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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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诗与城市


    孙琴安

    现在的中国诗界很有意思,诗人都往城里跑。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诗社,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诗社更多,其中不少诗人都来自乡村。这与古代恰好相反。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诗人为寻一方安宁,会故意远离嚣闹的城市,来到清静的乡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从谢灵运、陶渊明,到王维、孟浩然,甚至是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无不如此。而现在的诗人则多喜麇集在城市,咖啡吧、小酒店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种现象当然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城市的繁荣与扩建,自然会吸引许多人的涌入,其中也包括诗人。由于诗人多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城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诗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诗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 《三言》 《二拍》 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幸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事,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而这正是诗人感到充满诗意、发挥想象、施展才华、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嚣热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觅。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觅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元代方回 《瀛奎律髓》、明人张之象 《唐诗类苑》 都是以题材分类来选诗的,特别是后者,对唐诗分类最细,从日、月、星、云、风、雷、雨、雪,到田野、园林、关隘、村庄、江河、湖海无所不包,但也无城市诗一项。

    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 《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 《帝京篇》 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发挥处过多,不如 《长安古意》 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 《望海潮》 (“东南形胜”) 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 《[南吕] 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词、曲中都有专写城市,以城市为题的作品,只可惜无人冠以“城市诗”的名目罢了。

    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自18世纪英国产生工业革命,波及到美、法、德诸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 《恶之花》 和 《巴黎的忧郁》 都是描写巴黎的,兰波则写了“我们走进光辉灿烂的城市”等诗,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也写了不少城市诗。至于美国的庞德、桑德堡等诗人的笔下,那就更多了,庞德的 《地铁车站》、桑德堡的 《雾》、《芝加哥》 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不过,城市的发展虽给诗歌带来了挑战,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激发了许多现代诗歌流派的诞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代诗歌的许多流派,多与城市有关,如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以及马拉美、兰波、魏尔伦后三大家,阿波里奈尔、雅各布的立体派,以及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派、现代派、后现代派、意象派等,都在城市中酝酿诞生,美国二十世纪的嚎叫派、荒诞派、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也都是城市的产物。这些流派的产生和对诗的试验,也许会对诗带来一些误区、弊端和弯路,客观上也提升了诗歌写作的难度,但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元素,开辟了更多的艺术表现的领域,给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不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粹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既然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那我认为:诗也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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