甚夥，并非信史，与明代笔记小说相类，误记郭居静去肇庆不足为怪。此外，汤著的个别注解有失精当。例如，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卷三《舆地》载：“西天利马窦浮海入中国，作《舆地总图》。图方五尺有余，而中国在其间，方不盈寸。或谓胡眼孔大，薄视中国；中国虽小，不应撮土如是。”对于“胡眼孔大”，汤开建注释为“形容眼界宽，看得多”（页469，注1），似乎忽视了其中讽刺揶揄之义，笔者以为“胡眼孔大，薄视中国”颇类俗话“狗眼看人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嘲笑“意大利人眼比胃大，而且蛀牙”，似异曲同工。最后，汤著也存在个别录误，如李祖白小传写道：“其又称‘虎林李祖白’，则又当为杭州人也。”（页430）杭州别名武林，“虎林”当为“武林”之误。当然，即便扎实的著作也难免存在缺陷，所谓瑕不掩瑜。因此，上述细微的问题无损汤著的伟大，如同德礼贤《利玛窦资料》中一些毛病无损其伟大一样。

    最后，对于汤开建《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笔者还有两点建议。其一，最好做一个全书索引。汤开建给书中收录的每个文献题名，从而便于读者检索，但这似乎替代不了索引。例如，前述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有“少司马石公”，实为兵部侍郎佘立（乐吾）之误，汤开建注释：“‘石公’，此处录误，当为佘立。详见后注。”（页32，注4）那么“后注”何在？相隔数页的张维枢《大西利西泰子传》中也有“少司马石公”，但无注，直到笔者通读全书，才发现“后注”为庞迪我、熊三拔《具揭》有关“兵部侍郎佘”的一个详细注释。（页225，注3）如果有一索引，则大可省却读者的搜索之力。德礼贤《利玛窦资料》第三卷主要内容是索引，这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最好将利玛窦本人的著述单独出书。汤著收录了利玛窦的一些著述，如《序跋第二》中的《〈天主实义〉引》《题〈万国坤舆图〉》《〈两仪玄览图〉序》等，《公牍第三》中《贡献方物疏》等，《叙论第三》中《〈山海舆地全图〉说》、《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等，《诗柬第五》中《利玛窦答李戴》《利先生复虞铨部书》等。然而，这些仅为利玛窦中文著述的一部分，故需参照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笔者期待汤开建再接再厉，将利玛窦中文著述单独编为一集，并将现有的《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去除利玛窦著述而编为另一集，从而成为利玛窦中文资料汇释集大成者。

    （作者为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