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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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思古楼访“两痴”先生


    沈思扬

    3月的温哥华还是雨季,定居那里多年的董存发叔叔驱车,带着我和朵云轩拍卖公司的彭芸彭总去拜访著名钱币收藏家、学者杜维善先生。

    杜先生的家是一幢独栋的西式洋房,穿过花园的小铁门,我们敲响了房门。杜先生亲自开门,连连招呼我们进去,地上早已摆放好了拖鞋。进门右拐,杜先生引我们走进了他的书房“思古楼”。虽然之前在网上搜过照片,也在脑海中想象过他的形象,但是第一眼还是不禁感慨,杜先生和他父亲真的很像! 那天,杜先生穿着件咖啡色的开衫外套,乍看起来有些严肃和距离感,但是有说有笑的交谈很快打破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他讲起话来有那么些像京剧念白,自带韵律感,别有韵味。杜先生的神情中透露着和善与亲切,举手投足神闲气定,让我们的这次拜访仿佛是听一位熟悉的长辈讲故事,只可惜一下午的时间实在太过短暂。

    “两痴”先生

    杜维善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是杜家的第七子,母亲是杜月笙的四房太太、一代名伶姚玉兰。杜维善自小喜欢经史子集的老书,他的私塾先生陈微明在 《思古楼记》 中评价他“性醇谨,喜购置古书字画……安知其将来不能博学而成名乎”。陈微明写这段话的时候,杜维善才十五岁。杜维善最喜欢的书斋名“思古楼”,正是源于陈微明的这篇 《思古楼记》 和其兄陈苍虬的《思古楼图》,杜维善的书斋一直都用这个名字。

    思古楼里朴素而雅致,正中一个大书案,壁上挂有字画和钱拓,南北两面满当当的书架繁而不乱,正是一副文人书房的模样。刚刚落座,董叔叔一边熟门熟路地为我们端上了两杯茶,一边解释道:“杜先生很仔细,每次都会把茶头泡好,这是老法,这样客人来了以后这茶也已经‘开’了。”杜维善为我们泡的是他常喝的花茶,这是北方人的口味,随他的母亲。我们的话题也就从吃吃喝喝开始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杜维善说得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却独独不喜欢吃上海的东西。“我欢喜吃四川的口味,葱啊、蒜啊各种调料,味道足啊。”他对四川菜的情有独钟也许和他曾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有关。我戏称为“重口味”,引得他哈哈一笑,说“没错没错,重口味”。

    杜维善和钱币结缘也与川菜有关。当时他还在台北工作,每天中午都会到北门邮局的二楼吃川菜,常常是一菜一汤两碗白饭。三楼是个古玩市场,有一天他吃完饭便上楼闲逛,正好看到一家古董店在卖汉五铢,他便问老板“这枚五铢是西汉还是东汉的?”老板说:“我分不出,你买回去自己研究就知道了。”杜维善真的就买了一枚回去,他与古钱半个多世纪的缘分也就从这枚五铢开始了。

    杜维善的收藏是从清钱入门的,打好基础之后一点点往“上”走,最后就到了最难的半两。有意思的是,他最初在钱币界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收藏,而是因为他为了凑二十万买两枚半两,抵押了自己新买的房子。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他倒很是受用,出于对“半两”的痴迷,后来他干脆就自称为“两痴”了。

    “两痴”先生虽然痴迷于古钱,但是他的收藏心态很是随和。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收藏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但我始终相信收钱是缘分,有缘分这个东西就到你此地了,如果没有缘分,这东西到你手上也留不住。”收藏家的收藏故事最为传奇有趣,杜维善也不例外,他细细地回忆道:“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钱,它品相很差,但是有一个特点,字是倒过来的‘两半’,而不是‘半两’。那个钱要价500块港币,当时好的半两也就10块,所以我就没有买。后来我一个晚上没睡着觉。”说到这里,杜维善自己先笑了,收藏家对于心系之物的心思可想而知,“想想还是算了,明天去买吧,但是第二天跑过去那钱已经卖掉了。过了两三年,我在一个旧货摊上,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钱。卖旧货的人根本不懂,开价100块,我马上给钱拿了就走。”我们都乐了,他又不紧不慢地说:“这事儿就说明你要是不到这个缘分,就是买不到。”

    收藏之外,杜维善更专注于研究。他始终认为:“珍贵的东西也许一辈子就只能收一个,但是你只能对着它看,其他什么都不能做。我收藏的原则就是做系统研究,要研究就要去收普通的东西。曾经有人拿了很名贵的王莽钱币给我,被我拒绝了。这么珍贵的钱,再找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到我这,单独一个没有用,不能做研究。”同时,杜维善还反复强调, “研究钱币就必须先研究历史,不研究历史你没办法收钱,因为你看到钱不知道该收哪一个。”正是因为五十多年全情投入的研究,从零开始的杜维善最终成就了今天在钱币收藏界不可撼动的地位。

    “近期,我还在整理这些钱。有的从前断代是秦半两,但是现在我发现有的可能比秦早,之前的断代有问题。偶尔还会收一点儿海上丝路的钱币。”谈到近期的收藏与研究,杜维善悠然自得。“是不是这些钱要被您收光啦?”他闻言开怀大笑,乐呵呵地摇摇头说:“那可收不光。”

    慷慨捐赠

    杜维善笑称,起初很多人听说他是收藏钱币的,都不相信,包括上海博物馆已故的马承源和汪庆正两位馆长。汪馆长曾毫不隐讳地对回故乡的杜先生说,他不相信杜家会有人玩这个东西。有一次,汪馆长请来了一批沪上的钱币专家准备要“考考”这位杜家公子。面对这个阵势,杜先生客客气气地说:“你们都是专家,我拿一点东西出来,你们讲讲看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后来,汪馆长很是感慨,“我原先以为这位杜先生是请人捉刀的,没想到我反而给他问住了”。当时杜先生就和两位馆长约定了,以后他们有机会到香港,给他们看自己的收藏。后来,马馆长到香港看到了收藏的丝绸之路钱币,直呼眼界大开。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自此杜维善和上海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1991年,杜维善和夫人谭端言首次向上博捐献了367枚萨珊王朝金银币,轰动藏界。杜维善还受邀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他书案背后挂的便是上海博物馆那年颁发的“兹聘请杜维善先生为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的聘书。而后杜维善与夫人又多次向上博捐献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和中亚古国货币,总计四千多枚。杜维善说到这四千多枚钱币,很是自豪,还风趣地说道:“那个展馆太小了,放不下,只展出了一小部分。”要知道之前上博仅有的一枚丝绸之路钱币,还是好不容易问新疆馆商调来的。这些珍贵的古钱币不仅填补了内地博物馆在该领域的收藏和研究空白,还让上博古币馆藏跃居国际领先地位。杜维善因此荣获了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特别贡献奖”。

    这次拜访前,我专程去了一趟位于上博钱币馆内的“杜维善、谭端言旧藏丝路古币专室”。专室空间有限,但从种类繁多,使用流通地域广阔,时代跨度极大的展品中,依然可以窥得杜先生捐献钱币之丰。幸得杜维善与夫人的慷慨捐赠,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些图案精美、风格鲜明并蕴含着多种文化内涵的丝路钱币。展览前言中的这句“杜维善先生二十多年来对丝路古国钱币的苦心搜求和潜心研究,使其成为这一领域中集收藏与研究于一身的名家”,道出了杜维善注重系统性研究的收藏理念。

    “您之前一直收中国古钱,为什么后来会去收丝绸之路的钱币呢?”杜维善的回答很简单:“我之前看了一篇夏鼐写的文章,觉得里面两张萨珊钱币的照片很漂亮,就开始收了。”当然,杜维善的收藏不会仅停留于钱币的“颜值”,很快他便投入到丝绸之路钱币的研究之中。可是这一研究就发现了问题,丝绸之路的钱币牵扯甚广,因此一收就得全部收。杜维善坦言,丝绸之路的钱币收藏和研究极为不易,不仅要满世界去买这些价格不菲的钱币,收回来后光是钱币上的那些死文字就够头疼的。“既然收得如此不容易,杜先生您为什么舍得捐掉呢?”想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这个疑问,杜维善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上博要啊!”这一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大家哈哈大笑。“问我要的人很多,只有上博敢拿啊。”杜维善特别为我们解释说:“老的上博原址是我父亲的银行中汇银行。当年我见马馆长的时候,还和他开玩笑说我收房租来了。”

    给上博捐钱不久,当初商调了一枚钱币给上博的新疆博物馆馆长便去找汪馆长要丝绸之路的钱币。汪馆长推说这个事情得去找杜先生,可是新疆博物馆馆长不好意思向杜维善开口。听说此事的杜维善,那时手头刚好有三十多枚钱,他便让汪馆长转给新疆博物馆馆长,还特别嘱咐不要告知对方是自己给的。“为什么您不自己亲自出面呢?”“他是问汪馆长要的,不是问我要的,我呀,要把面子给汪馆长。”

    杜维善捐这些钱币的时候,又被朋友们称为“神经病”。虽然那天杜维善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之后我在沪上著名报人郑重先生的 《海上收藏世家》 一书中找到了答案。杜维善在给郑重的一封信中写道:“像我现在虽然身在异域,但心存故土,我认为我的收藏应该原封不动将来捐给上博,一方面物归原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后人利用我的收藏对我错误的地方作纠正研究。”这段话不仅流露出了杜维善浓浓的思乡之情,也表达了他对推动丝路钱币研究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真正的研究者的开放心态。

    情系故土

    采访杜维善,总是绕不开他的父亲杜月笙。杜维善笑呵呵地说:“是啊,以前可是大流氓,黑社会头子。”我们都纷纷感叹杜维善和他父亲长得像,他又幽默地和我们开起了玩笑,说:“我跟姜文说,你以后要拍杜月笙的电影,我来做主角,都不用化妆的。就是你要再给我找三个漂亮的太太。”

    杜家家教甚是严格。杜维善告诉我们,因为父亲自己没有读过书,所以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当时在苏州读中学的杜维善考试拿了第一名,父亲便问他要什么奖励。他说想要一部 《四库全书》,结果父亲就买了一整套来。“我很少和我父亲接触,吃饭吧,也不能和父亲坐在一个台子上面。一般都是他先吃,我们再吃,或者是他坐在前面吃,我们在下面吃。”在杜维善的记忆中,他仅有一次和父亲同桌吃饭的经历,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请他一同上桌吃的。“为什么呀? 您是不是有点儿怕您父亲呀?”我很难理解这么做的缘故。杜维善摆摆手道:“不是呀,这是我们的规矩,只有大哥大嫂可以坐,二哥什么的都轮不到。”

    有人说温哥华漫长的雨季可以把人憋出忧郁症,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这恰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杜先生不喜欢应酬,极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醉心于自己的研究,能够拜访他真的非常难得。其实那天不难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谈话当中总是伴着气喘和咳嗽。但他对我这个“小老乡”很是照顾———我的祖籍也是川沙。尽管有的问题可能回答过好几遍,有的问题稀奇古怪,他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这个“门外汉”也被他对古钱币的热爱深深感染了。

    我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董叔叔特别提醒我们,记得往书房的窗户看,因为杜先生习惯站在窗口和客人道别。我一转头,果然看到杜先生站在那边笑眯眯地向我们挥手。我也向他挥手,一直到车子转弯看不到那栋小洋房为止。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坐在思古楼,听杜先生悠然地讲他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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