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迪

    创新主体必须是多样性的，其利益相关者也是多元化的。此外，“协调”将成为重中之重。“协调”不是“管治”的概念，而是“治理”的概念，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均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生态自然趋向生态考量，生态考量则是基于环境的。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今天“双创”蓬勃发展势头更加明显，对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作用显著增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还需进一步发挥创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助推器”作用，及其激发民间投资的“催化剂”作用。

    如何实现创新、创业、创投三者的全面融合？日前成立的 “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创投（三创）研究中心”将以“扎根中国三创实践，构建中国三创理论，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使命，开展“三创”理论研究、建设“三创”基础数据库、发布 “三创指数”。在同日举行的“三创”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就创新、创业、创投三指数之间的协同联动、“三创”生态系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推动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学必须思考如何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重庆大学张宗益教授认为，“高校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同时，必须与企业、研究所以及其他创新主体深入合作”。如何推动与其他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是高校下一个阶段探索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企业由小到大、由大到强，中国经济实现了实质性的弯道超越。但与此同时，中国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依旧停留在简单的模仿追赶的阶段，尚未形成针对本国情境的中国理论，与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不相匹配。于是，把中国素材、中国情境开放给世界研究者，便成为了今天中国学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建教授表示，谈到创新创业，人们常常习惯于强调大学的教育使命，却忽略到了高校的科研功能。由高校来发布创新指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信力。

    不论对于哪个学科的研究，首要任务都是要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搞清楚。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认为，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把“科”、“技”捏一起的，而在实际讨论问题的时候，考虑的却基本上都是技术，忽视了科学。而在西方的文献中，创新都会被清晰地标注为“科学与技术创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中国的大发展必然伴随大投入，同时必然创造出服务业的大需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研究员表示，北京、上海以及众多省会城市纷纷把创新服务业当做产生城市经济增量的主要动力，而科技服务业服务内容的开展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正为各类创新主体增添新的力量、丰富新的内容，并因此倍受社会关注。

    我国现有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46个国家级高新区、30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4600余家众创空间，正在形成一套有限空间内具有服务功能的、结构趋于完整的、日趋成熟的新业态。用生态的方法、生态的理念来构建创新服务业态的尝试，具有中国特色，且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引起各方关注的创新案例。

    在硅谷，很多创新服务都是平台式供给的，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高。

    虚实结合可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挑战永远与机遇并存。人们在认识创新、创业、创投三个概念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对着挑战性问题与选题误区。

    虽然如今创新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语言，可谓人人都在谈创新，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创新概念引入中国的时候，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据王元介绍，“在原来的科委，也就是后来的科技部，很多同志并不接受‘创新’这个概念，更倾向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科技进步’”。上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论”，他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创新”概念本身就是具有生命力的，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也始终处在变化和演进之中，内容变得越发丰富，也越发复杂。

    此外，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科学技术、产业当做一个线性的过程，主张一项研究必然会转化为一项技术，而一项技术最终必然会转化为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今天，“中国创造”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是建国以来几代人厚积薄发的结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静得下心来”、“耐得住性子”依旧是创新之路的起点。

    科学技术创新不该有高下之分，不该唯原创最高级，认为消化吸收再创新则逊色许多，因为创新乃是创造财富和增加福祉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王元认为，尤其是投资人，不应过分推崇、甚至炒作“黑科技”、“硬科技”等概念。因为除了颠覆性创新，产业发育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活跃的边缘创新，我们不该低估这些不断发生的渐进式创新、离散式创新活动的重大价值。没有科技含量的创新也是创新，王元的观点是，当年正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成就了“华夏第一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这恰恰就是中国人创新的典型案例。

    对于创投，社会上也存在诸多误解。很多人认为，金融属于虚拟经济，不过是一群人在玩资本，并“诱惑”着一批企业脱实向虚。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则认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确切地说，虚实结合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在两者结合的一些环节上确实存在脱节的现象，这也恰恰是今天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技术，还是人才，离开了资本和金融的支持，围绕创新各个要素的组合是难以实现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加快实现创新型国家是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创新创业，从而形成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良好生态，是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指标体系构建，结构越简单越好

    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的相关创新、创业、创投指数多为单一指数，无法将三者有机结合，体现三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关系。另外，这些单一指数并不能够简单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单一指数无法对政策制定和引导市场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

    那么，创新、创业、创投指标该如何构建？

    李垣认为，打造创新、创业、创投指数的生态系统，将有助于塑造创新创业活动的外部环境。指标体系应当综合体现国家制度与宏观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资源与实力、经济成熟活跃度、金融市场与创投成熟活跃度、社会环境等，通过多维度数据源和算法模型得出，力求为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学者、教育工作者们提供全国范围内关于创新创业创投本质的多维特征。

    王元指出，切忌把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创新环境等几大类指标结构化，因为结构化势必导致机械化，导致诸项指标之间缺少相应的关联。与此同时，核心指标的确定尤为重要。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亦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指标。

    需要强调的是，构建创新体系的良好生态，“多元化”概念尤为重要。首先，创新主体必须是多样性的，其利益相关者也是多元化的。此外，“协调”将成为重中之重。“协调”不是“管治”的概念，而是“治理”的概念，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均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生态自然趋向于生态考量，生态考量则是基于环境的。

    刘琦岩则认为，指标体系构建，其结构越简单越好。中国的科技创新一直在解决技术引领与市场拉动的关系。展望未来，从量子卫星发射到载人航天再出发，从使用自主芯片的超级计算机称冠全球到中国企业技术介入5G标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攀升， 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势必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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